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音乐节丨这一回，谭盾和杭盖玩起了“交响摇滚”

7月10日，谭盾的“交响摇滚”音乐会刚演完，很多人的朋友圈就被刷屏了。

在上交音乐厅举办的这场音乐会，阵容有点复杂——摇滚界的杭盖乐队、古典乐界的上海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谭盾的合力下，坐到了同一方舞台上。

谭盾这回想玩“交响摇滚”，讲究对话-对比，而不是伴奏-随行，更不是用交响乐伴奏摇滚歌曲。

比如，音乐会上的一些新作，有时是“欧洲巴洛克”与“摇滚”对话，有时是“原生态”与“现代都市”对话，有时是“毛利族”和“成吉思汗”对话。在上海首演的《上海·半导体》，更是“怀旧”与“未来”的失落对照。

不管怎么对话，反正观众兴奋了。

有的人嗨翻，从位子上蹦起来摇头晃脑；有的人懵了，在手机上急搜“杭盖”两个字怎么写；有的人热切地拍掌，连连感慨，这才是真正属于夏季的音乐，High到完全挪不开步子。

交响摇滚到底怎么玩？演出前，谭盾携杭盖乐队长伊立奇，和上海媒体聊了聊。

古典音乐需要“摇滚精神”

问：谭盾老师和杭盖合作的缘起是什么？

谭盾：杭盖是中国摇滚乐队的先锋。当下的中国、当下的世界特别注重精神和对话，这次我和杭盖来到上海交响乐团做交响摇滚，跟平常乐队的伴奏不一样，主要强调对比-对话，对比-对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融合得更好，如果融合得非常好，就是一个崭新的艺术形式。

很多乐团包括纽约爱乐、波士顿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都在做这种形式，最大的难点在于，交响和摇滚有自己的美学和传统，技术上的平衡、音响上的平衡、音场上的层次很难做好。我们也有很多次做不下去，但一直在持续，已经做了两三年，做到上海已经比较成熟了。现在两个乐队的音场相互独立，融合在一起又很融洽，我们在技术上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标志着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

这是技术上的，再一点是是艺术上的。如果只是摇滚伴交响或者交响伴摇滚，这样的形式不够刺激，很多人就会选择只听摇滚或者交响。但我们在音乐内容上是对比的、互动的，有时候你们会听到摇滚和巴洛克的对话，摇滚和瓦格纳的对话，摇滚和巴赫的对话。我们还有一首特别的歌《上海·半导体》，是怀旧和未来的对话，在怀旧的失落和感悟中引申出高昂和激昂。

杭盖极为专业，是中国唯一个从管理到组织都是“国际范”的摇滚乐团。它和交响乐团的合作，无论是态度还是职业化，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合作非常容易，换成别的摇滚乐团简直不敢设想，非常难得。

很多外国记者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交响摇滚，因为摇滚永远在和社会对话，永远在叫板，say no，触动了社会进步。交响乐常常是维护传统，是一种有着两三百年历史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但是交响乐队常常忘了一点，每一个艺术家和交响乐团的合作都是摇滚的精神，比如贝多芬，他永远在跟当代社会对话，在触动当代社会进步。过去几十年，交响乐队把自己关进了博物馆的笼子，只是玩传统和过去的经典，当代的声音和我们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贝多芬。

管弦乐队需要贝多芬的精神，凝集年轻的创造力，凝聚社会参与感。所以通过这次交响摇滚的合作，我们可以把杭盖的年轻人带到音乐厅来，同时让音乐厅里的观众喜欢杭盖。通过这种对比、跨界，可以把音乐教育做得更好，拓宽古典音乐，增加当代社会的参与感、触动感，这样交响乐团就不会问，“为什么我们的观众没有年轻化、大众化？”

每一个作曲家都拥有摇滚的精神，我们这次在世界音乐界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上海交响乐团和杭盖的合作产生“贝多芬效应”，和社会密切互动、和年轻人直接沟通，我们的精神环境、我们的环保环境，我们社会的急迫感、我们对未来的期盼，都包含在交响摇滚这样的合作形式中。

这种形式如果做得好的话，技术上成熟，音乐美学上老练，我们就可以真正提高管弦乐队的GDP，即年轻人的社会参与感。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提高管弦乐队的精神GDP，提高管弦乐队教育的GDP，让管弦乐队重新找到贝多芬的精神。

可以看角儿，也可以听指挥

问：交响和摇滚融合存在技术和音乐上的问题，你们在融合的这两年里有哪些碰撞？

伊立奇：杭盖的音乐是蒙古民谣和摇滚的结合，本身就有传统和现代结合的点。我们和交响结合，不是要互相伴奏，而是要对话，形成文化交流。在舞台上我们要合到一起，对我们来说最难适应的是，交响乐中指挥的概念。

谭盾：摇滚乐像昆曲和京剧，角儿怎么唱就要怎么跟。摇滚乐队排练周期很长，可以排练一两个月。交响乐团是看指挥，百来号人只有两天排练时间，所以我们要综合，有时候要听角儿的，有时候要看指挥。毕竟古典乐是所有音乐的基础。我们这次合作最大的创举，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可以看角儿也可以听指挥，是一种新形式。

我是了解杭盖的精神的，也了解摇滚乐的技巧，同时我也懂得古典乐的美学和技巧。所以最难的点是沟通摇滚乐和古典乐的技巧。衡量一个人的音乐才能是看耳朵和心灵，看耳朵和心灵有没有两点连成一线，而不是会钢琴还是会小提琴 。杭盖所有人都是有才能的。

交响要管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团队，但期间我们换了很多合作的乐队，从澳门交响乐队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这一次跑到上海，可以和上海交响乐团合得那么好，是整个团队的努力。

问：你说古典乐是所有音乐的基础，那么古典乐和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结合吗？

谭盾：应该是可以的，任何一个作曲家的出现都标志着一种新的时代、新的音乐形式。我现在特别想把家乡的东西做成国际主流，但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成的。

文化和古典乐的碰撞是一种化学反应，和我的知识、音乐才能都是有关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明创造。比如今晚的音乐会，物理上还是交响乐团和杭盖，但化学上，它是21世纪一个新的品种、新的品牌的诞生。再过十几年，也许这个平台就很成熟了，我们有新的音乐创作人，他们不仅熟悉古典，还了解摇滚、爵士。其实我们的社会早已是这样了，只是美学教育还跟不上而已。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杭盖是先锋，当然了，我也是先锋。其实还是技巧的问题，不是说你想跨就可以跨过去，需要很多实验，需要学习。

问：这次世界首演的《上海·半导体》是怎么来的？

伊立奇：上海产的半导体流行于六七十年代，非常民间化。那个时代草原刚接触到现代科技，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半导体。上海牌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牌子，可能是当时中国质量最好的半导体。通过半导体，草原上的人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

谭盾：过去一百年中国的现代文明大部分都是在上海产生的，从第一台缝纫机到第一辆自行车，从第一个半导体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个万吨巨轮，所有东西都和上海制造有关。上海制造到了乡村和草原，改变了我们的步伐、我们生活节奏，也改变了我们的梦想。那么从音乐美学上从音乐内容上，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于是我们新编了《上海·半导体》。

《上海·半导体》我们编了6稿，现在这一稿是最后一稿。编来编去，我们一直在表面纠结，这个是节奏还是那个是节奏。有一天我起早了，睡不着觉，我突然想，这不就是我们当代社会天天遇到的新与旧的反差吗？上海的三四十年代打开了东西文化的大门，为什么不把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摆在中间，直接放周旋、白光？通过周旋、白光和交响乐队、杭盖的融合，像蘑菇菌一样演化为21世纪的草原、21世纪的杭盖、21世纪的上海。

你听《上海·半导体》你会感动的，它给世界的启迪是，我们所有的传统都去了哪里？我们都已经不是传统的人了，都面临着世界的全线革新。

《上海·半导体》由杭盖来诠释，和巴赫、贝多芬一样，是一种对社会深刻的阐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时差中间，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对你们来说，就是看两个时代的对话，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人类成熟的步伐。

问：未来有没有更新鲜的玩法？

谭盾：杭盖是中国最国际化的乐团，他们带着中国的声音，带着生态的热情，走遍了全球。我们可以让西方和东方合作，让传统继续引领潮流，让摇滚更艺术，让艺术的古典乐充满节奏。

北京有很多交响乐团，交响乐团已经不是西方的了，它们都要有中国的声音，要走出去。过去我们的交响乐团出国总是跟着别人跑，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交响和摇滚的合作其实带来了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一种新形式，这个形式无论是压抑还是希望，无论是充满了对比叫板还是梦幻，都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以后中国的交响乐团走访国外，我们就有新的品种了，我们可以用中国最当代的声音，用极为完美的技术方式、创作方式向全世界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广阔前景，我们要拿出原创和别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