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关注上海杨浦“绣花”管理新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治理

王烨捷/中国青年报

2017-07-12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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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有100元,那么,它很有可能要花其中的70元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但在上海,一种新型的、更有效的方法被开拓了出来——地方政府从100元收入中拿出20元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再花35元用来解决问题,最终,在处理社会矛盾的问题上,总共只花了55元。
不仅成本降低了,在专业社会组织、社工提供的服务中,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2013年以来,上海市杨浦区用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逐年增长,到2016年,该区已累计投入1.5亿元购买专业服务,内容涵盖养老、助残、亲子、矛盾调处、节能环保、社区营造等。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与传统的“政府办”社区文化中心注重硬件条件、为居民提供活动场地和培训服务等相比,由社会组织托管的“睦邻中心”更有“温度”——它的场地可能小一些,但活动丰富、人气极高,以“居民自治”为最大特点。
杨浦区是上海中心城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难管理的一个区域,工人新村集聚、老式商品房集聚、高端人口新城区集聚。未来,在杨浦区60.61平方公里土地上,计划每平方公里建设一间睦邻中心,像“绣花”一样探索有温度的大城市管理新模式。
旧城拆迁,政府邀请律师社团全程参与
厉明是上海思维乐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合伙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公义房屋征收法律服务中心(一家NGO组织,以下简称“公义”)的负责人。法律服务中心的名称,来源于“公平、正义”,谐音“公益”。在房屋拆迁这个问题上,厉明坚持认为,有了公平正义,才能谈其他。
在整个杨浦区,有20多项重大工程和旧城改造项目,都出现了“公义”的身影。8年来,“公义”为征收部门、征收事务所和被征收居民提供公益法律咨询1.4万余次,调解各类矛盾650多起,开展法制宣讲会28场。
动拆迁项目的调解工作,即便对专业律师而言,也难度极大。普通的经济纠纷、民事案件,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由法官作出判决。但在动拆迁工作中,律师志愿者往往就要充当那个负责调解的“法官”角色。
“有时候我也吃不消,就一家人,我一个有20多年经验的老律师,要调解几个星期,磨破嘴皮,还是搞不定。”厉明说,很多时候,就连他都不得不把个别拆迁户转介给其他律师志愿者,“这比打官司复杂多了。”
律师志愿者谢东,在上海律师界被戏称为“拆迁老娘舅”。实际上,大多数时候,这名每小时服务费高达数千元的著名律师,都在义务为拆迁家庭调解家庭矛盾,以促成他们合理、合法地争取权益。
83岁高龄的黄老伯家有子女7人,家里的老房子析产时只办理了3份产权证,分别登记在住在老屋里的3个儿子名下。即将拆迁之际,另外4个子女不干了,老人内心也过意不去,家里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眼看着“拆迁酝酿期”的奖励期限就要截止,如不能及时签约,将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于是,黄老伯向拆迁法律服务窗口的谢东律师寻求帮助。
周末两个整天,冒着酷暑,谢东驱车20多公里赶到杨浦区爱国二村居委会,为老人一家主持了两次正式的“家庭会议”。他耐心细致地解释各个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拆迁政策,同时还为老人一家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供参考,最终帮助老人一家在奖励期内顺利地与动迁公司签约。
“共有产权中,各方共有产权人都有权主张自己的利益,坐下来平等协商从而达到共赢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若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则需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和诉讼费、律师费等,最终全家利益受损。”谢东的调解秘诀是,坚持“分享不分家”。
据悉,按照上海动拆迁相关规定,一个地块只要达到80%以上的签约比例就可以正式启动拆迁工作,杨浦一般将签约比例的要求提高到85%~90%,在一些特殊地块,杨浦甚至提出过100%签约后再动工程的要求。在这背后离不开作为第三方机构的社会组织的参与。
老旧小区居民如何实现“自治”
73岁的老人黄胜勤,现在每周至少有3天待在平凉路街道的“睦邻中心”——一天负责“80分沙龙”活动的组织,一天参加唱歌活动,还有一天在屋顶社区花园负责管理自己小组种植的花草。
黄胜勤是平凉路街道的一名骨干居民志愿者。他建立的各种微信群,每天通知生活在各个小区的志愿者到各个区域值班。红袖章一套,红马甲一穿,大家摇身一变,成了参与小区自治的志愿者。
屋顶花园是由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负责建设的。今年3月,刚刚应邀接手时,这里的屋顶天台还处在“废弃”状态。“从设计,到布置,再到种植指导,我们全程负责。”四叶草堂理事魏闽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屋顶“搞起来”,之后的维护和活动,则交由居民“自治”管理。
黄胜勤主动担纲了小花园的管理工作。他认真地给每一种植物拍摄照片,再拿着照片到图书馆查找植物资料。“这样,小朋友们和其他居民上来询问时,我能回答得专业些。”老黄介绍,目前社区里像他一样参与自治的志愿者共有27人,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块。
在控江路街道,辖区内的业委会代表、物业公司代表、居委会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代表组成了一支113人的队伍,名叫“控江路街道住宅小区物业综合管理工作者协会”。这个居民自治协会,专门负责“啃社区里的硬骨头”。在该协会的协调下,一些困扰社区多少年的难题得到解决。
比如,控江路1200弄小区是公房住宅小区,多年来,一直没有安装门房道闸和安防监控系统。小区业主多次就停车、安全管理等问题向业委会投诉,社区矛盾突出。
今年3月底,业委会主任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该协会寻求帮助。经该协会各个层级代表协调,4月初,业委会与物业就道闸安装和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达成协议。目前,该小区安防监控设施已投入使用。
该协会工作人员朱小珍介绍,协会不仅解决突发个案问题,还能帮助一些小区解决“制度设计”难题。比如,协会曾帮助向来缺乏互信的商品房住宅小区设计过“三制度一承诺”,针对业委会运行过程中存在物业管理信息不公开、专项维修资金运作不规范、资金运作不透明等问题,试行物业管理信息公开制度、业委会自律制度、业委会责任追究制度和业委会成员自律承诺。有效缓解了社区矛盾。
“服务”只是最浅层次的“社区营造”
今年,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在调研中发现,杨浦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模式已经突破了“服务”范畴。“政府与社会组织签约,不是单纯说你要服务多少人群、一年办多少场活动,而是说你要帮我在这个社区培育出多少社区骨干来。”徐中振在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与延吉街道签订的“睦邻中心”托管协议中发现了这个“特殊条款”,“好的机制是‘服务+治理’,而不是纯服务”。
徐中振看到,在延吉街道,有的居民参加了几次健康养生讲座后,被组织起来参与健康讨论,并推选出几名健康大使,健康大使又牵头成立了高血压俱乐部、糖尿病沙龙等组织,经常交流防治经验。出乎专家想象的是,延吉街道的高血压俱乐部、糖尿病沙龙现在又开始关注社区停车难、宠物饲养矛盾等社区问题,并在尝试拿出具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发现,难能可贵。不是单纯的给多少钱、组织多少场活动,那种太浅层次了。”徐中振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杨浦区的做法已经接近更加高层次的社区营造。
比如,杨浦区在2015年成立了上海市首家非公募性质的江浦社区基金会,之后又成立了上海市资金规模最大的社区公益基金会——延吉社区基金会。该基金会的首批捐赠单位为延吉街道内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基金被用来解决一些迫切的社区难题。
前不久,原本处于“三不管”地带的控江西三村122弄居民终于通过“向基金会打报告”的方式,成功改善了年久失修的楼道的“脏乱差”问题。
122弄居民黄月华带头,发起了“我的楼道我做主”项目,一方面向基金会申请改造经费,另一方面把原本对社区不管不顾的居民团结起来,要求40多名居民全都参与楼道环境清理工作,志愿者骨干负责进行“全弄宣传”。
如今,122弄不仅楼道环境改善了,全弄54户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最近,他们打算组织一次关爱老人的新行动。
据悉,今年杨浦全区12个街道、镇都将实现社区基金会建设全覆盖,注册资金总量将达到2705万元。
上海曾在2014年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市委“一号课题”。近年来,上海特别要求街道不再搞“招商引资”,而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特大型城市社区治理上。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报告特别提到“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象征着上海这座特大城市在探索解决城市管理难题的进程中,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控人”层面,而开始把“城市温度”提上日程。
(原题为《上海杨浦:社会组织全面参与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张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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