商务印书馆120年|张元济为何倾注《中华民族的人格》

傅国涌

2017-07-11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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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年、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年,商务印书馆近日推出张元济编著的《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别纪念版。
张元济是中国著名出版家,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运动被革职。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主持商务印书馆,以开明开放的胸襟广纳人才,使商务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出版于1937年的《中华民族的人格》象征了民族救亡的时代精神。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八位义士的故事,其中出自《左传》的有两篇,《战国策》有一篇,《史记》有五篇;分别为公孙杵臼(含程婴,出自《史记》),伍尚(出自《左传》),子路(出自《左传》),豫让(出自《史记》),聂政(含聂荣,出自《史记》),荆轲(含田光,樊於期,高渐离,出自《战国策》),田横(含二客,出自《史记》),贯高(出自《史记》)。这些人,或为忠信孝义的贞臣如公孙杵臼、武尚、子路、田横,或是知恩图报的刺客如豫让、聂政、荆轲、贯高。本文介绍了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背景。
《中华民族的人格》藏书票
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张元济首先想到的是给青少年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
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小册子,这是一代出版家张元济亲手编写的。当时,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上海也已在风雨飘摇之中,面对民族危机,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书生报国一支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给青少年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8篇故事包括《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上述九人,比如《荆轲》一篇就记录了田光、樊于期、荆轲、高渐离四个人的慷慨就死。张元济在《编书的本意》中指出:
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底,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还有一个原因。他在1937年9月应《大公报》胡政之的约稿写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现已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版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录”部分)中说:
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
他认为这是当时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培养“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认为敌人的炮声恰好震醒了我们。很显然,张元济之所以编写这本小册子,就带有对症下药的意图。他的这一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来堕落日甚。
所以他编撰此书不仅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转社会风气、抵抗人格堕落的宏愿在内。这两者往往是难以分开的。
二、张元济在书中选取了历史上十几位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的人物,倡导一种“浩然之气”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里所选择的十几个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他们的人格也是在他们的死亡中得到升华。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评”是全书的亮点,几句话就点出了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对父亲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禄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劝说、阻止因此都无效,他认为这是子路的“见义勇为”,所以子路才会“结缨而死”,那么的从容不迫;以报仇著名的豫让报仇有道,宁可舍易就难,显示出“正直的精神”;聂政之死乃是“士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荆轲刺秦王不成,千古流传,殉难者中田光为守信而死、樊于期为仗义而死、荆轲为尽职而死、高渐离为复仇而死,他们都是“虽死犹生”;当天下已定于一,田横英雄末路,虽也可不死,但他知“耻”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难,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耻”字;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重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因为“吾责已塞”。
三、张元济本人一直很看重此书,他认为: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曾无比感慨地在好几本《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记的。9月4日,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书前写下:
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张元济自己一直很看重这本小册子,早在1937年6月25日,他写信给住在庐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战决心的蒋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还送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信中说:
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
到1940年他还要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写信,“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直至1949年改天换地之后,他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开国盛典”,期间还不断地将这本书送人。仅从他日记中不完全的记录,就可以得知他曾先后将此书送给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人。
四、张元济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虽不能成为普遍的人格底线,但仍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何时都不敢忘怀的。早年他投身戊戌变法如此,主持商务印书馆、编印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如此。抗战八年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再迁重庆,而他则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进租界后,他也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为防止日伪势力渗入董事会,他托故不开股东大会,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业务苦苦支撑下来。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即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元济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却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一部二十五史从来都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专制压迫,我们并不是没有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义、毅然决然的选择。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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