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③|九旬老八路吴湘聚:少时熟读斯诺作品,向往延安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2017-07-12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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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95岁八路军吴湘聚。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供图
口述人:吴湘聚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王喜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9月26日
采访地点:安徽工业大学教师家属区
整理人:肖晓飞
一、熟读斯诺向往延安
我叫吴湘聚,1922年3月30日生于河南濮阳。老家在濮阳别驾寨村,意思是老百姓曾在此地与前来巡游的皇帝告别。我是地主家庭出身,爷爷是大地主,家里有一千多亩地。父亲叫吴凌图,兄弟三人,三兄弟分家后,每人三百亩地,就变成中小地主。老家在冀鲁豫交界处,土匪活动较多,别驾寨村待不下去,就搬到濮阳城中,我生在濮阳城。当时濮阳不归河南省管,而是河北管。
家中五个孩子,其中兄弟三人,我排老四,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吴湘丁和我一样,投奔的延安,后来在辽宁师范大学工作,已经去世。二哥吴相焱1937年在许昌时不愿意去延安,到淅川继续读书,毕业以后考上黄埔军校,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1989年、1992年回来过两次。我离开濮阳六十多年,后来只回去过一次,待了一天,老家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13岁以前的我一直生活在濮阳,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包括六年的小学时光。6岁开始上学,学校叫濮阳县立第一模范小学。后来我才知道一年级班主任是老地下党,叫刘晏春,他上的是中央党校,后来在大后方延安遇上。1949年我在芜湖时候,我的父母曾找到他,他当时是平原省委组织部长,父母通过他得知我在芜湖,他把我父母送到芜湖来,这样我才和父母重聚。
1933年小学毕业考初中,一般的县城没有中学,濮阳县较大,自己有财力,设有一个初中,但质量不高,因此我就不愿意在濮阳上中学,跑到河北省省会保定——那里有好几所好的中学。
我上的叫育德中学,是个私立中学,在保定可以说是一流中学,在华北也很有名。河北、河南的学生很多,还有湖北来的学生,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两点:一是教学质量好,它的毕业生报考北大、清华,录取率是百分之六十,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二是学校有特殊政治背景,所谓“特殊”,是因为它由革命党同盟会创办。
1905年同盟会为了推动华北地区的活动,决定在保定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孙中山和黄兴就商量办一个学校来掩盖革命活动。育德中学拥有这样历史背景,是其他学校很难比的。育德中学校长叫郝仲青,是个老同盟会员,我去的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老校长。学校人很多,设有三大处:训育处、教育处、后勤处。训育处主任叫李涤支,是个书法家,保定很多商店招牌都是他题写。我于1933年考入育德中学,一直读到1935年,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学校三十周年。学校为此还专门编了个材料讲述学校的历史,我这才知道学校的情况。
育德中学是私立学校,地下党成员较多,是活动中心。我在学校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受到的影响很大,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另外,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是河北党组织的头儿,他在高一年级组织了一个历史研究会——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在延安遇到这个老师,他做了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中国,保定很快失守,育德中学由于特殊历史背景选择内迁——作为华北唯一内迁的中学,迁到河南漯河。七七事变发生时正值暑假,我已经放假在家,心想完了,这以后上不成学了。等到8月底,接到通知说学校内迁漯河,9月开学。我就赶到漯河继续上学。可是不久坏消息再度传来,家乡濮阳也被日本人占领,这么一来经济来源断了,学上不下去了。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对华北沦陷区的学生还是很注意的,在许昌设立一个办事处,专门收容华北沦陷区学生,准备集中搬迁到河南、四川交界处的淅川,在那里办一个国立联合中学,包吃包住,不要学费,专门解决沦陷区没有依靠学生的问题。在没有集中搬迁以前,我们都住在一个大庙里,这一批学生中各种思潮都有。有的就等着安心到淅川去上学,这是多数。有的就说现在战争爆发,学上不下去,要直接参加抗战。要直接参加抗战学生中又有不同想法,有人认为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是正统,要参军就考到黄埔学校去;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要到延安去。我则属于后者。我的二哥则在此时去淅川读书,毕业后考取了黄埔军校。
到延安去很不容易,那时候延安还不那么开放,一般没有关系进不去。既然没有条件,我就想着用迂回的办法。当时阎锡山跟我们党关系还可以,阎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老总和卫立煌是副司令长官。延安、黄埔、阎锡山都要争取进步青年。阎锡山就在山西临汾仿照延安创立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聘请了很多有名教授,如史良、李公朴。对外宣传是和八路军合作,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
它在郑州也设立一个招生处,郑州和许昌很近,我就抱着能不能和八路军接触的想法,到郑州报考了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很多人一起报考,由于人太多,临汾容不下,在运城设立了第三分校,学习了两个月。后来敌人进攻晋南,临汾、运城失守,学校转移到黄河边上的河津县。本来想在河津办下去,但日军很快追到河津县。所以紧接着就连夜爬龙门山,早晨到达山顶。民族大学的头儿说:“我不懂军事,现在没有办法,你们各走各的逃生吧!”我们同学中有四五人比较相好的,结伴顺着黄河往北走,走到吉县。
这时阎锡山也退到吉县,他想把学校重新办起来。他给我们上过一次课,正上课时,卫立煌从前线回来了,我们同学就欢迎卫立煌讲话。卫立煌不肯,说:“我不会讲话,不会讲话。”阎锡山操着山西口音说:“跟他们讲几句,讲几句。”他毫无准备,只好说:“同学们,我不会讲话,情况紧急,散了吧!”这是1937年11月左右的事。本来是要从这儿过河,阎锡山先过去,民族革命大学学生后渡河。只有一条船,先渡女生,后渡男生,女生刚过完,阎锡山在前线的溃军下来了,在河边机枪一架,说你们谁也不许上船。男生就没办法上船了,这时武汉有个同学站出来(名字已忘),他曾经游过长江,他说我渡过去,牵根绳子拉你们。结果黄河的水和长江不一样,11月已经结冰,跳进去后,很快人就没了。过黄河的希望是没有了,就漫无目的地走,往北走到一个渡口,碰到八路军的一只船。我们和他们商量,希望能帮忙渡河,在八路军帮助下渡过黄河。
渡河后我们到达陕西宜川县,阎锡山总部设在宜川县,民族革命大学在此复校。当时照我的设想是去延安,但是同行的几个人说吃不了那么多苦,不想再辛苦,到了宜川民族革命大学就停下来。我们在宜川又学习了一段时间。
后来感觉学校实在不像个样子,没有希望,我们五六个人开小差,步行到韩城,接着步行到西安。那时没有粮食,沿途要饭吃,到老百姓家要着吃,过了黄河以后进入边区,边区老百姓对我们很好。此时我的大哥吴湘丁在安吴堡,他联系上我,找我参加革命。终于,经过诸多曲折,吃尽各种苦头,1938年5月我到达离西安四十多公里的安吴堡。
二、从安吴堡到抗大
安吴堡有个党中央办的青年训练班,简称“安吴堡青训班”。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斌,副主任是胡乔木。两个重要的骨干分别是刘瑞龙和张琴秋,刘瑞龙是刘延东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张琴秋是有名的红军妇女团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这四个人是安吴堡青训班的管理人员。
说是青训班,教育质量很高,因为上课的老师水平很高。主要课程是胡乔木讲,革命历史由刘瑞龙讲。在安吴堡主要还讲了很多当时的抗日政策,例如《论持久战》就是刘瑞龙讲授。由于冯文炳是兼任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延安和安吴堡两头跑,真正主持工作的是胡乔木。我在上中学时候就知道胡乔木这个人,因为一二·九运动,知道他是北京学生运动领袖,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干部。
在安吴堡的两个月,生活待遇还不错。当时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还比较不错,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大米不往延安送,在安吴堡就吃了。到安吴堡前穿着还是阎锡山发的棉衣,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没办法,我在西安的中国银行把家里的金戒指卖掉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衣服只有这一件,没得换,每逢礼拜天到附近河里洗澡,去的时候先洗衣服,衣服晾在沙滩上,再洗澡,等衣服干了再穿。安吴堡120多人年龄参差不齐,大一点的三十来岁,小的就像我这样的,十五六岁,也有的还当过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其中大约有十几个女生,那时大家都比较老实,虽有女生,也没有恋爱的现象。
我是5月底到的,6月1日开学,这里是短期训练班,每一期一个月,我学了两个月,因为到7月1日结束时学校选了一部分学生留校继续培养,我于是又学了一期,于7月底毕业。毕业后经过筛选,选了一百二十多人组成一个连队,输送到延安进修。从安吴堡到延安的路上常有国民党设卡,还有土匪出没,常出事故,为了应付这个,所以组织一个连集体行动。我在青训班里是个活跃分子,所以内部选举时当了排长。连队于8月1日动身,8月10日到达延安,路上走了整十天。我们一个连队打着旗号,路上比较顺利,没有什么意外。唯独赶路吃苦,每天早晨七点多出发,十一点多休息,跳到河里洗个澡,随便找个庙睡午觉,下午再赶路。
到了延安,我们这批人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就是“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抗大开学典礼由毛主席讲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到延安学什么?三个内容——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延安你们就学习这三点。”罗瑞卿是教务长,讲话最多。林彪虽是校长,但不大讲话,他的湖北口音很重。
在抗大生活很丰富,有时抗大和陕北公学篮球比赛,毛主席也来看。正比赛时,毛主席来了,罗瑞卿赶紧上去敬礼。大家则继续打比赛,很随便。江青那时也出来散步,我们也看见过。抗大伙食的就不如安吴堡了,吃小米,还有萝卜、山药蛋,大锅煮熟,白菜都吃不上。当时规定三钱油,三钱盐,比较艰苦。抗大发军装,灰色布料子,和八路军军服一样,领章上有“抗大”二字。
抗大的老师都是名教授,像徐懋庸、何思进等。徐懋庸过去是上海左翼的首领,和鲁迅打过官司,给我们讲哲学和社会科学。何思进是中山大学的老教授,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在抗大的三个多月,我接受了很多教授的教育。
抗大里男生一个大队,女生一个大队,各自分开管理,也不准谈恋爱。(19)40年代以后,要求结婚的青年干部比较多,开始流传“二八七团”说法,后来改为“二八五团”,即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能结婚。这是部队的规定,地方干部不管。有没有文件则不清楚。
1938年11月初,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开始采取对国民党诱降政策,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日军开始轰炸延安,延安于是疏散抗大学生,我们这个连队被送到瓦窑堡。从延安到瓦窑堡的途中还曾路过黄帝陵,我们在黄帝陵参观了一下。
我们在延安叫做抗大第四大队,瓦窑堡有个抗大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就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一大队政委叫胡耀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耀邦。大队学生每天早上出早操,政委都要跟着出操,胡耀邦那时看起来很活跃,还给我讲过课。
在瓦窑堡呆了两个多月,中央这时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六中全会对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怎么办作了布局,党中央的决策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落实这个任务,中央决定抗大建立两个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是八路军总部所在,二分校在晋察冀灵寿县一个叫陈庄的村庄,就是聂荣臻领导的根据地。我被编入二分校进入晋察冀。晋察冀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冀西地区,一个是冀东地区,冀西地区大约三十多个县,冀东地区七十多个县。当时叫晋察冀中央局,开始时叫中央分局,分局的书记是彭真,司令员是聂荣臻。
三、地主之子参加农会
二分校一个大队共五个连,一个连有120多人,五个连600多人。大队长詹才芳,曾是红四方面军军长,政委李忠权,参加过长征。1938年12月底,我们在詹才芳、李忠权带领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元旦那天刚过黄河,在一个叫兔儿湾的村庄过的元旦。路上很顺利,只在过同蒲路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连夜跑了八十多里路,敌人开了机枪,但没敢出来。
从瓦窑堡到晋察冀走了四十多天,一路背着行李步行,那年我16岁,这次长途步行是对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的考验。1939年2月到达晋察冀,继续学习了三个月,5月份在抗大二分校毕业。这里比延安又差了一些,教师和生活两面都是。吃的是小米,夏季发的是晋察冀的绿军装。和延安相比,晋察冀没有那么多优秀老师,但是讲的内容更加实用,更贴近战斗实际情况。抗大由军委所办,大部分毕业生都安排到部队工作。当时晋察冀正在发展根据地,彭真说地方上急需干部,和抗大二分校商量给他一部分学生,我们五个连的学生筛选了一百二十多人交给北方分局,做地方工作,我也在其中。
到地方工作需要先培训,晋察冀办了一个党校,属于北方分局领导,我就在这个党校继续学习,党校校长由彭真兼任,教务主任周荣鑫。9月份结束学习,进入工作生涯。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被分到了晋察冀边区农会工作。
那时候群众运动有四大团体: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即工、农、妇、青四个协会,统称“民运四大会”。因为面对农村,所以以农会工作为主,农会主任是四大团体的实际首领,也是晋察冀的省委委员。我在农会第一年是做宣传部的干事,第二年农会开代表大会,被选为委员,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会宣传部工作。抗战时期为了团结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再没收地主土地,把苏区时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不动地主的土地产权,并在原有基础上减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原先交租水平是地主和佃农对半分,二五减租以后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也叫“三七五交租”,即交给地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农民过去受压迫很厉害,收成和地主对半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否则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所以大力推行减租减息。边区有边区的农会,分区(地委)、县委、区、村都有农会,没有乡。村的农会主任由农民选举产生,几位候选人站在主席台前,背后放只桶,由老百姓投豆子,谁的豆子多就选举谁,由老百姓选举出他们最信任的人,因为这些人是直接关系到农民自己利益的人。区及区以上的农会领导任命的多,边区农会领导则由分区代表选举。
农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其次是发动农民支援战争,如抬担架,送公粮,再就是动员青年参军,但比例很小。
我做农会工作,主要就是干这个,鼓励农民支援前线,发动农民和地主作斗争,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抗战时期我们对地主一般要做宣传工作,团结地主,拉着地主抗战。同他们讲清道理,为了抗战就要让农民支援战争,那么就得改善农民生活,否则调动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减租减息。在那种情况下,地主也只能随大流,不敢对抗。
这中间经历了几次日军大扫荡,日军的扫荡,烧杀很厉害,如“天地合围”。我们的人一般都是事先得到消息,躲到山沟里去,留下一个空房子,日军来了什么也得不到。房子被烧以后,我们重新搭草房子。一般在秋收以后下来扫荡,奔着抢粮而来。偶尔夏季来一次。有时候被包围起来,倒霉的确实像电影上放的,就被日军杀害了。日军兵力不足,不可能对我们有大动作。在晋察冀属于敌后,平常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办公室里开会、写文章,都很安定。所以晋察冀成为第一个敌后模范根据地,1942年彭真到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亲自听,觉得很好,夸赞是模范根据地。
抗战后期,美军延安观察组派了七八个人到晋察冀,我见过他们几次。1945年我们召开晋察冀群英会,就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聚在一起,观察组的人也来参加群英会,但没有发言。
1942年9月,由于李鼎铭提出建议,中央决定“精兵简政”。按这个要求,四大群众团体要缩编,合并成一个“抗日联合救国会”,下设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精简下来的人去加强基层。精兵简政时期,本来干部就不多,比如妇救会就两三个人,再精简也就一两个,到区里或者村里做委员或支部书记,不存在失业问题。精兵简政主要是加强基层,中层干部到基层去。我被任命为河北易县县委民运部长,离开农会到了地方,以后在地方一直干到1946年。1944年整个边区由于扩大进行重新划分,晋察冀下分四个省级行政区:冀晋区、冀中区、冀察区、冀热辽区,又把我调到边区地方,做边区“抗联”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一直到日本投降。
四、解放战争中的土改
日本投降以后,中央决定由我们进入张家口,最初打算进入北平,后来因为美国和蒋介石的阻挠未成。晋察冀的领导机关进入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也进入张家口,书记由聂荣臻兼任,副书记为刘澜涛和程子华,组织部长是李葆华,宣传部长是胡锡奎。张家口是我们占领的唯一近代化的城市,城市不大,人口只有14万,但中央很重视。我在家张口工作了一年,是农会主任。张家口城市人口不多,有大批的郊区,农民不少,而且属于中央局,故而干部配得多。
就是在张家口,中央对土地问题作出了一个重要指示,叫“五四指示”,要求把原来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五四指示是个土地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央让张家口做试点。张家口的市委书记叫刘秀峰,他让我搞一个点专门试水没收地主土地怎么搞,那时讲比较缓和,不要搞得太激烈,把地主多余土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不是全部没收平均分配。试完以后再全面推广。我试点的那个村庄叫宁远堡。“多余”的标准不一,贫富农村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能够维持地主的基本生活的土地保留,其余都拿出来。比方说有的中小地主有一二百亩的地,给他留个二三十亩地,剩下的交出来。地主的态度比较顺从,有的地主在我们刚一宣传时就把地契文书拿出来,交给农会处理,或者烧掉。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年,后来傅作义偷袭张家口。我们起初把重点放在北平这个方向,认为北平是敌人重要据点,进攻张家口肯定从北平来,忽略了西面的据点。傅作义从绥远经过草原压到张北,离张家口大约二三十公里时我们才察觉,开始以为是小股敌人骚扰,后来发现不对,是主力敌人。国民党于1946年10月9日、10日两天连续轰炸张家口,第一天轰炸以后,市里断电,我们有点紧张,不过很快又修好恢复了。第二天又轰炸,电又断了,我们以为还会很快恢复,就安心睡大觉了。农会设在郊区,电话都不通,夜里我都睡下了,突然晋察冀日报社专门派人来通知我,说:“快起来快起来!”
“怎么了?”
“快走快走!敌人已经接近张家口了,赶快撤退!”
就这样什么都没敢带,也来不及带,我骑了脚踏车就跑。
撤出张家口之后,我被转移到平北地区,北平的郊区当时有个地委叫平北地委,就是北平郊区五个县:昌平、顺义、密云、延庆、滦城。傅作义占据北平,离北平二十公里外则属于我们。高丽营、小汤山是他占领,小汤山五华里之外就是我们。顺义县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就是秦城村庄。我是平北地委的民运部副部长,兼任农会会长,在顺义县离小汤山十来里路的稷山营小村庄搞土改试点。地主这时候已经比较老实,我们主要是宣传政策,发动农民起来,地主也不对抗。
1949年1月份,我们第二次解放张家口,我又被调到张家口,这次是去做区委书记,张家口下边八个区,我是八区区委书记。不到两个月,中央准备要过江,组织一批干部准备渡江战役,开辟新地区,给晋察冀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省的机构,省委、省政府。下面五个地委,每个地委五个县委,包括党政军民全套班子。马鞍山原来的市委书记刘连民是七区区委书记,加上一区、四区书记,共四个区委书记跟随大军一道南下,当时叫南下区党委。区党委书记牛树才,副书记马天水。区党委班子组织好以后,先在北京呆了两天,接着组织大家到河北正定学习,学习新的政策,就是渡江以后我们怎么工作。学习了两个月。4月初登车南下,坐火车先到蚌埠,火车速度不正常,一天才走好几十公里,好几天才到蚌埠。从蚌埠下车,转到合肥。几天以后准备接收皖南地区,即池州、宣城、黄山一带,我们区党委改名皖南区党委。此后和华东局接上头,归华东局领导。区党委到达屯溪以后驻扎下来,两个月后的8月,决定搬到芜湖。芜湖起初不归皖南管,而是归南京管,后来又划回来归皖南管理。此时的我是区党委宣传部下面的教育处处长,宣传部的部门还有宣传处、文艺处等部门。
五、转战工业阵地
在区党委工作一年多,1951年我被送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党校在苏州,学习结束以后,年底分配到上海。在上海工作十年,主要是在工厂,十年里先后在四个工厂工作:上钢一厂当厂长,上钢五厂当书记,上钢三厂书记,上海冶金局副书记。1961年年底调到北京冶金部。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是靠苏联支援的,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停止支援,那么我们就自己搞,搞军工生产需要建立机构,因为军工需要的钢材和普通钢材不一样,有特殊要求,比如飞机的发动机。所以冶金部成立了军工办公室,专门研究军工需要的钢材,我在这个办公室当副主任。
“文革”爆发以后,我被下放到冶金部五七干校,干校设在云南蒙自。我是1969年年底去的,在那里劳动改造。给我的任务就是喂马,我们两个老头喂四十匹马,一匹马一天十斤草,五斤料,四十匹马四百斤,草要铡好。马无夜草不肥,晚上十二点还得再喂一次,每天就做这个。本来“文革”时期是冻结党的生活,一年以后,认为我表现还好,经过整党,恢复党的生活,把我选为支部书记。没过几天,冶金部需要人。重庆钢铁公司是个大企业,一纸调令把我调到重庆钢铁公司任书记兼经理,在重庆一直干到1975年。
1975年以后我又回冶金部工作,到马鞍山来“蹲点”,发现马鞍山有一些问题,回去反映给上面。最后中央决定把原来的省委书记调走,派万里来。万里来之前知道我在这里“蹲点”,我们到他家里汇报了半天工作,汇报安徽情况到底怎么样。就这样我跟万里一块又到了安徽,这是1977年的事情。工作组结束了,冶金部就决定创办安工大,冶金部在华北、东北、西南都有大学,唯独华东地区没有大学,所以在马鞍山创办一个大学。指定我到这里来,创办马鞍山钢铁学院,后来改为华东冶金学院,我是书记兼任校长,从1977年到1984年结束。
责任编辑:蒋晨锐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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