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托利：从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到宪法工程学（上）

【编者按】

意大利政治学学者乔瓦尼·萨托利于佛罗伦萨当地时间4月4日逝世，享年92岁。

乔瓦尼·萨托利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他贡献了《政党与政党体制》《民主新论》《比较宪法工程学》等杰出作品。

《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3期刊发了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写的题为“从保守主义民主理论到宪法工程学——乔瓦尼·萨托利的主要著述及其学术贡献”的文章，以示纪念。

文章旨在对萨托利一生的主要著述及其学术贡献进行综述和评价。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分上下两部分刊发。刊发时删除了文章的注释。本文为文章的上半部分。

2017年4月4日，著名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辞世。萨托利1924年生于佛罗伦萨，先后出任佛罗伦萨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等，著述有《政党与政党体制》《民主新论》《比较宪法工程学》等数十种。由于对政治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萨托利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荣膺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终身成就奖与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终身成就奖。在他生前，国际学术界的很多重量级学者都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比如，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称萨托利“对当代民主理论作出了富有生命力的、非常重要的和杰出的贡献”，共识民主理论代表人物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认为萨托利在民主理论领域“没有真正的对手”。《欧洲政治科学》杂志刊发的论文称萨托利是“20世纪最主要的政治科学家之一"。尽管萨托利并不拥有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那样的全球知名度，但一系列的杰出作品使其跻身于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列。实际上，他的政治理论对今日复杂多变而又面临重重挑战的世界政治仍然具有非凡意义。

对中国学术界，萨托利的影响更为特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国内关于民主的理论著作还很罕见。1998年，萨托利所著的《民主新论》率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一时学界风行。该书脱销后多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又重新接手，先后出版单行本和两卷本全译精装版，同样深受欢迎。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萨托利所著的《政党与政党体制》，这部政党学经典很快被国内众多大学列为政治学必读书目。这都说明了萨托利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

本文旨在对萨托利一生的主要著述及其学术贡献进行综述和评价。第一部分评述萨托利的政党理论，第二部分剖析其民主理论，第三部分讨论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宪法工程学研究，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并探讨萨托利对于今日世界政治的意义。

一、政党体制类型与民主稳定

自19世纪以来，政党与政党政治逐渐成为现代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政党与政党政治的理论研究却姗姗来迟。1951年，法国政治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出版了《政党概论》一书，政党政治理论才获得重要突破。20世纪60年代，萨托利认为，自迪韦尔热之后，欧美学界的政党政治理论就停滞不前，他决心要在理论上建立一个新的关于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分析框架。这就是1976年《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的由来。

《政党与政党体制》出版后很快就赢得了较高声誉，而后被奉为政党理论经典。时隔22年之后，该书获评1998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杰出著作奖”。从结构上看，该书既聚焦于对政党本身的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又聚焦于对政党体制和政党间政治的分析。就理论范式而言，萨托利无疑是受到了当时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由第二卷失窃书稿改写的论文中，萨托利还系统阐述了与政党类型、政党组织、政党功能有关的一整套理论。当然，该书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为政党与政党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而且更在于贡献了两项富有创见的理论阐述。

首先，萨托利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党体制类型学。迪韦尔热较早就区分了民主政体下的两党制与多党制。在此基础上，萨托利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学来区分民主政体下的竞争性政党体制，分别是：（1）主导党制;（2）两党制；（3）有限多党制或温和多党制；（4）极端多党制或极化多党制；（5）粉碎型体制或碎片化政党体制。

跟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家相比，萨托利提供了一个民主政体下谱系更完整的政党体制类型学。他不仅将主导党体制明确归入竞争性政党体制类型的一种类型，而且还将多党制区分为温和多党制、极化多党制和碎片化政党体制三种更精细的类型。萨托利的政党体制类型学，既不像迪韦尔热20世纪50年代的类型学那样过分简略，又不像后来的政治学者艾伦·韦尔（Alan Ware）等人的政党体制类型学那么繁琐。恰到好处地区分了真实的政党政治结构的不同类型。所以，至今仍有很多学者将萨托利20世纪70年代的这种政党体制类型学作为区分不同国家政党体制的标准。

萨托利这部1976年的作品还介绍了当时最新的关于政党有效数目的研究。这类研究的实质性突破发生在1979年，马库·拉克索（Markku Laakso）与赖因·塔格培拉（Rein Taagcpera）在这一年完善了“有效政党数目”的概念，他们试图借助这一概念用完全量化的方法来测量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比如，计算“议会有效政党数目”的公式是N_s=1/∑S

，其中N_s代表议会有效政党数目，S_i代表议会中每个政党的席位比率，∑代表加总。根据这一公式，学者们就能方便地计算出一国的议会有效政党数目。但是，有学者指出，这一计算公式很可能低估小型政党的角色，因而就难以真实地反映政党政治的结构。比如，下面就是一则案例：

A国不同政党议会席位的比例：70%∶10%∶10%∶10%议会有效政党数目=1.92

B国不同政党议会席位的比例：60%∶40%议会有效政党数目=1.92

根据计算公式，两国的有效政党数目均为1.92。从这一数据看，两国似乎都接近于两党制。但实际上，这一结果对于反映真实的政党体制而言存在着重大偏差。按照萨托利的政党体制类型学，A国是典型的主导政党体制，B国则很可能是典型的两党制。从这一典型案例来看，萨托利提出的政党体制类型学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两国的政党政治结构。

其次，萨托利对极化多党制作出了开创性分析。在萨托利之前，学术界在理论上对极化多党制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萨托利明确指出，极化多党制是一种不利于民主稳定的政党体制。他总结了极化多党制的主要特征：（1）反体制政党的出现；（2）双边反对党的存在；（3）中间位置存在一个或一组政党；（4）政治的极化体制；（5）离心型驱动力对向心型驱动力可能的超越；（6）存在固有的意识形态型式；（7）不负责任的反对党的出现；（8）抬价政治或过度承诺的政治⑤。这些制度特征使得极化多党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执政力量，民主政体稳定性和有效性就会削弱，甚至更容易导致民主崩溃。

萨托利对于极化多党制的理论分析意义重大。一是他明确把极化多党制作为政党体制的一种类型，使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二是他系统论述了极化多党制跟民主稳定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甚至还阐明了从极化多党制到民主政体失败之间的逻辑链条。这样，防止极化多党制的兴起对民主政体来说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三是借助对极化多党制的分析，他发现了民主政体运作过程中向心性（centripetal）竞争与离心性（centrifugal）竞争的差异。在极化多党制条件下，政治竞争的离心性力量会超越向心性力量，构成民主政体走向不稳定的重要机制。萨托利对民主体制下政党竞争向心性特征与离心性特征的分析，开创了一个研究民主稳定性的新视角，引领了很多后来的相关研究。

当然，如果要以今天的社会科学规范来评价这部40年前出版的作品，《政党与政党体制》的主要缺憾是萨托利仅仅阐明了政党体制的不同类型及其基本特征，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政党体制——特别是，同为民主政体下的竞争性政党体制为什么会出现显著的分化。与不同政党体制类型是什么（what）这个问题相比，为什么（why）不同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政党体制类型这个问题，至少同样重要。或许正是因为萨托利作品的这种缺憾，后来激发了学术界与此有关的大量研究。

二、保守主义民主理论的三大支柱

《民主新论》是萨托利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那么，在民主理论著作层出不穷的西方学界，萨托利声称要重建“主流民主理论”的这部作品究竟价值何在呢？一般认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首推罗伯特·达尔。达尔要比萨托利作品更多、影响更大，但这不意味着萨托利作品的份量更低。实际上，尽管这两位民主理论家都是民主制度的坚定信奉者，但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达尔更关注政治平等，萨托利更关注政治自由；达尔更强调什么是值得期待的民主理想，萨托利更强调什么是可以企及的民主现实；达尔是左翼阵营的民主理论大师，萨托利则是右翼阵营的民主理论大师。特别是，晚年的达尔更关注实质性政治平等问题，在政治论述上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与道德主义色彩，而萨托利在这方面始终秉承更为冷峻和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总体上，这两位学者面对西方世界相似的政治情境，却阐述了差异巨大的民主理论。

萨托利主张的是保守主义民主理论，这一理论有三大支柱：古典自由观、政治现实主义和精英民主论。

首先，萨托利的古典自由观涉及对自由、民主与平等三种现代性价值之间张力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民主意味着“权力属于人民”，那么这种民主的权力结构存在着两种危险：一是民主不足的危险，即“人民失去控制权，那么这种对人民的统治便会危险地同人民的统治毫不相干”；二是民主过度的危险，即以多数原则表现的民主权力过大，以致民主的统治沦为压制个人与少数派的力量。实际上，民主过度的危险跟“多数暴政”这一经典议题有关。那么，如何在理论上处置这一问题呢？萨托利的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有限多数原则”。这里的有限多数原则是指，即便是基于多数原则的政治权力并非是不受限制或不受制约的权力，而是必须要尊重立宪主义原则与少数派权利。理由在于，在一次投票或选举中的多数不见得是永远的多数，他们在下一次投票或选举中完全有可能成为少数。如果民主的政治游戏要想继续玩下去，就需要为那些在一次投票或选举中的少数派提供宪法和法律上的充分保护。萨托利这样说：“少数的权利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信奉民主过程，我们也必须信奉受少数权利限制的多数统治。使民主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存在下去，要求我们保证全体公民（多数加上少数）拥有权利，这是民主的运行方式所必不可少的。”萨托利有限多数原则的观点，在实践上也构成了对多数暴政的一种防御机制。

民主理论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在萨托利看来，两者的立足点就不同，“自由主义首先是要设法限制国家权力，民主则是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两者的诉求也不一样，“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平等”；两者的政治主张由此也就不同，“前者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后者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特别敏感”。他所担心的正是当时西方知识界“民主观的错误”以及对自由与民主关系的混乱认知。萨托利主张的是一种古典自由的民主观。唯有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这又关系到平等问题。萨托利这样说：“自由主义本身谨慎小心地认可法律-政治平等以外的平等，因为它对任何从上面免费赐予的平等都感到可疑。”如果民主政体下的大众想要谋求后一种平等，结果必然是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张和政府权力性质的改变，政府将获得一种与一个自由政府、法治政府所不相称的过度庞大与随意的权力，结果只能是“一个表面上假人民的名义行事”，貌似具有“绝对正当性”，而实际上“会使一切保障荡然无存”的非民主政体。

尽管萨托利是一位在欧洲大陆接受学术训练的政治学者，但他关于自由、民主与平等关系的观点更接近英美自由主义与立宪主义传统。萨托利熟练地引用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阿尔伯特·戴雪（Albert V Dicey）等人的文献来佐证他自己的观点。在20世纪的思想场域中，萨托利的古典自由观跟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见解非常接近。训练有素的读者甚至能够在萨托利的字里行间发现哈耶克作品的影子。

其次，萨托利的民主理论涉及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萨托利认同的是政治现实主义版的民主理论。尽管萨托利笃信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重要价值，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用精致的现实主义手术刀解剖政治事实的冷峻分析师。这里的首要问题是，过度的理想主义和过度的理性主义可能会威胁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萨托利说：“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劣等的理想主义’，是‘至善论’（perfectionism）。”这种至善论或乌托邦思潮，一方面，对尚不完美的民主政体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则以建立“人间天国”为政治愿景。萨托利冷静地提醒道，这种至善论或乌托邦思潮所导向的政治行动，不仅无法建立人间天国，而且还会败坏人类在政治上已经取得的进步，可能会导向政府作为政治与道德权威控制一切的全能主义统治。这样的见解很容易让人想起哈耶克1944年告诫欧洲知识界时引用的箴言：“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使一个国家沦为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过度的理性主义也是值得警惕的思想倾向。萨托利认为：“经验主义者倾向于从现实开始工作，而理性主义者倾向于把现实改造成‘理性’的反映。”或者说，理性主义者的爱好是“根据理性重建现实”。英美式民主与早期欧陆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前者更具经验主义民主色彩，后者更具理性主义民主色彩。“……经验主义的民主制度，不是用演绎方式，而是根据一些经验建立起来的，这些经验是，行之有效的政府才是重要的，议院制是功能不良的制度，比例代表制可能引起的问题更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 相反，“理性主义总是处在变成一种想象的民主的危险之中，它有可能离开现实太远，以致无力应付现实世界产生的问题。”在萨托利看来，政治现实主义的民主观首先要兼顾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形。具体地说，人性的弱点与不完善性，人与人政治分歧乃至冲突的可能性，完美社会的难以企及性，都是人类社会实际情形的一部分。这又会让人想起哈耶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理性建构主义的持续批判。在哈耶克看来，如果不顾及人类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和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性，由政治权力单方面实施的政治社会工程最后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灾难。

如果说萨托利的古典自由观主要是受到了英美自由传统的影响，那么他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则主要是受到了欧陆思想传统的影响。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这里当然还可以加上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萨托利。现实主义政治观总是提醒读者，政治不是道德，不是伦理，不是说教，不是浪漫主义的和谐状态；相反，政治关乎的是权力，是个体的支配问题与群体的生存问题，甚至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当然，政治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理想或政治上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被视为现实主义传统中某种极端人物的卡尔·施米特更是认为，政治主要是区分敌友，所以政治始终带有某种“类似战争”（warlike）的特质。尽管萨托利并不赞同施米特的观点——因为政治既可能是“战争政治”，又可能是“和平政治”，但他的政治观无疑受到了施米特的影响。既然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民主就不只是关乎政治理想的，而是需要面对复杂乃至冷酷的现实问题。唯有借鉴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民主理论才不会步入过度理想主义与过度理性主义的政治误区。

最后，萨托利的民主理论还关系到平民主义民主与精英主义民主之争。尽管信奉民主原则，但萨托利对直接民主模式抱有深深的忧虑，或者说他对普通选民通过直接的多数投票能否达成优良的公共决策表示担忧。他这样自问自答：“为什么多数原则是被人缓慢而不情愿地接受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多数的权利并不等于多数‘正确’。”萨托利认为，人民主权与多数统治的原则固然重要，但它需要跟精英阶层的领导力、政治智慧与治国技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经由民主实现善治。考虑到总有人呼吁要建立一种比现有西方民主政体更民主的民主政体，萨托利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平民主义民主与精英主义民主、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关系，以及全民公决式民主可能的利与弊。在萨托利看来，各种不同版本的反精英论者都冒着一种巨大的风险，即普通大众是否具备治国所需要的必需知识与技能。在提到全民公决式民主时，萨托利认为：“如果这些前提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公决式民主会可悲地迅速撞在无认知能力的暗礁上沉没。选举式民主则可以缓解这一问题，因为它不需要选民有知识和有能力。”

萨托利的精英民主论受到了两种思想传统的影响。一种是某种程度上以意大利为中心的精英主义传统。作为意大利裔的学者，萨托利对意大利学者加诺塔·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人的理论都非常熟悉。这些重要的思想家要么主张，只有精英才能为治国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要么主张，无论什么社会——民主的或威权的——都难以避免精英统治，任何社会几乎都无法走出“寡头统治铁律”。当然，在萨托利的民主理论框架中，精英治理并不等于不受人民主权制约的精英统治，而是大众统治与精英治国的某种结合。另一种是由来已久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或竞争式民主论。1787年的美国联邦党人认为，代议制民主或共和政体。到了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则明确提出了竞争式民主论，民主其实是政治家经由选举方式竞争政治领导权的一种制度安排。这样的话，民主选举实际上并不是主张由普通选民来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共决策，而是由普通选民来决定哪些人可以代表他们来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共决策。

（未完待续）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合作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责任研究”（15ZDA03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