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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刊文:聚焦朱日和,从这里挺进未来战场

江永红/解放军报
2017-07-24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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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014·朱日和”演习。本文图片 中国军网 

朱日和,内蒙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近年来却成了军事新闻的“暴风眼”。有个叫加里·李的美国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朱日和之狼——中国“蓝军”已成气候》。文中说:

“‘跨越-2014·朱日和’演习……在规模、参演部队组成、训练强度和对手本质等方面与以往有所差异。来自七大军区的七支劲旅开赴北京军区的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参演。在六次(注:应为七次)演练中,‘红军’以惨重代价仅取得一场胜利。‘红军’的惨败实际上反映了解放军训练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个与中国首支专业化模拟‘蓝军’部队密切相关的时期……”

此人很内行。他敏锐地发现,我军训练跨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实战化训练阶段。

海军举行实兵对抗演习。

峥嵘岁月90年,但系统的军事训练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战争年代,我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建国伊始,朱德总司令就指出:“不搞正规化、现代化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行。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1950年,一批身经百战的中高级干部坐到了南京军事学院的课堂上,让他们惊讶不已的是,授课的教授中竟有自己的手下败将。于是,出现了像《亮剑》中李云龙那样奚落教员的情景,气得温文尔雅的刘伯承元帅拍了桌子……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这样起步的。

从全国解放到“文革”前,我军的训练有两个黄金期。第一个是上世纪50年代初至“大跃进”前,其标志性事件为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成立。第二个黄金期出现在1964年前后,以大比武和郭兴福教学法为标志。可惜两个黄金期都很短暂,分别被扣上了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至于“文革”对军事训练的破坏,更是不堪回首。

1979年西南边境的那场“杀鸡用牛刀”的战争,在“牛刀”上留下两条血的教训:一,不研究对手,打弱敌也会吃大亏;二,单一兵种难打胜仗,必须学会合成作战。于是“蓝军司令”应运而生,模拟敌军出现在演练场上。1980年底伊始,全军兴起一股红蓝对抗之风。这一时期出现的如空军的蓝军分队等,至今仍青春焕发。

无独有偶,1981年,美国在莫哈韦沙漠腹地建起了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养了一只凶狠的“狼”,即一支模拟原苏军的专业化“红军”部队。美国陆军旅必须至少两次在这里与“红军”实战化对抗后,才可宣布已做好战斗准备。10年后的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一种新的战争样式——信息化战争才出襁褓,就已让世界目瞪口呆。美军参战官兵的体会是:此战比演习轻松多了,就像狮子吃一只“被拴着的羊”。海湾战争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其实是美军设计的战争,而训练中心则是战争实验室。说实战化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根据在此。

海湾战争后,我军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科技练兵掀起热潮,各类演习捷报频传。但美军一个旅长在观摩了我军一次联合演习后说:“我宁可在演习中败给假设敌,也不愿在战争中败给真实的敌人。”这话绵里藏针,一针见血。由于没有模拟出复杂电磁环境,由于“蓝军”不专业,演练就不逼真,就无法进入实战化训练这一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

我军真正跨入实战化训练这扇门,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空军战机展开空战演练。

“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实战化训练翻开新的篇章

实战化训练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要依托训练基地,建设比较完善的导调、复杂电磁环境、实兵交战、战场仿真、科学评估等系统;第二,要有一支神形兼备的“蓝军”做磨刀石。而要达到这两个条件,首先必须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把认识统一到战斗力标准上来。

党的十八大闭幕第九天(2012年11月23日),习主席就鲜明强调战斗力标准,要求全军“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 2013年3月11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战斗力是“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这一提法,在我军历史上是首次。如何达到战斗力标准呢?习主席明确指出要“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此后,他先后十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实战化训练。

由此,制约实战化训练的两大瓶颈很快被突破:第一,陆、海、空、火箭军(二炮)的训练基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2013年,走在全军前列的朱日和训练基地的信息化建设基本完成。第二,全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旅于2013年1月正式亮相,其他军种的“蓝军”建设也在抓紧进行。

专业化“蓝军”旅的成立和此后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是彪炳我军训练史册的两件大事。《意见》点出了实战化训练的本质内涵,就是“使训练与实战达到一体化”,指出“要遵循现代战争制胜机理,通过训练设计打仗、研练打仗、学会打仗”。于是,实战化训练翻开新篇章。

实战化“红蓝对抗”演练没有脚本,红军面对专业化“蓝军”旅,置身复杂电磁环境中,接受各类数字化评估系统的检验,不少演练场上的老手突然找不到北了。实战化演练让夸夸其谈者丑态百出,有勇无谋者声名狼藉,视野狭窄者捉襟见肘,墨守成规者头破血流,弄虚作假者原形毕露。

实战化训练强调问题导向,朱日和演练“重检验不重评比、重实效不重形式、重检讨不重输赢”,讲评中80%讲问题,把训练变成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战胜对手的过程。在朱日和唯一获胜的原沈阳军区某旅归建后,开展了名为“是什么要了我的性命”的大检讨,坦承此次惨胜带有偶然性,找出了需要改进的大小问题300多个。原广州军区第41集团军某旅从朱日和“败”归后,集团军组织营以上四级主官与他们一起再次复盘检讨,共找出20余类100多个问题,连同相关建议100余条,一起发给部队研究,集团军针对共性问题提出了40多项整改措施。这就叫“问题导向”。

在“问题导向”下,由陆军炮兵旅、防空兵旅参加的“火力”系列演习,在西北的山丹、华中三界等训练基地展开;海军的“蓝鲸”“机动”系列演习,在辽阔的海洋摆开了战场;空军的实战化训练已形成四大品牌:金头盔(自由空战)、金飞镖(突防突击)、蓝盾(对空防御)、红剑(体系对抗);火箭军作战旅与“混合蓝军”的对抗演习,虽静悄无声,却步步惊心。还有集陆、海、空、火箭军全要素的“联合行动”系列演习,像一个更严厉的考官,要称一称我军的高级指挥员究竟有几斤几两。

火箭军进行实弹发射。

实战化训练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训练。军事训练步入法治化轨道

2014年3月,一个新的工作机构——全军军事训练监察领导小组和各级训练监察部门成立了;一个新的岗位——军事训练监察员出现了。2016年1月,军委训练管理部成立。这是1958年撤销原训练总监部58年之后,再次把军训单列为军委直属部门,可见军委加强训练管理和监督之决心。同年11月,军委印发《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暂行规定》,可视为2014年军委《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的姊妹篇。如果说《意见》是纲领的话,那么,《规定》就是法规。《规定》对落实实战化训练提出了刚性措施,作出了硬性规定。

言必行,行必果。军委办公厅随即发文通报了28起违反训练制度规定的典型问题。2017年3月,军委训练管理部与军委纪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对违反军事训练制度规定问题处理结果的通报》,对涉及的单位个人分别作出处理,其中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6月20日,上百位军委首届军事训练监察员分别带着监察组下部队,行使动态监督之权。以上种种,标志着我军军事训练法治化时代的来临。

舰载战斗机从辽宁舰起飞。

实战化训练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训练。坚持严格训练和监察,我军正朝着战训一体化,设计并打赢战争的目标迈进。

(军史顾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彭玉龙 李赟,原题为《从这里挺进未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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