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陆谷孙 | 他说学好外语是为了做一个好的中国人

2017年7月28日是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他一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并主编了《英汉大词典》。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回忆了陆老的往事点滴，以及陆老在为人处世等方面给予晚辈的启迪意义。

2001年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工作以前，我并不认识陆老师。不过却也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了陆老师的许多故事。都说陆老师极其聪慧、文字功夫了得，而且非常洒脱。后来陆老师曾开了一个博客，叫“轻舟已过万重山”，取名轻舟，大概也是表示两岸猿声啼不住，自己能无羁无绊、洒脱来去的意思吧。说“已过万重山”，也许他想告诉人们，他是经过大风大浪折腾的人，有如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能奈我何？

我是学英语的，对中国古典文化一知半解。尽管如此，可能染了点美国人莫名自信的习性，时不时地会对中国古典文化不知深浅地点评几句。我总以为，中国传统文人从来就没有洒脱过。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人偶尔流露出些洒脱，也是因为匡时济世的抱负无法施展而无奈地躲到洒脱里去自慰的缘故。要施展抱负，基本也就去做官了。就是庄子，其实也一点不逍遥。如果不是因为不满，感觉他绝不会苦涩地暗喻自己是臭椿，“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来复旦以前，我一直相信陆老师会如传言那样洒脱，这是因为他应该深受英语文化的影响。他一定不会像李白那样发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感叹。李白所谓的“必有用”也多半是怀才而期待垂青，说白了，有用也就是效力。汉语有句话说得极好，尽犬马之劳。这应该是与个人主义色彩浓烈的英语文化格格不入的。

但是，来到复旦以后才发现，学贯中西的他却原来是一个更有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学者。偶尔的聊天很少涉及个人的事情。他真是有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这从他留给复旦外院的院训里有充分的体现：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他好像在说，学好外语不是为了个人的前程腾达，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来到复旦后第一次听到这话，很不以为然，私心觉得，这话有点讨巧、媚俗。

慢慢地从陆老师的文字和话语中开始理解，他所言的做好中国人与传统士大夫的忧国忧民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他不太讨论亡国亡天下的事情。顾炎武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陆老师很少从国家或天下的角度看问题。他家国情怀所关注的不完全是国家的强大和家庭的富裕，或顾炎武所谓的“保天下”，他考虑更多的是人。他想的更多的是：国家或天下应该怎样地让人能体面和尊严地自由生活。大胆地过度地阐释一下，也许陆老师不会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会说，人性压抑，匹夫有责。正因为他是从人的视角看国家或天下、看所谓的“用”，他所表现的洒脱并没有陶渊明那种酸楚，后者因为没得官做，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虽然陆老师做过一轮系主任，还做过一届院长，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不情愿做官的。

他老是说自己是一个教书匠，这话还是很有深意的。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他的话可能多少也反映出了陆老师的心思：“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于陆老师，这可能就是当推教书以启智了。他说自己最能接受的称谓就是“外语老师”，他在多种场合强调跨语际情景中望文生义或误读强读的问题。作为词典学家，他比谁都清楚，词脉壅塞后所可能导致的思想混乱。思想从具体的语词开始；独立的丧失是盲从词义操控的结果；遗忘往往与词语的情感意义被时光消磨有关。

陆老师健在时，学院寒假前都会找个机会请陆老师吃饭聊天。我生性懒散，非常不喜欢拜访串门，而陆老师除了上课，来学院的次数不多，所以十几年来我们一起好好聊天竟然也没几次。这一年一度的吃饭便成了我们敞开聊天的难得机会。虽然我平时多语，这个时候一般都不太说话，主要是听陆老师聊。

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年来，每次吃饭不管开始是什么海阔天空的话题，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内容：“文革”时期复旦人的众生相。陆老师回忆得非常具体，有名有姓，他丝毫不隐瞒，也不遮掩他的苦涩和鄙视。年复一年，他提到这些往事的点滴都是一样感慨，似乎时光没有一丁点地冲淡他的情绪和谈兴。他为那些复旦外院知识分子长吁短叹，也从没原谅那些在十年浩劫中的那些人。

我前几天在《美文》上看见有人回忆陆老师，言语之间让人感觉作者是一个没有经历那场运动的人，似乎他那时的言行已经从大家的记忆中消失了。他其实应该知道，陆老师是不会忘记的人。我自然不知那篇回忆文的内容有多真，但轻佻的口吻让我重新体会到了陆老师说起这些人时的苦涩和蔑视。

整整几代人经历了那场运动，不过像陆老师那样无法忘却、无法原谅的人似乎并不太多。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起过那个年代对他的影响：“不管怎么样，我路子跟其他外人学者不一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陆老师从来没有在与我们吃饭时聊起他亲戚在那场运动中所遭遇到的苦难。我是在他另外一篇文章里读到他所亲历的惨剧。

可能是因为这些，陆老师都是从人的角度议论这些事情。匹夫的责任不是保天下，而是保障做人的基本权利。

陆老师后来非常喜欢阅读有关那个时期的书籍。我有次去香港，陆老师还专门叮嘱我去为他淘买相关的书籍。陆老师活得累，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回上海送书给他时，我电话里随便说了一句三点半，结果我四点半才到他家，哪里知道他三点半已经沏了茶。我到时，茶已经凉了。胖阿姨见状要重沏，陆老师挥挥手说，谁叫他迟到的？把书给了陆老师后，他问我是否翻看过。我摇头说，没有，这种人的经历我不好奇。陆老师却说，他很好奇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陆老师那句院训的意义了。为什么做好中国人需要外语？老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要突破自己文化局限吧。学习外语，目的是为了堂堂正正地做好中国人。细细想想做人也不是容易的。人有思想，人有尊严，人有文化，人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通过“做”去践行表达出来，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以行动捍卫。活着或做人大概意思不一样吧。

我题目说陆老师挣扎在洒脱与沉重之间，这又是因为陆老师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孤傲的人。他不愿意流露出他内心的沉重，陆老师细说时那些往事时，他的语气并不让人感觉很沉重，很是有些戏说的味道。许多不堪的事情由他嘴里道出，很是有些悲喜剧色彩，或者说黑色的幽默。感觉那段历史以及那段历史所造成的后果让他轻松不起来。他似乎一直在洒脱和沉重之间挣扎。他的挣扎在回忆父亲的一文里也曾经流露出。他把自己称为是“逾期的苟活者”：

父亲只活了62岁。我今年已经68岁了。活得比父亲长，至今沐浴着他的遗泽，我深感自己不称不配，只是个德里达所称的“逾期的苟活者”罢了。

载着沉重记忆的轻舟大概过不了万重山吧！陆老师在回忆他父亲时意味深长地在苏轼的《行香子》后面加了一句话：

“几时回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抹云”；于我，还另有一“对”， 那就是，对一个人 —— 我的父亲！

2017/5/31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