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理性”与“中立”的传播学迷思

冷战国家工程：传播学的发端迷思

传播学自主性反思的第一步，就是辨识出关于主流传播学的种种叙述中去历史化的、去语境化的和去政治化的各种成分，为其正统性神话祛魅，恢复被遮蔽的历史，将被颠倒的历史再度颠倒回来。

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提出“四大奠基人”到后来E·M·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再度重申，拉斯维尔、勒温、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对传播学发展所扮演的决定性启蒙角色广为流传，甚至至今日已被理所应当地确认为学科内部的常识。但几乎很少有人质疑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面对着杜威、库利、帕克等诸多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为什么唯独以试验和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见长的拉斯维尔等人能够脱颖而出，被追捧为公认的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的选择在貌似公允的学术外表之下又又怎样深刻的意识形态考量，使得他在传播学设立之初就窄化了百家争鸣的多元可能转而确立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

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教授在其专著《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中就呈现了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类视角，驳斥了将传播学理解为中立客观的观点。作为本书译者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认为《胁迫之术》实际上记录了20世纪特殊的冷战背景下帝国力量建构文化秩序的努力，并且在70、80年代收效显著，特别是同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这种学术普遍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总在内部理解某个理论或是文化，而无法跳出去从外部观察它的发展脉络或权力关系。虽然《胁迫之术》原版成书于1994年，但它带给当代传播学者的震动仍然不容小觑。

这种震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如何重新解读20世纪社会科学诞生的思想文化语境。从后现代的艺术观念和保守主义兴起到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论与热力学的博兴，“否定线性”是20世纪的突出特点。但唯独在社会科学领域，追求高度现代化仍然是终极的发展目标。这种现代化首先表现为工具理性和反人道主义的登峰造极，《胁迫之术》中就提到了美国军方和政府为早期传播研究机构提供大笔研究经费，还可以调用军队人力充当实验对象。另一方面就是强调大力推广线性的现代化发展方案，20世纪帝国的文化秩序遇到了诸多挑战，但是它以国家工程延续了自身在文化和思想上治理的合法性。

主流传播范式的形成，并非只是单一的科学话语上升，也包含着外部权力向下对多样性思想的筛选和压制。线性思维原本是19世纪启蒙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但却被20世纪的社会科学奉为圭臬。这种时代错位的“知识返祖”提醒我们务必去关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我们既要堤防传播学自身沉湎于崇高的伦理想象而忽视霸权话语的胁迫性，同时也要警惕将国家和学术严格对立起来的本质主义倾向。在传播学萌芽的时期，学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迎合-分裂”的二元对立那样简单。不光是以拉斯韦尔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冷战中效力于“帝国统治术”的开发，早在二战期间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批判学者也从未宣告与政治权力彻底决裂的。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将传播与文化权力互构的时间线从《胁迫之术》所涉及的冷战时期又进一步回溯到了二战。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三位法兰克福学者就曾为美国政府撰写了31个研究纳粹德国政治经济状态的调查报告。在1943年二战进行到如火如荼的阶段，美国专门在战略情报局设立研究分析部，吸纳了大量美国大学学者和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欧洲移民学者，使之成为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

传播学内部通常分为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主流与批判，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的起点上，这种泾渭分明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人为建构的结果。随着热战向冷战的转移，社会科学内部也完成了主流与批判的分野。 麦卡锡主义的崛起清除了美国政府内部的进步力量，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得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苏联感到幻灭。内因和外因的双重协作让批判学派的声音有了左倾通共的嫌疑，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中自然也就被美国主导的传播学界边缘化。所以，任何学术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能放置在政治真空和历史真空的预设中讨论，将《胁迫之术》引入中国并不是隐喻一种价值无涉的学术，反而是在展开国家与社会科学互构的历史中提醒公共知识分子不要放弃对国家的争取。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以西方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为例，特别强调了历史的可塑性。现代国家发展和建立的历史往往是胜利者讲述的历史，从而遮蔽了内部的意识形态、文明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博弈。因此，我们对“传播学”的考据源流，除了揭示以“四大奠基人”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如何深度介入国家工程，也需反思为传播学史该盖棺定论的书写者本身，比如被奉为“传播学之父”的威尔伯·施拉姆。《胁迫之术》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认清这位被过度神话的学术偶像有着“正本清源”的纠偏作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通过呈现施拉姆的生平，还原了他所肩负的“士大夫”使命。1941年施拉姆主动请缨加入美国国务院，后又回到高校创办传播学系。他在1947、1948年先后出版的两本著述编辑整理了与美国心理战直接相关的多篇学术文章。在“四大奠基人”的选拔标准上，赫尔和勒温其实都在关注同样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但由于勒温更强调心理变化来自于内因，更加符合冷战时期美国发展心理战的现实需要，施拉姆遂将其确立为传播学的基石。70、80年代施拉姆又来到亚洲推广“发展传播学”。从始至终，施拉姆都没有忘记实现美国现代化方案渗透全球的光荣与梦想。

在此基础之上，当我们重新回顾8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施拉姆的顶礼膜拜，也就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意义： 一方面施拉姆借科学和真理的名义推广排他性的帝国文化秩序，而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认贼作父”，主动在学术领域合法化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这种“历史的错位”直到今天让我们的学术研究依然停留在机械的教条和照搬、贩卖西方学术成品的阶段。

带有“原罪”的引入：后冷战时代的冷战意识延续

对美国主流传播学史的追根溯源提醒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冷战遗产的主流传播学进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意识形态的“暗度陈仓”，让中国传播学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抹平斗争的“原罪”。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教授看来，中国在80年代引入传播学主要出于两大需求，首先是要完成宣传的去政治化，需要用科学化的社会心理学术语将新闻、传播活动解释为社会现象，其次是迎合中国市场化的转型需要，用说服（Persuasion）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来替代宣传（Propaganda），在媒体转企改制的过程中赢得受众的市场目标驱动传播学的学术也要服务于业界，更加神话了定量社会科学的地位。美国主流的行政研究因为获得更多的国家和公司的支持，因此享有更高的可见度，在学术出口的过程中就转化为了中国学界向传播学前沿靠拢的唯一模式。但这种“拿来主义”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传播学主流视角的单一化，以至于到现在，在介绍任何一点非量化的美国或者欧洲传播学其他脉络，都算作批判传播学。

这不仅是独属于传播学的问题，整个社会科学也在后冷战的环境下面临怎么承接冷战遗产的问题。苏东解体，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仿佛对“世界是平的”信以为真。在世界大同的想象中，中国以全方位介入的姿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自主性，而“客观的”社会科学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工具性角色。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的观点，这套全面西化的社会科学范式还留下更多难以弥合的后果。

首先是“舆论学热”将传播研究大量的资源引向了美国式的实证主义传播学，不断加强其所谓“正统”的学术地位。如今舆论学年会是国内传播学领域内规模庞大的年会之一，动辄几百人的参与规模，为实现舆情数据化一掷千金。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是它在西方总统选举中惨遭失败，那么今天再用这套已经被经验否定的量化方法测量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时，整齐划一的数据指标如何能够反映现实？当舆情研究本身变成一门生意或一项产业，经过精心收集的数据还能否揭示舆情背后复杂的操纵力量？当前的舆论研究大多数都未能回答上个世纪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出的基本问题，舆论学的繁荣又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表面上我们的传播学借鉴了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范式，但所有的基础都是不牢靠的。

其次，城乡关系基本上成为主流传播学的盲点。中国传播学在80年代起步，发展传播学曾在施拉姆和罗杰斯的倡导下昙花一现地让学者关注农村地区的传播技术推广，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一方面发展传播学本身在美国已经宣告失败，因为他们在向第三世界推广兜售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时，很快就发现如果没有国家的介入，仅仅靠发展传播学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而一旦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就又超出了发展传播学的议程，给资本的自由流动设置了障碍。中国的城乡关系正在当下历经巨变，新型土改问题、集体经济的确权和《塘约道路》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都事关整体社会结构再平衡，但在传播研究层面却鲜少有人有人触及。我们又该怎么反思发展传播学和超越发展传播学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的乡土传播关怀？

第三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中新媒体产业的崛起。主流的量化逻辑怎么解释中国BAT的问题和美国Twitter等对全球的新闻业造成的冲击？这一个复杂的权力场和全球关系网络该怎么勾勒？

但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针对当下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无以复加的现状，我们如何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视角？寻回主体性无非是处理好两种关系的问题，其一是我国传播研究同美国主流传播学遗产之间的关系，另外就是由中国革命所创造的这一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与实践经验在今天如何继续承接。

马克思归来：危机时代的传播革命

2012年《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推出了一期名为“马克思归来”的特刊，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赵月枝教授、吕新雨教授组织了国内一批年轻学者共同翻译了两卷本的《马克思归来》，以期在理解主流传播学发展的历史中建立学术共同体，同时让国内了解西方批判传播学发展的前沿。但对于建构中国的传播主体性而言，“马克思归来”不仅意味着从应用层面上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带入到中国传播问题的分析，更要从超越现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局限唤起主体性回归。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思维范式也存在盲点。赵月枝教授指出，《马克思归来》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无暇顾及非西方的传播实践。虽然其中的前沿批判值得国内学者借鉴，但大多仍然是以一个狭小西方学术圈为主的理论经验总结。当西方学者娴熟地运用各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知识劳工在玩手机的过程中被剥削，挣扎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又该如何安置？另外，批判传播学内部也出现了所谓“主流”的再生产，特别是近几年西方的主流批判也在通过一批批中国留学培养了“代理”，“文化帝国主义”式的批判逻辑转而被用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剥夺了第三世界意识。

谈到“重回实践”，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慧瑜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的“多角度视阈”。“向外看”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意识到当前中国如此深入地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在亚非拉地区有诸多海外利益，如何向亚非拉地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战略，可能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学习美国等老牌国家的国际视野；同时，也需要“向内看”，挖掘中国本土和基层的治理经验；最后针对中国复杂的社会阶层分化，知识分子还要学会“向下看”，特别是透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看基层和看群众，看到国家实力的强势崛起与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故事”。

以马克思归来呼唤中国传播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不只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也要重新修正“去政治化”已久的国内传播学教学体制。随着网络社会的全面铺开，没有马克思主义“商品化”和“劳动”等观念的介入，很难解构数字资本主义一边许诺“地球村”另一边复制传统资本主义剥削的“二律背反”。对传播研究主体性的反思归根结底是在鼓励人们认清传播学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权力的关系，在融通古今中为“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寻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