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男声》从电视转战网络,但还在寻找另一种叙述方式

莫沉

2017-08-05 15: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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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音乐围猎的夏天是不完整的,今年也不例外。除了刚刚播出几期的《中国新歌声》,另一档品牌节目——《快乐男声》从电视转战网络,不知不觉中已到总决赛时段。还有十来位男生,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号码牌,这些未知的数字将是他们启动职业歌手生涯的通行证。
陈粒战队
一直以来,这个歌唱比赛都致力于遴选外形佳、年龄占优的偶像候选人。相比中国新歌声强调演唱技艺的纯熟,快男更愿意展现“不完美,也要精彩”的态度。 “随我”是今年的宣传口号,与其说颇具新意,不如将它看成是对“快乐”品牌的继承与延续。
事实上,“我”和“青春”等概念一样,充满了叙述的快感与危险,快感缘于人们重写经验并自我赋权的冲动,而风险则在于——最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形,一是某种论述成为权力主导后,排挤其他讲述的空间;二是画地为界,困囿在自我的小感触中拒绝关注他人。譬如早年选秀惯用的“苦情成长记”,经典的“梦想”之问,不断反转的“内幕”消息……这些宣传手法层出不穷,不仅透支了观众的好奇心,也影响了模式本身的商业价值。
评委讨论投票数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的快男似乎找到了新的“自我实现”之路。首先,节目组调整了评选机制。一般而言,比赛的名次通常由资深专业人士和经过遴选的观众来决定,不过,这两种意见的权重并不总是一致的。举例说,在比赛的初级阶段,像海选、地区晋级赛、全国百强突围赛当中,评委的意见就能决定选手的去留;但是当比赛愈加激烈、关注度愈加集中时,节目组会招募一部分观众进行投票。也就是说,随着赛事不断推进,个体的、职业化的评判,将逐渐让位给观众意志。它与《美国偶像》的票选赛制一脉相承,其目的便是在最大范围内鼓励人们投入时间、情感、以及金钱。
但问题是,比起评委身份和资历的清晰可见,大众似乎只有一个空洞的名称,我们无从得知他们的年龄、性别、居住地、教育背景、收入、音乐喜好等情况,但这些因素正是促成选择的基石,更是了解分众市场的要求。因此,今年快男增设了新的评审团体——由两百名“九零”后(起初以“九五”后为主)的年轻女性组成的“挑食少女团”。这种安排一方面符合湖南快乐品牌长期专注于年轻人市场的定位,另一方面便于确认(潜在)女性粉丝的意向。
挑食少女团团长金雯昕
需要注意的是,“挑食少女团”的存在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消费男色,或是看与被看的权力争夺,因为在诸多可能形成的明星—观众关系谱系中,还涉及到复杂的认同感。在全国15强淘汰赛中,我们发现,抒情经典仍占据绝对优势,也就是说,相比劲爆的唱跳型歌手,阴柔的歌曲叙述者更胜一筹。此外,虽然同人文化(Slash,又称“耽美”)已经在内地有不少拥趸,但现在看来,在音乐综艺里,它依然处于次文化的位置,男男CP对大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外表,而不是想象以主动的方式,重置文本中性别角色引发越轨的愉悦之感。
正如选手聚来提和王南钧演唱的Body Electric未能让“挑食少女团”产生共鸣,仅投得44张票,最终聚来提止步15强,遗憾出局。事实上,这两位的表演完全称得上赏心悦目,他们成功塑造了慵懒、迷离与暧昧的双生美少男形象,少女团也接受了这种颜值战术。
问题在于他们忽略了两点:一是将原曲中丰富堆叠的文化符号化约为对身(肉)体的迷恋;二是误以为身体展示比浪漫、感伤的情歌更有吸引力。这首歌沿袭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在其名作《草叶集: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对人类身体的慨叹与赞颂,同时也自豪于,将“我的父亲是猫王,我的母亲是梦露”等流行巨星进行后现代式的拼贴,模糊了惠特曼对阳刚—阴柔性别气质的界限,却保留了美国梦的精神内核。遗憾的是,两位年轻人把这美式“身体”直接从具体历史中抽离,搬弄着耀目但空洞的躯壳,更遑论兼顾流行音乐中最重要的情感诉求了。但话说回来,在快男的舞台上能有这般冒险的本土化尝试,终归是值得肯定的。
《Body Electric》现场表演
除了“挑食少女团”的加入,如今的快男也更新了真人秀(reality show)的制作思路。一直以来,在名目繁多的真人秀框架内,快男、超女等电视节目,都选择以竞技的形式展现普通人的特殊才艺(talent show),这个制作方向区别于婚恋配对(《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求职类(《非你莫属》、《中国好商机》)和知识考察(《最强大脑》、《一站到底》)等其他主题的同类型节目。音乐选秀取消了准入门槛,不仅让徘徊在音乐学院、各大歌舞团或者唱片公司之外的专业人士大显身手,也给数不清的芸芸众生十五分钟成名的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音乐选秀依靠不断将游戏规则复杂化来维持足够的关注度。
此前,音乐选秀着力讲述的是一个理想化、甚至梦幻的线性故事:胜利者实至名归,失利者虽败犹荣,无论遭遇哪种结局,赛场上的正确只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奋斗经历。其他的杂音有意或无意地,被流放至公共空间供人们讨论咀嚼,这些真假难辨的戏剧冲突鲜少在比赛中正面呈现,部分原因在于制作方对既定的游戏规则始终抱持着自信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音乐产业链非但没得以完善,反而变得愈加琐碎——简言之就是缺乏专业的制作团队和细分多元化的营销系统——这种整体困境导致选秀节目鼓吹的神话难以为继,更何况人们的娱乐消遣选项越来越多,音乐给予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承诺不再是那么可信了。
因此,与其感叹为何不复当年盛况,不如重新寻找另一种叙述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2017的快男不再以打造戏剧般的奇观效果、以最广泛收视群体为主要目的,也不再强调音乐才能是连接(艰难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的唯一途径,而是致力于重塑并再现一类(人为)并置的、即时的、复调式的90后,特别是95后的音乐空间。在这里,正式比拼的段落被大幅度缩减了,观众看不到喧闹的歌舞场面,主持人也不会以煽动的语气做足悬念——就像拳击赛场或是马戏团开演中常常用到的,我们只会发现,赛程如剧集一般有序推进,它需要回答上一场赛果产生的异议,同时要在即将呈现的环节中给予调整。
全国赛第五期
以全国赛第五期为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部分争议较大的选手需要先做出正式回应。实际上,在这些有意凸显的戏剧冲突中,快男的编剧团队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预设何为正确的答案,而是在保留可信度的基础上拓宽了多元性。正如外形占优的赵英博承认自己态度欠佳,而夺冠热门Young-G准备了演唱慢板情歌,回击只会嘻哈、风格单一的外界质疑。至于屡屡出现的抄袭疑云,赵晔本人和主评审李健都给出了详细解释。更有甚者,早早被淘汰的选手,包括挑食少女,都会对评判结果直截了当地表示不满。作为观众的笔者,常常惊讶于节目中及时呈现“啊,对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意外共鸣。
显然,这一切该归于精心且高度设计的后期剪辑与特效补充策略,节目组丰富了对“个性”的理解,因为它不仅与演唱的歌曲风格有关,与过去个人的经历有关,更应该体现在当下充满张力的态度与行动上。但吊诡的是,与各种真实带来的新奇体会同样深刻的另一种怀疑情绪也在增长:我们是否从“同一个故事”的陷阱里逃离,却又落入了另一种高仿的真实幻境之中?
(莫沉,香港浸会大学文化研究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石剑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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