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拦车救狗”：跟抢占球场跳广场舞一样缺乏公共意识

西安32岁女子龙某被流浪狗咬伤后，因狂犬病发作死亡，西安旋即发起了一场全城打狗运动，接着便引发了诸多讨论。无独有偶，《法制日报》最新的报道显示，我国各地出台的“限狗令”大都雷声大雨点小，频遭夭折，禁养犬大行其道，狗患仍然存在。

在公共舆论场上，围绕流浪狗的争论，其分裂度不下于“老人变坏”这种议题。经过多年拦车救狗的激荡，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形象，现在并不讨喜。因此，全城打狗虽手段激烈，却开始具备了天然的民意的加持。舆论天平的倾斜，让爱狗人士可谓进退维谷。

争取动物福利，难点未必是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人与人的问题——在公共空间中，人带着其行为的产物（猫、狗之类），如何与其他人相处？或者更具体地讲，养宠物因为扰民、惊吓或者破坏环境而产生的负外部性，由谁来负责？养狗人士当然做不到时时刻刻埋单，否则养狗的争论根本不会存在。

爱心要用实实在在的金钱来支撑，这在拦车救狗的后续安置困境中，早已揭示。爱狗人士弃养的流浪狗，在城市形成狗患，政府兜底是必要之举。兜底分为两种，一种是简单粗暴的全城捕杀，一种是管理前置，禁止或者限制养狗。不过《法制日报》的报道说明，目前多数城市的治理能力，在规范市民养犬上，还无法达到游刃有余的水平。全城打狗，是运动式治理的展现，而运动式治理，当然逃不掉成本高、效率低、无法治本的窠臼。

不过，撇开权力越界的嫌疑，“限狗令”的覆盖范围也十分有限。禁了大型犬，小型犬也会产生负外部性。而诸如惊扰他人、扰民之类，不涉及法律，这是一个权力无法、也不应该去规制的领域。于是，道德和素质，这两个国人最不擅长的疑难词汇出现了。

一些主人拿狗打了疫苗、咬人说事，遛狗栓绳子，却丝毫不顾及由此可能给别人带来的其他惊扰，把在公共场所自我约束的责任，转嫁给了他人。这本质上还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在这点上，那些抢占篮球场的广场舞大妈，占领车道的暴走团老人，和不文明养狗的人一样，在公共意识层面都是残缺不完整的。所以，当公众对拦车救狗百般嫌恶时，救狗人反而会抱怨社会没有爱心，这和那句“年轻人对我们老人没有善意”一样，是把道德是非给偷换了概念。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捕杀流浪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往往都会共享同样的鄙视链，他们会居高临下地指责老人变坏、坏人变老，但只有在狗的问题上，才会分化。养狗的年轻人不少，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和抢占场地的老年人归为一类，但出于自我形象管理的划清界限，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缺乏公共意识，自我中心主义泛滥，他们和老人们没有什么不同，也许到三十年后，他们还会活成他们所嫌弃的老年人的样子。

爱狗人士的“广场舞”，跳得隐蔽而安全，即使道德和素质上有缺陷，也不会有谁会被打上同“老人变坏”一样性质的标签，哪怕他们拦了车。这是一种奇妙的舆论景观，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话筒，而不像老人那样，每天在互联网上被缺席审判。可见，在社会道德的鄙视链上，居于何等位置并不是取决于行为本身，而往往是取决于声浪大小。

时至今日，养狗话题已逐渐疲劳，不过爱狗人士依旧会孜孜不倦地前往玉林，或者在高速公路上输出爱心，全城打狗的运动式治理也会继续。只要合法，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怕这场混乱的广场舞上，那不堪的道德和素质，已经定型成了一种国民不自知的习惯。

（原题《爱狗人士的广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