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传家本事》出品人杨乐：志在中国文化的生活化谱写

描写中国人生活的本色

从《传家》到《传家本事》，环境已经有了变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情绪的积淀，选题应该对应好这个情绪。这个时代可能需要一些内在激励的东西，比如说更积极的生活态度、更明晰的生活方法、看到一些美好的人和他们的坚持。

澎湃新闻：《传家》系列选题的缘起是怎样的？

杨乐：最初是在13年，我在西安出差，桌上放了一个台湾人任祥写的一套书叫《传家》，他讲中国人生活的本色，讲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吃涮锅，你为什么要包粽子之类，我当时感受特别深。我们确实做了很多纪录片，用高高在上、众人景仰的方式来拍，所有的同行的东西都高大上。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习俗，让我们记忆很深刻的一些东西反而没被注意，所以我就想拍这样的一个片子。

澎湃新闻：《传家》与《传家本事》两季之间的有什么变化？

杨乐：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的生活谱写，文化不在生活里就死的，这是我们做《传家》的核心理念。

第一季是尝试在做，做的过程当中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三年前做的时候发现普通人对中国的故事、文化的印记特别淡，所以前期调查特别累。其次是85后导演本身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特别少，他们构建内容也特别累。所以第一季有点浮光掠影，像是为做出一套片子进行的前期调研。

这三年，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生活里面逐渐渗透，第二季做的时候，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良性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话题变小，找到主题来深度挖掘。

澎湃新闻：制作团队是怎样的构成？

杨乐：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汉声》杂志的黄永松。他做《汉声》40多年了，他一直在致力于中国文化和生活的关联，他在保护手艺人，他给我们介绍一些专家。比如说当时我们做十里红妆，专家就能告诉我们十里红妆排场中的东西有多少技巧在里面，这些东西规定了未来生活、婚后生活里面的一些为人妻的道理等等。

而在拍摄制作过程中，总导演张钊维、制片人朱笑艳则对纪录片的顺利完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块是我们自己的体系，以85后导演居多，都很年轻，大家可能拍片的技巧、对片子的理解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生疏，对文化和生活的联结点的定位不够确切。

澎湃新闻：拍摄中要切近很多人的生活，其中有一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关照这些信仰和文化习惯都很不同的人群时，如何能够秉持一个足够客观的角度而非猎奇？

杨乐：一方面从内容上你要选择非常典型的例子，不说猎奇，但是起码要新鲜。在典型的例子背后的那些记忆，它的价值观是我们现在创作的方法论。

毫无疑问，现在一些更小的、偏远的地方，那边淳朴的东西更多，所以我们取材就更偏向于那边。当然我们希望未来在城市里也能取材。

对于纪录片来讲，“渠道”很重要

纪录片和泛娱乐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于纪录片本身就在反映现实的需求，而我们的拍摄对象或者商家来讲，他们也是代表一类人群在诠释一种态度，我们面临的情况相同的，因而我们就有彼此理解和合作的可能。

澎湃新闻：纪录片这个类型在今天整个影像市场的占有率还是相对较少，相对小众。但是也不乏成功者如《生门》《我在故宫修文物》等，那么如何把这样一个被定义为小众的内容变得相对大众一些，以及你如何看纪录片影像的发展？

杨乐：单纯从形态上来说纪录片肯定是小众的，但是现在内容消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渠道”也越来越重要。《爸爸去哪儿》是什么？它叫剧情类纪录片，短视频叫什么？它叫短纪录片、微型纪录片，形态已经被模糊掉了。纪录片在接下来会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位置，我在电视台做过13年，但最后我去做了纪实影像，就是因为我看到将来可能消费非虚构内容这一个大的品类，那么就纪实影像这个角度来讲，需求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这两年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大家心态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发现其实应该面对生活，直面很多问题，让自己过得更好、更愉快一点，你会发现大家真的需要一些方法，去解决人们“不会生活”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关注的领域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作为纪实类的产品来讲，它以前比较小众，确实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是内容不够主流，原来很多纪录片都是独立纪录片，它没有关注主流人群的社会状态，所以内容不够丰富。从创作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做这个领域的人还是少，产业生态不够丰富。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确实应该有不同的形态符合现在的传播需求，碎片化、剧情化都是为此做的改变。包括现在纪录片变短为60多分钟，包括我们现在讲故事的方法都要更具体，更吸引人，节奏变得更快，这些都是第二个问题——从作品化到产品化，需要有一些更加面对传播需求的改变。

第三个问题是大家看纪录片不够方便，电视台里落地做得最好的是央视CCTV9，其他落地都不够好。网站的定向推送与截流也有很大的问题，比如你登录一个网站，马上弹出来一个推广或者广告，就吸引走你的注意力。现在还没有专门给收看纪录片的人群提供的特别方便的平台，我们最近也试图建立一个更加纯粹的纪录片观赏平台。

第四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行业的前程，大家都做得很苦。所以商业和纪录片的深度结合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它的体量能否变得更大，如果纪录片、渠道，包括整个营销做得好的话，这个行业就会起来。

澎湃新闻：之前你也谈到纪录片是要挣钱的，《传家》系列在盈利方面如何考虑？是否会沟通线上线下，比如和一些商家合作做推广和开发旅游项目等？

杨乐：这是每个领域都在考虑的，只不过入口不一样。从商家来讲，内容即销售，所以内容和销售之间会越来越紧密。比如我们和《三联生活周刊》旗下的新媒体品牌“松果生活”合作打造的《未来生活家》，我们现在肯定是有跨界思维，但跨界运营得认清。比如说人家是做电商的，做了几十年，恨不得客户一个眼神他都知道什么反应，而反过来他看我们也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结合。像我们做《未来生活家》和三联松果合作，做线下活动，都是为形成一个合力。

澎湃新闻：《传家本事》一共六集，每一集因为导演不同，拍摄的选材、角度、风格和节奏都不同，所以是没有进行一个总的统筹吗？

杨乐：我们第一季的运行模式是按《舌尖上的中国》的运营模式，框定好，一个故事5分钟，分成几个段落；第二季完全松散式，一是导演是不同类型，第二个我们是想探讨一下《传家》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因为它不是专题纪录片。《传家》第二季第二集的导演完全是独立纪录片的思维，所以他拍的东西特别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两种，一种还是维系这种松散的模式，节奏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是完全工业化生产，就是除了边框搭造这些，把其他所有环节都开放，比如这集涉及到几个地方，就由这几个人去拍，其实我们到未来最想尝试的就是“工业化生产”为核心，当然成片的感觉要一致，这也是BBC的做法。

澎湃新闻：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冲突，做一个文化传统的东西，某种程度上要去信奉它，但是如果把它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了，是否就会对它原本有消解？

杨乐：我刚才说的工业化其实是指它的生产方式，功能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生产模型，比方说航拍怎么拍、剪辑怎么做。商业化是另外一回事，商业化和原来不一样，原来商家和你合作他想要的东西特别多，而《传家》第二季的态度非常明确，你想植入就植入，不想植入也没所谓。第二个是现在的商家都想表达自己的态度，我们纪录片和商家的合作不太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有那些想要诠释自己财富和价值观的商家就够了。

澎湃新闻：您是长期在纪录片的环境里面，是从体制里边出来然后再做一些东西，那么您所了解的整个环境大概是怎样的？

杨乐：我自认为我比较了解这个环境。当时做了很多文化娱乐类节目，就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文化娱乐类节目的收视率肯定不如泛娱乐节目，但是它是一个社会的需求。而且在未来整个内容领域能覆盖大多数人群的“爆款”肯定会越来越少，你要抓住自己的一个人群，根据他们的需求充分做好，所以我们想垂直跟进而不是泛泛地去做。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

（竹君、邓鹏卓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