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春来、黄国信：在田野中寻求什么

在田野中寻找什么

其实，田野原本就是历史学的传统。在历史学的早期阶段，田野是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虽然以文献为主，但也常常会辅以相当的实地调查所得，这一点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希罗多德的《历史》都反映得很清楚。随着历史学的专业化，田野资料的重要性日渐降低，历史学逐渐成为一门局限于图书馆与书斋的学问。现代历史人类学重新走向田野，当然不是向自己的童年阶段的简单回归，而是意味着在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影响下的全新史观。

简单说来，现代历史学家在田野中寻求的东西主要有：

1、民间文献。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收藏的并非存世的全部历史文献。大量的族谱、碑刻、契约、账本、合同、阄书、宗教科仪书等散存在民间，离开了这些文献，历史学走向下层就是一句空话。

2、口碑资料。口耳相传是传承历史的一种方式，它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对客观历史的一种或真或假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反映，也可以理解为个人或群体的一种不能在真假意义上判定其价值的历史记忆，是多元历史表达中的一种。

3、人文资料。主要是各种风俗、仪式、服饰、建筑风格、村落布局等等，一场游神活动或许就是乡村社会关系的表达，某种神灵的信仰可能提供了管窥社区历史的窗口，某栋建筑应该就是村落活动的中心，一切端赖于历史学者的眼光与解读能力。

4、遗迹遗物。

5、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之间具有复杂的

互动关系。历史文献对某个特定地区的环境往往仅有只鳞片羽的记载，甚至完全阙如，这有时会严重影响了我们对相关史料的理解，也影响我们对区域历史的重构工作。因为环境中的许多因素具有较长时期的延续性，今天的实地调查就显得非常重要。环境有时也会出现沧海桑田的巨变，我们考察巨变的结果，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许多历史现象。

6、参与体验。传统上，一个标准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应该至少在田野点呆上一整年，并辅以后期的补充调查。因为一年通常是某个社区生产与生活的周期，人类学家在此期间与社区居民们共同起居，尽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学会以当地人的视角观察社会，以达致对当地文化的贴切的理解。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历史学的田野工作大都象走马观花，虽然如此，历史学者还是应该尽量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理想的状况是，对于所研究的社区，理解的时候能够融进去，解释的时候能够跳出来。

必须注意的是，走向田野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献的忽视。传统史料是历史学的根基，一位优秀史家如果必须具备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功底，熟悉各种正史、典章制度诸书，以及考据、编年等等史学的看家本领。就历史学者而言，如果看家本领都非常陌生的情况下就急着走向田野，无疑属于本末倒置，也无法体现出历史学田野的特色。

在田野中解读文献

我们实践教学的核心，是“在田野中解读文献”，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了历史学本位的特色，表明了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根本差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1、有历史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理由是因为文献材料匮乏，近代社会史研究拥有浩如烟海、难以穷尽的文献资料，因此毋需进入田野。这其实是对田野工作的严重误解。首先，文字并非“历史”的唯一载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形诸文字者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体现在仪式、习俗、器物、口碑、空间格局等等方面；其次，历史与现实之间往往并非泾渭分明，许多历史延续在生活中；第三，即便从文献的角度而言，许多文献保存于民间社会而非公藏机构，并且这些文献与传统文献性质不同，不能相互取代。综上可知，文献材料丰富并不构成漠视田野的充分条件，毫无疑问，局限于图书馆也可以做出一流研究，但我们认为，不同类型的文献（如正史、政书、地方志、族谱、碑刻、契约等等）、口述资料、仪式活动等表达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但却并非全然无关的历史，应同时注重这些不同的历史表达，并将之整合在一起，以期呈现富于立体感的历史。书斋与田野的结合，其魅力令我们无法抗拒。

2、更重要的是，田野补充和丰富了文献的语境，使文献的信息趋于完整，研究者由此可以达致对文献的更妥贴的理解。停留在书斋里研究历史，会造成对历史的许多误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内南方某著名历史名胜，因“某某洞”而名，但该名胜所在地并无山洞，该景点的管理人员遂在其建筑物的后山上，人工开凿一“山洞”，以使该景点“名符其实”。但我们进入该历史名胜所在地后，发现其地形是四周环山的一个小盆地。历史上，这样的地形，在广大的南方，一般被名为‘洞’或‘峒’。而在南方山区的史料中，关于‘洞’的记载，所描述的基本上即是此种地形。可见，该名胜开凿山洞，实为画蛇添足之败笔。

关于田野与文献的关系，陈春声有过一段比较理论化的说明，在此不惮繁琐，征引如下：“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在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理解同样也是作为‘历史记忆’资料的史书，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及其各种可能的‘转换’。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过去的建构如何用于解释现在，结合实地调查，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就会发现，许多所谓‘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用对过去的建构来解释现在的地域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

3、我们强调在田野中解读文献，还因为，乡民的某些生活常识，对于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学者来说，说不定就是石破天惊的学术新发现。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叙述，受古典经济学理论影响极深。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兴起，有一套极富逻辑美感的理论。它指出：由于生产发展，产品剩余，人们开始有了交换的需要。因此，在交通要道等人口众多的场所，就形成了市场。但是，根据厦门大学刘永华教授的田野经验，以及我们自己进入乡村的考察，发现这一理论至少还存在一个中间环节没有落实，这个环节就是，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是有交易欲望的人们自动聚集形成的？还是有某些力量组织建造起来的？有一次，我们走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民乐村的延陵村，走进其中的吴氏祠堂，发现墙壁上贴着该祠堂的收支明细，显示该祠堂大概90%以上收入的来自市场铺租。这就表明，该祠堂控制了当地的一个市场。根据访谈，我们发现，果不其然，该市场是由该祠堂投资兴建的。类似的故事，我们还在广东韶关乐昌县廊田镇的村子里也听到过，不过更为详细，据当地人说，清代中后期，当地盛产粮食，其中一个家族发现商机，就择地建起了市场，出租商铺，并管理该市场。这些故事说明，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场的形成过程，并非由古典经济学用“自发”一词一笔带过就可以说得清楚。这一“自发”当中，有具体的力量因为具体的利益而参与并形成此后市场运作的基本架构。这个例子说明，市场的具体形成过程对于乡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常识，但对于关于中国古代市场的形成理论来说，却是一个关于其运作环节的重大发现了。这样的发现，在书斋里是比较难得到的。

推论性解读方法与问题意识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以在田野中解读文献为核心，将各种类型的文献（如正史、实录、政书、档案、方志、族谱、契约、碑刻、科仪书等等）、口碑、风俗、礼仪、信仰、建筑、环境等各种资料整合在一起，重构出富于立体感和整体性的“历史”，并藉由此“历史”回应历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在此过程中，推论性地解读各种资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何谓推论性地解读？我们可以从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强烈批评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说起。这种历史学家摘录和拼凑各种史料，稍好者尚能区分真、伪文献（更次者当然是真伪莫辨），将所谓真文献视为权威，对之进行摘抄、编排，必要时加以翻译，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重新铸成他觉得是合适的样式。这种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缺乏灵魂的文献汇编，类似于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讲的作为假历史之一的“语文性的历史学”。科林武德又特别提到：“考古学运动，则是完全与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原则相敌对的。”科氏的意思是，同文献材料不同，考古资料诸如器物、遗迹等不会将历史叙述给你听，它就象一些证据，你要透过证据间接地揭示出没有直接叙述以及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

循着科氏的思路，历史人类学家要把从图书馆和田野中搜集的各类文献材料与非文献材料当作证据，历史学的目的不是指出证据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要对各种证据提问，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各种有根据的推论，从而揭示出证据不会告诉我们的历史过程来。这就象一位侦探断案，张三与李四的证词、一把沾满血的匕首、雨夜的环境、地上的足迹等等都不会告诉他谁是凶手，但高明的侦探能够从这些林林总总的证据中发现谁是罪犯或破案的正确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史料无所谓真假，我们不应学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将假材料置之不理，没有错误的史料，只有错误的历史学家。试想，一段故意作伪的证词难道对判案的法官没有用吗？好的历史学家都是能够化假材料为神奇的，陈寅恪先生就是从伪造的唐皇室世系入手，发千载之未覆，揭示出北魏至唐代间的若干重要历史，点明了种族与文化这一理解唐代历史的关键。

推论性解读的方法不是等到“搜齐”材料才开始，历史学者一接触材料，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举个例子，我们进入一个村落，看了几块碑，同村里老人聊了会天，查看了一下周边环境（如河流走向、是否是干旱气候等）与建筑布局，也许前后只花了一小时，但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一小时内所观察到的证据，推测出这个村落的历史。这个推测真假兼半甚或全属错误，但却充满积极意义。因为史学的思维应该是一接触史料就自然开始，而非将搜集材料与思考截然分开。在很大程度上，什么构成某项研究的材料，是与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密切相关的。许多初学者抱怨材料缺乏，其实是他们对那些零零星星、蛛丝马迹般的宝贵信息不敏感，思考深入之后，逐渐便可左右逢源，待到后来，触目尽是可用史料，这就是融汇贯通的境界。因此，不用惧怕最初哪些材料占有较少时所做出的不尽正确的推论，它们是研究的导引，但并非最终成果。如果真要研究此村落，接下来可能要花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在公藏机构和田野中一边不断丰富各种材料，一边不断根据新加进来的资料修正、完善乃至完全推翻前面的推测，增加此前忽略的方面，等到材料大致搜齐并研读完毕，研究也就初步成熟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看符合自己推测的材料，而是要看能搜集到的所有材料（如果有前人做过相关研究，那我们在材料的占有上要尽可能超越前人，至少也得与前人相当）。历史学的真实性就在于各种材料间的融贯，最终研究成果，应该和既有的各种材料不构成矛盾，或虽构成矛盾但你能够有说服力地进行解释。

其实，这种积极的推论性解读并非历史人类学的专利，一位只在图书馆研读资料历史学者，同样需要从只占有很少材料的时候就开始分析推断，认为被动地读完所有资料“历史”就会自动呈现出来的人，最终可能将所获甚少甚至一无所获。

推论性地揭示出历史过程并非历史研究的全部，史学研究者应该能够进而回应历史学乃至其它学科的问题。人类学的功夫就体现在通过一个小地点的特殊性知识，挑战人们以为不言而喻的普遍性结论。这一点深值得我们学习。历史人类学在这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不少典范性的作品，例如科大卫和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王朝国家的整合机制就非常具有启发性，我们前面关于古代市场如何形成的说明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本文系温春来、黄国信主编：《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一书“导言”，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6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