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十年完成的《兄弟》，被称为纪录片版《少年时代》

“导演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雕刻时光。”

塔可夫斯基的这句话被许多导演奉为圭臬，其中也包括挪威纪录片导演奥丝萝·霍尔姆（Aslaug Holm）。她和丈夫托尔·布瓦（Tore Buvarp）于1992年在奥斯陆成立Fenris Film电影公司，迄今为止制作了20余部纪录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被称为“纪录片版《少年时代》”的《兄弟》（Brother）。

《兄弟》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奥丝萝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人，大儿子马库斯（Marcus）和小儿子卢卡斯（Lukas）。在马库斯8岁、卢卡斯5岁的时候，奥丝萝将镜头对准了这对兄弟，开始记录下他们生活中的流光碎影，从考验胆量的“高台跳水”到无所事事地泛舟湖上；从面对作业的气恼到公然对抗老师，从球场上的挥汗狂奔到小岛上的拾掇野趣，从弟弟第一天踏入校门到哥哥第一次染发穿耳洞……日常的生活琐事，又与穿插其间的诗意的生命求索，以及北欧寒来暑往的空寂风景相映成辉。历经八年拍摄和两年剪辑， 直到十年之后的2015年，《兄弟》方才最终完成。

此后，这部电影先后拿下2015年挪威电影Amanda奖最佳导演奖（挪威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奖，32年来首次由一名纪录片导演获得最佳导演奖）、2015年北欧纪录电影节观众奖、2016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2016年HotDocs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日前，奥丝萝·霍尔姆与丈夫托尔·布瓦（也是《兄弟》的制片人），以及她的两个儿子马库斯和卢卡斯上海，出席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观众见面会，并与媒体及观众分享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的点滴。

从塔可夫斯基的《镜子》获得灵感

许多欧美家庭都有拍摄家庭录影带的习惯。光是看《兄弟》的介绍，很容易会认为这是一部根据家庭录影带剪辑拼贴而成的作品。对此，奥丝萝解释说，自己最初的计划就是拍摄一部横跨十年时间的纪录长片。

“在见证马库斯和卢卡斯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卢卡斯开始懂事后，我发现他们其实是绝佳的拍摄对象，因为他们促使我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于是，我想到拍摄一部以他们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并且定下了十年的拍摄周期。”

“拍摄计划确定后，接下来就需要筹措资金。不过，负责拨款事项的挪威电影局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个计划野心太大了，一听要拍十年，当场就有点被吓到的样子，提议是不是可以把拍摄周期缩短到四年。我想不妨先拍四年看看吧。”

“但是当四年过去后，我感觉现有的素材并不能完全承载我关于这部作品的很多想法，它仍旧不够完整，于是决定还是继续拍吧。到了第八年的时候，马库斯对镜头表现出了不耐烦。你也可以在片子里看到，他有点不满地对我说，‘你可以结束了，都已经有足够的素材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长大了，跟最早拍摄时相比，有了一张新的面孔。这时我不得不考虑是否应该关上摄像机了。”

“的确，很多家庭都有零零星星拍摄家庭录影的习惯，但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拍摄一部完整的纪录片。在拍摄的过程中，我还会不断地设想，这应该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我想要记录一对兄弟成长中有趣的小插曲，但是我也想探讨一些更大的议题，比如生而为人，我们究竟如何一步步变成当下的样子；生活的本质是什么；通过一代代传承，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是什么面目……所以，《兄弟》不是一部只属于我们家族的私人性的作品。我希望观众能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思考自身与人类未来的境遇——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于常常被拿来跟拍摄期绵延12年的《少年时代》作比较，奥丝萝表示，很高兴能获得这样的认同：“当初我开始拍的时候，并不知道林克莱特在拍《少年时代》。2014年，我正在进行最后剪辑时，才了解到这部电影也是聚焦一个少年的成长变化。看了之后，我发现这两部作品的确有共同点，一定要表述清楚的话，或许就是‘时间’——我们都通过镜头和特定的拍摄对象，捕捉到了时间的流逝。可以说，时间也是这两部作品的主角。”

“不仅是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有许多导演都善于表现时间的流逝。《兄弟》开头的一段，他们在湖面上划船的画面，其实是师法塔可夫斯基的《镜子》。正是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了拍摄《兄弟》的灵感。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次看完后，就让我不禁去回忆自己的成长经过，所以后来才会想到记录下我的两个儿子的这段人生历程。塔可夫斯基无愧为雕刻时光的大师，他的作品总能联结过去、当下与未来。我希望《兄弟》也能多少体现出，对身处于家族之中的人类命运的关照。或许林克莱特在拍摄《少年时代》时，也是怀抱类似的想法。”

独自一人完成95%的拍摄工作

拍摄者和拍摄对象应保持何种距离、前者是否应该介入后者的生活，一直是纪录片制作中广为探讨的议题，而《兄弟》提供了一个拍摄者和拍摄对象重合的情形下的经典案例。

奥丝萝原先的预想是从旁客观地记录这对兄弟，自己绝不入镜。然而，开拍没多久，她就发现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因为作为两人的母亲，她本就是他们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于是，如何平衡纪录片导演和母亲这两重身份，成为整个拍摄制作过程中，她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的本意是把《兄弟》做成一部唯美的纪录片，客观展现生命的演变过程。但是，随着拍摄的深入，尤其是拍到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时，我意识到要实现我的初衷太难了。比如说卢卡斯在学校里大哭，作为纪录片导演，你会觉得这样的戏剧冲突太棒了，这就是你在苦苦等待的画面，故事会因此变得丰富起来。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你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教会孩子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所以，母亲和纪录片导演这两种身份有时候是矛盾的。”

“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不会引导他们去刻意表现，更不会让他们在镜头前表演，我想要捕捉的就是最真实的反应。可是，当我发觉场面完全失控的时候，我还是会先关掉摄像机，然后作为母亲去介入事态，不可能为了拍摄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平衡这两种身份有时的确很辛苦，但是在拍摄完成后，我觉得自己获益良多。我意识到，正是这两种身份铸就了‘我’。母亲与纪录片导演，不是矛与盾的关系，而都是我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兄弟》的拍摄也给我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

在学会平衡两种身份的同时，奥丝萝说，她也尽量不让拍摄影响到家庭的生活：“所有的拍摄素材加起来有四五百个小时，毕竟拍了那么多年。但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拿着摄像机。可能密集地跟拍一周，然后停两个月，之后他们有个什么活动，再接着拍。所以，整个拍摄时间就是我在配合他们，而不是他们为了我的拍摄去做什么特意的安排。”

“我知道林克莱特在拍《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没有让几位演员看过素材，我的做法也是如此。如果在拍摄宣告结束前就让两兄弟看到这些画面，可能会令他们过分意识到自己处于电影之中，因此背上包袱。这么一来，拍摄纪录片这件事就会对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空间造成侵害；接下来就是不管是家庭生活还是拍摄本身，都会变得不自然。所以，我通常在一天中拍了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把素材放到一边，先不去想它们。”

“两兄弟是直到我完成后，才跟着一群观众第一次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我问他们感觉如何，卢卡斯说，‘妈妈，本来我以为自己会觉得很尴尬的，结果却没有。’马库斯说，‘开场前，我紧张死了，心砰砰直跳，但开场后，我完全沉浸在电影里，忘了它是关于我们的。’听到他们这么说，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

然而，摄像机不可能是透明的，奥丝萝说，她也不知道机器的存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兄弟的成长。比如卢卡斯在学校里跟老师发生冲突，如果不是在拍摄中，他可能不敢就那么跑开。“有趣的是，你能看到他们面对镜头的变化。最开始随便你拍，后来会问你到底在拍什么，最后会要求你关上机器。事实上，这些变化针对的并不是摄像机，而是机器背后的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便没有这部电影的存在，他们也会走到这一步，就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父母的态度会有所变化一样。”

相比虚构电影，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本来规模就要小得多，而《兄弟》的参与人员的规模在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中也堪称极致，有95%的工作全由奥丝萝独自一人完成。她往往手上拿着摄像机，腰里别着麦克风，最累的是拍摄两兄弟踢球的画面，要跟着满场跑。剩下的5%，包括奥斯陆附近的小岛上的画面，丈夫托尔·布瓦搭了把手；四季更替的风景的空镜，由她带领一个小团队拍摄。此外，为影片担任配乐的挪威著名作曲家John Erik Kaada也功不可没。“事实上，他是我第一个拉入拍摄计划的人，从我开拍之初就一直参与其中。我拍了一点或者剪了一点，就会去找他，然后他就着画面写一段音乐。”

在此番造访上海之后，奥丝萝和他的家人将赶赴澳门，参加第二届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尽管《兄弟》获得了许多国际大奖，但是奥丝萝说这些都在她意料之外，当初只想着能够完成就谢天谢地了。

而在所有的褒奖中，最令奥丝萝高兴的是，有观众提到，影片最后一幕中，她穿着一袭绿色碎花连衣裙分别站在幼年时以及成年后的马库斯和卢卡斯中间的对比画面，两兄弟已是今非昔比，而她的容颜却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