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薛忆沩：中文小说翻译成外文时遭遇改动，作家该不该插手

作家薛忆沩在国内从1980年代末开始出书，一直以来不算大众，但他那简短精致、个人化色彩浓郁的作品奠定了他在国内文学界的地位。

今年3月，薛忆沩的短篇小说集《出租车司机》英译本《Shenzheners》（《深圳人》）荣获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年度“多元文化奖”，他在英语文学界也开始为人所知。这本小说集用12个短篇描摹了“深圳人”的世像百态，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作家移居加拿大之后写成。

今年8月，《出租车司机》的中文新版本将使用英译本的名字《深圳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薛忆沩解释，英文版《Shenzheners》的名字，翻译尚未开始他就已经想好，不仅因为这部小说描摹的是深圳人的群像，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与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家喻户晓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的联系，“《都柏林人》呈现的是囚禁在一座被时间麻痹的城市里的脆弱心灵，而《Shenzheners》关注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从来就被文学忽略的脆弱和内心。”

7月23日，薛忆沩做客上海大众书局，分享自己小说翻译过程中的故事。

文学作品在被译介之后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原作韵味，一直是翻译中被探讨的话题。对薛忆沩来说，减少翻译对作品本身气质的影响更为重要。

与大多数被翻译的中国作家不同，薛忆沩精通英文、法文，也就有能力深度参与到自己的作品翻译中去。

今年上半年，《深圳人》出了新的英文版，之后法文版也跟着出版，薛忆沩的另一部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英译本也翻译完毕，准备出版。这三本书的集中翻译，让他对翻译和原文的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解。

《深圳人》中的短篇《“村姑”》中，薛忆沩就写到过这个问题。来自加拿大的女主角在火车上看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身边来自深圳的东方人掏出一本中文版《纽约三部曲》，说自己也很喜欢奥斯特的作品。

“一个没有读过原文的人有没有资格评说翻译的好坏？我通过翻译喜欢上了奥斯特的作品，这到底是因为原作好还是因为翻译的好？”薛忆沩借“深圳人”的口写出这句话。

对于《深圳人》的英文翻译，薛忆沩并没有过多介入，更多是配合出版社工作，但这本书在英语文学界取得了一定的认可。他后来检查翻译，觉得有不少不符合原著的地方，但为了符合欧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尚且可以接受。

“但法文版翻译让我再次审视翻译这件事。”薛忆沩回忆，法文版的翻译是一次巧合，今年中国农历大年初一的时候，加拿大魁北克一家出版社找到薛忆沩，说他们一位作者看到《深圳人》非常喜欢，想要翻译，希望取得版权。他收下了这份新年的“红包”。

后来薛忆沩才知道，这位译者曾在深圳生活过，甚至和他同时在深圳大学呆过，只是缘铿一面。聊过之后，他非常激动，“她和我看问题的方式都一样。”

这样的默契让法文版的翻译非常顺利，译者不太会中文，是由英文本翻译了这部小说。薛忆沩开始有点担心，但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她可以辨别出英文版里面的错误。她觉得某个部分有点多余，我去翻中文原文，果然多加了一句话，她觉得某个部分少了，原文果然还有一句话。”

“一个不是以我原文为基础的翻译反而更像我的原文。”薛忆沩感慨说，出版商和译者也觉得这本书会有比英文版更大的跨越。

在这样的合作中，薛忆沩开始认识到英文版的问题，“段落是有文体特征的，英文版站在读者立场重新切分了段落。在法文翻译这里，我都改回了原来的样子，他们也完全可以接受。”

经历了这次合作，薛忆沩开始关注并参与到自己英文译本的翻译中，也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他的短篇小说集《白求恩的孩子们》当时也在翻译之中，译者是Darryl Sterk，一位长期在台湾大学翻译系任教的加拿大人，金庸、龙应台作品的英文译者。

这部小说集是32个短篇的合集，薛忆沩在原文翻译上做了大量修改，但因为有之前《深圳人》的合作，译者较为了解薛忆沩的需求，也尊重他的改动，最后的成稿他很满意。但出版方编辑却较为强势，希望把翻译改得更符合英语语言环境的阅读习惯。薛忆沩拿到修改稿读了第一句就觉得“天旋地转”。

小说开头是作者从蒙特利尔大学下课回来，决定写这部小说，看着天空用英文喊一句，“亲爱的白求恩大夫（Dear Doctor Bethune）”。

“这一句话，一下这个故事全有了。”可是编辑把dear改成reverent（尊敬的），薛忆沩觉得这一下整个定位就错了，“这个编辑完全不懂我们和白求恩大夫的关系。”

薛忆沩小说注重文字细节，他提到自己写时间，写到“现在”就从头到尾都用“现在”，不怕重复，这是他文字的一个标志。但英文版为了不重复改成了不同的词，损伤了语言原本的表达方式。

“在《白求恩的孩子》里，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改动，我都要一一改回来。”最让薛忆沩生气的是，有一处他写到夫妻吵架动手打伤了，涂了紫药水。编辑觉得英语读者不好理解，全都改成了碘酒。“加拿大人也许不知道什么是紫药水，但这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词，而且是非常1970年代的，这是不能改的。”薛忆沩说。

“我的英文出版商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中国人接受的内容我们就能接受’，这是一种态度，但我希望尽可能在中文原文基础上让他们接受。”薛忆沩认为，在这个翻译的时代，怎么去保持原作的韵味依然是值得探讨的因素。

薛忆沩的这个故事其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作家的小说在翻译成外文时常会被译者和出版商要求改译成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文本，即便像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不例外。比如莫言小说的英文版译者、美国学者葛浩文就会对莫言原文进行不小的改动，甚至删节，但这样的改动也确实更能让读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