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小三线调研｜黄山跃进机械厂：留守的采购员

【编者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在皖南山区开始建设上海小三线工程，大量工厂在那里扎根。这些年，上海小三线的历史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今年7月，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各专业师生以暑期社会实践为契机，组成了“赴皖南专业实践团队”，将目光聚焦在皖南，调研小三线工程。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也拿出了十多份调研报告。

经过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其中的部分调研报告，本文记录的是位于黄山市岩寺镇跃进机械厂的老职工沈阿昌。

“当时我们跑去浙江买黄鱼，厂里派我去采购的，黄鱼只要三毛六分钱啊，那时候这个地方是连黄鱼都没有的。”他用手比划着，5根手指握成一个空心的圆，还不够，又用3根手指并到一起比出宽度，说道：“你看看，这么大的黄鱼啊，只要三毛六分钱诶。”

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子里，沈阿昌老人说起当时在跃进机械厂作采购员的经历，语气里仍是止不住的骄傲，说到激动处，手用力地拍着大腿，笑起来眼睛眯成缝。

他如今已经退休，住的房子还是跃进厂原来的职工宿舍，位于“皖机四村”1号楼的3层。因为腿脚不便，不久前他的儿子又帮他和老伴在1楼租了间小房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除了一张窄小的床和一个不大的桌子，紧紧巴巴地还挤进了一个破旧的躺椅，一条打着补丁、看不出颜色的毯子垫在躺椅上。沈阿昌就坐在这里，说起了自己和“小三线”的故事。

沈阿昌是浙江绍兴人，1957年时20岁的他去了江苏镇江当兵，4年后调到了上海第一钢铁厂接受培训。本计划培训结束可以到马鞍山钢铁厂工作，但培训结束后，正逢国家困难时期，他为响应国家志愿农业第一线的号召，回到了绍兴老家，开始了自己10年的务农生活。

“当工人光荣啊，那时候能当工人都是蛮好的，待遇也好嘛。”1971年，中央出台政策，凡是1957年参加工作的，1961至1962年支援农业的工人，国家都承认是老工人，允许他们可以参与支援上海小三线的工作。时任当地生产大队长的沈阿昌知道了这个消息，立马就去当时在浙江负责为上海小三线招工的地方报了名。当年的9月份，坐上了“小三线”厂里包的大客车，在这边迎接队的敲锣打鼓中，他来到了跃进机械厂。

跃进机械厂是位于黄山的上海小三线建设重点企业之一。他1971年进厂时，厂里已经开始了生产，起初沈阿昌负责炊事，干了1年，因为是党员，人又忠厚老实，干事勤快，所以就被优先选出来，当了厂里后勤处的一名采购员。那时他说自己跑遍了黄山的食品站、粮站，和里面的工作人员关系处得甚至比和厂里同事处得还好。一次食品站的员工生孩子，他开车出去送产妇去医院，没想到半路孩子就生下来了，因为是冬天，天很冷，怕产妇和孩子冻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大衣立马脱下来给她们披上。

后勤工作里采购属于核心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厂里工人的生活。那时是哪里的物资比较便宜就去哪里购买，他去过中国的大江南北。当时采购的物资，大多是吃的，所有物资都从上海运来，成本太高，所以尽心尽力自己找便宜的物资，为厂里节约成本。沈阿昌说，“领导对我们好，我们也要对得起他们，能做多好就做多好。”他顿了顿，又说了一遍，“领导看得起，我们也争光，没人贪的。”

现在他说起当时自己采购来的“好东西”，还是记忆犹新，土鸡四毛五分钱一斤，去山东买苹果一毛钱一斤，鸭子七毛钱一斤，几百块钱能买满满一大车。当时三线厂的生活水平相对于黄山当地，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尤其我们跃进厂，真是蛮好的。”厂里有两个专门放鱼和肉的大冷库，还定时有从上海运来的肥皂、香烟等等，“上海员工像独生子女一样的哇。”说完这个比喻沈阿昌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的老伴搬了个小板凳，就坐在房间外面一直静静地看着他，听到这里埋怨起来：“说那些干什么？”沈阿昌也不反驳，笑一笑继续说下去，谈起采购员那一段的往事，他脸上的神采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眼睛里有隐隐的光。

他语速很快，操着一口夹杂着上海腔，又融入了黄山方言的绍兴普通话，声音突然大起来。说完别人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先大笑了起来。

从1971年到1988年，沈阿昌一共做了17年的采购员。他说当采购员的时候是自己一生中觉得最自在开心的日子。开车采购的日子，到其他厂里看看老乡，帮村民之间搬运、传送物件。员工、村民生活需要、接送家属，就随时做他们的司机，“当时安徽70多个三线厂，我几乎每个都跑过了啊，有时候出去采购，如果顺路还想办法路过绍兴老家，回去看一眼嘛，但也常常不能长待。”

1986年因为政策变动，上海三线厂撤回，由黄山市接收了跃进机械厂，改名为“皖南机床厂”。厂里原来上海来的三线工人全部返回上海，而沈阿昌留了下来，继续做厂里的采购员。问起那时的情况，他并不是太清楚，对于历史大背景和厂里的一系列变动，沈阿昌似乎记得很模糊，甚至还不如对采购鸡鸭等的价格记忆得清楚。1993年沈阿昌因为年纪到了，另一方面又不适应新的厂长和同事，他选择了内退，一个人转去上海做生意，那时候的他已经56岁了。

过了五六年，他的儿子身体出现问题，老伴又得了胃病，沈阿昌又回到了黄山，真正开始歇了下来。多年过去了，他住在当年做采购员时住着的地方，拿着每个月2354块钱的退休金，每天买菜、洗衣服，像个一生平顺的老人，三线厂的那些往事似乎都不曾有过。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伴在房间里收拾刚刚被弄乱的小床和躺椅，夕阳的余辉照在他微微佝偻着的背上，沈阿昌突然说了一句，“现在我已经81岁了，当时上海人走，一共留下来5个老职工，只剩我一个了，现在只有我了。”说得轻巧平淡，也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在向谁说，好像无关紧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