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台湾:改变中日关系史的牡丹社事件

天下杂志记者

2017-07-19 17:41 来源:《发现台湾(162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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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明末汉人移民来台垦荒,台湾逐渐成为国人口中的“宝岛”。然而我们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却并不确切知道郑成功之前荷兰人占据台湾的历史;我们知道《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但对于日本何时起觊觎台湾,占据台湾之后如何治理台湾毫不了解……最近出版的《发现台湾(1620—1945)》是一部台湾简史,以全球视野展现了台湾社会1620年至1945年之间的发展变迁。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的一章。
1874年,是改变中日关系史的一年。
在飞驰的历史岁月中,很少有人会特别记住1874年,但就在这一年,发生在恒春北边二十公里处石门山谷的一场小战役,彻底改变了中日数千年来的“华夷秩序”,使得日本一跃加入了西方列强的阵容,埋下了日后侵略瓜分中国的伏笔。
事端源于三年前。1871年的冬天,一群琉球人乘船途中遭遇暴风雨,漂流到台湾东南的八瑶湾港(今屏东佳乐水北边)附近,上岸后他们误闯牡丹社,其中五十四人被排湾族居民杀害。其余十二人获救,由台湾官方协助遣送回琉球。
琉球当时为中、日的共同属国。牡丹社事件给觊觎台湾已久的日本一个生事的借口。
“亚洲必争之地”
早在半年前的春天,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派领导人江藤新平就上书,主张日本的对外政策应将“中国”视为“亚洲必争之地”,“不得此地则危,苟得此地则形成占据亚洲之形势”。
但为了要与俄、美、德、英争占中国,他建议日本应有谋略,先以数年时间整顿军备,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同时派遣“间谍”、“密探”,收集信息情报,实地调查中国的各种情况。在准备期间应先忍让,使两国之间相安无事。但等准备妥当时:
海陆军备完整、间谍掌握其情,地利详而战略定,此时若有无礼之事,则应纠正彼之错误,或与俄国相谋而并力,或使俄国中立而由我独力,一举征服中国。
于是,在牡丹社事件提供了“无礼”之事的借口后,日本开始积极布局。
1872年,日本先在福州设置日本领事馆,并秘派陆军少佐桦山资纪(后来做过日据时代的台湾总督)及儿玉利国等人,从东京到福州再乔装成商人搭船来台湾。他们得到驻淡水英国领事的协助,分头遍历台湾各处,细访民俗、密探防备并探测沿海水深,等等,后来做成详细报告。
1873年,日本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以换约为名,乘舰由长崎出发,赴北京向清廷问罪台湾事件。出海前他先向鹿儿岛武士出身的主战派陆军元帅西乡隆盛辞行。在军舰上,这位日本全权大使看到六百位士官、水手、伙夫皆纪律严明,不禁“抚髯大乐”,并意气昂然地赋诗“保护海南建新藩”,展示其染指台湾的企图与抱负。明治政府彼时已开始整治军备,军制也改为征兵制,破除了士、农、工、商四民间的阶级之分。
在谈判台湾问题时,清朝掌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大臣答以牡丹社事件肇事者是“生番”,熟番之地清廷“置府县而治之”,而生番“置于化外,甚不理事也”。这种态度不但反映出清政府敷衍怕事的心态,更显露出清朝决策者对世界强权发展趋势的茫然无知。
相对而言,当时日本外务省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是:
“此番机会乃日本张威于亚细亚之良机。其原因乃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家不少。若我不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且与台湾交战乃为实地锻炼我国兵卒,即此一端,亦应云可。”
日本对台出兵
日本对台出兵是继三百年前、16世纪丰臣秀吉出征朝鲜之后首次对外发动战争。外务省官员的说法表露了日本政府的期待之情:“皇国沉浮在此一举,今后皇威不仅在亚细亚,且将辉耀于万国……”
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种配合的组织准备。内阁会议先采纳了“处理台湾番地要略”,政府在长崎设定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当时的大藏卿(财政部长)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西乡隆盛的胞弟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都督。
西乡从道
1874年5月,西乡从道率兵三千六百名,分乘八艘军船和运输船开往台湾海峡,由恒春北边的社寮(今射寮)登陆,逆四重溪而上,攻陷石门,围攻牡丹社,烧毁部落,迫降高山族。
这次战役在二十天之内就结束了,山胞和日军战死的都不到二十名。日军开始在今车城扎营,建都督府、设病院,打算屯田久驻。但日本人因水土不服,染疫疠而死的达五六百人,日军有些骑虎难下。
台湾事件对清廷的震撼效应不下于鸦片战争——日本这个向来向中国朝贡称臣的小国竟敢出兵台湾,以武力向堂堂大清帝国的威权挑战,“蕞尔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睥睨上国”。清廷震惊之余,一方面照会日本,说明“生番之地”系属中国版图,指责日本出兵违背两国间之友好条约;另一方面急派以干练著称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全权处理,先后调派一万名洋枪队渡台,积极备战。
但清廷自知实力不足,海防空虚,且新疆亦有纷争,不欲战事扩大。而明治政府亦因英美等国恐危及其商业利益而对日施压责难,内阁意见分裂,又逢北方朝鲜变局,也想早日结束他们所发动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结果,清廷赔款五十万两,承认日本征讨番地为义举,也间接承认琉球改属日本。由登陆到撤兵,日军占领台湾南端的时间,总计为半年。
当时旅居中国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宓吉,从旁观察、评论、慨叹:“台湾事件的处理等于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
台湾事件的刺激
台湾战事重新刺激了清廷挣扎图强的危机意识,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引发了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大论争。
办理通商事务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曾与西方各国以及日本多次接触谈判,感受特别深刻。他体会到,处理国际关系最终要凭借一国之实力。出生于安徽合肥,以训练并统领淮军帮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而日渐受朝廷重用的李鸿章,以他文武兼具的实战经验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他奏章急急示警:最近日本“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五十二岁的李鸿章当时已看清楚,中国的外患过去多来自西北,而现在外来的威胁多起自东南海疆。陆上的威胁已逐渐被海上的强权所取代,挟坚船利炮,时时胁迫。他慷慨上书、呼吁改革:“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他的具体建议是改良军备,建造铁甲舰,设立海军;并拨海关洋税,兴利开矿;改良科举考试制度,另开洋务一科取士,沿海省份设立洋学校。
守旧人士则猛烈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变法”建议,指责这是“以夷变夏”,企图从“道德人心”这个根基上动摇国家民族。
就在他们议论纷纷之时,亲政不久的同治皇帝载淳病亡,慈禧立四岁的载湉为光绪帝,开始第二次垂帘亲政。
四十岁的慈禧再度亲政,有意“励精图治”,于是批准了海防建设方案。另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在北洋创立水师一军。同时决定购买十二艘铁甲舰,并试开煤矿。
遗憾的是,二十年后,中国在千难万难中建立起的海军铁甲舰队,在黄海上被日本海军炮轰得灰飞烟灭。
因日本侵台事件而兴建的北洋海军,甲午之战被一举歼灭。二十年后,台湾终究没有逃脱被日本占据的命运。
台湾军事走上现代化
日本进攻台湾,除了让清廷警觉到海防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台湾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被派往台湾负责全权处理台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一向以积极干练著称。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使台湾军事走向现代化。
他先巡视各地,认为加强军事防务是刻不容缓之事。为保障台南府城的安全,他聘请法国工程师在安平设计建造了一座安放西洋巨炮的堡垒。完工后,他亲自在城门内外分别题字“万流砥柱”与“亿载金城”,所谓金城,就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的城堡。今天,在台南市安平区二鲲鯓,你仍可以见到沈葆桢的铜像竖立在这座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的雄伟堡垒内。
此外,沈葆桢还在台湾南端修筑城池,建为恒春城,至今仍为台湾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四座斑驳的城门仍旧巍然屹立。
恒春古城城墙
沈葆桢又认为台湾军政积弊太深,主张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主持大局。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决议以福建巡抚冬春两季驻台湾,夏秋两季驻福州,向台湾建省迈进了一步。
除了修筑炮台要塞等军事设施外,在短短的一年任期内,沈葆桢也大力开展各项基础建设,将行政区遍布全岛。为了长治久安,他积极展开“开山抚番”的工作,把政教建设扩展到东部后山,也就是今天的台东。
沈葆桢
沈葆桢“开山抚番”
沈葆桢认识到交通建设的重要性,在他主政下,三条连接台湾东部的重要道路陆续开辟。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开建苏澳、花莲间的险阻山路,这是今天苏花公路的前身。在台湾南部,同知袁闻柝则负责开辟了由赤山到卑南的一段路,这是今天南回公路的滥觞。
最为艰巨的一段工程首推由总兵吴光亮修建的横断中央山脉道路,起自今竹山镇,终于今花莲县玉里镇,即著名的八通关古道,现在的新中横公路大致也是沿着这条古道修筑的。在凤凰山区的岩壁上,还可看到吴光亮豪气磅礴的四个题字——“万年亨衢”。这些路线后来都成为日据时期和光复后兴修的许多重要道路的基础。
以往台湾的开发,大致限于西部平原。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是开发台湾东部,使其不再为无主之地。山道既通,必须招募民众垦耕,因此沈葆桢上书力陈,使原有不准内地人民渡台的禁令正式废止。
1875年2月,台湾正式全部开放,大陆的人终于可以自由移民台湾,开垦土地。
沈葆桢分别在厦门、汕头、香港设立招垦局,来台湾的人可得到船票、种子、房屋搭建费及一年半的口粮,又可分到水田、旱地各一甲。每十人分得耕牛四头、农具四副,而且三年后才开始征收租赋。
沈葆桢刚到台湾时,军政文教重心都在南部。当时,台湾的行政区域为台湾一府,管辖台湾(台南一带)、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和淡水、噶玛兰(宜兰)两厅。
为了更方便地治理台湾各地,沈葆桢扩建行政辖区,改淡水厅为新竹县,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在艋舺增设淡水县,都归新设立的台北府管辖。从此,台湾的发展重心开始逐渐北移。
全面的积极开发,为台湾的各种公共建设打下了基础,更吸引了大批的闽、粤人民乘风破浪,渡过台湾海峡,加入移民开垦的行列。
《发现台湾(1620—1945)》,天下杂志记者/著,重庆出版社 2017年7月版。
责任编辑:顾明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台湾,牡丹社事件,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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