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来“美式民主的爆裂性危机时刻”

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美国的选举民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又有哪些方面没有变化？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否意味着美国民主的“爆裂性危机”？或者说，是否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的衰落？（“爆裂性危机”一说，参见吴冠军：《阈点中的民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作者原注）

文章首先分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新情况，即美国选举民主之“变”，然后阐释美国总统选举的“不变”。需要交代的是，本文所谓的选举民主主要指的是总统选举。最后得出基本结论。

一、美国选举民主之“变”

与前几届总统选举相比，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增强。

民主选举本身就充满着不确定性。选举竞争越激烈，不确定性也就越强。虽然发达的民意调查和民意测验对各个候选人的情况可以做一些基本预估，而且民意调查的结果往往就是最后选举的结果，即谁当选谁败选，以及当选和失败的选票的分布情况往往与事先预估基本吻合。但是，这一论断却不适用于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宣布参选总统时，并没有获得共和党内高层的认同。只是随着党内初选的推进，特朗普逐步赢得绝大多数州的胜利，共和党才不得不宣布其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就意味着，共和党高层并没有做好接纳特朗普出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准备。或者说，正是因为党内缺乏更加合适的候选人，共和党才不得不提名特朗普作为候选人。

最重要的一点是，选前民意调查基本上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获胜。可是，结果却是特朗普获胜。特朗普从一个“搅局者”到最后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再到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这就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也体现了这次总统选举的竞争激烈性异常之强。

其二，当选总统标准的模糊化。

特朗普上台，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样的人可以担任美国总统？此前，美国总统除了由一些军功卓著的军事领导人担任，比如，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或者总统身体出现异常由副总统接任，比如，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总统（任期为1973年12月6日至1974年8月9日）；其他总统较多是由参议员、州长担任。或者说，曾经的州长身份、参议员身份这一“政治资本”有助于候选人获得总统选举的最终胜利。其中，尤以曾经担任州长的情况居多。

比如，乔治·沃克·布什总统（2001至2009年在任）曾经担任德克萨斯州州长，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总统（1993至2001年在任）曾经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总统（1981至1989年在任）曾经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而担任过参议员也是竞选总统的有力筹码，如詹姆斯·厄尔·卡特总统（1977至1981年在任）曾担任佐治亚州参议员；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总统（2009至2016年在任）则是先后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联邦参议员。

而特朗普以“零政治资本”问鼎总统宝座，我们不得不说，担任美国总统的标准似乎在逐渐模糊化。

其三，政党对提名、推选本党候选人越来越力不从心。

总统候选人要获得本党提名，首先需要获得的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尤其是获得党中央委员会中“大佬们”的支持。党内高层对候选人的态度，对于总统候选人在党内初选中获胜与否的影响自不待言。一个党内高层不认可或者公然反对的候选人，往往难以获得党内初选的胜利。

特朗普在参选之初，共和党党内高层就表示出诸多异议，甚至对其担任总统表示明确反对。可是，在特朗普战胜了其他竞争对手之后，共和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提名特朗普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成为总统候选人，关键不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名，而事候选人本身要能够在党内初选中击败其他候选人，赢得党内初选的胜利。当然，这只是特例。换言之，政党对提名、推荐本党候选人已然力不从心。

诚然，这是美国“候选人政治”的必然结果。如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1918—2014）在其经典著作《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中所述：“美国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候选人中心制，政治家们能否获得提名主要是依据本人的资格和个人吸引力，而非依据其是否对党忠诚。事实上，更确切地说，在大多数竞选中，美国是候选人政治而不是政党政治。”

特朗普当选总统表明，共和党最后是不得不认可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而这并意味着党内高层认为特朗普就是最为合适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被动推荐，表明共和党对推荐本党总统候选人已经越来越失去主动权，甚至有些力不从心。

二、美国选举民主之“不变”

前述分析表明，特朗普上台意味着美国选举民主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正是这些新情况让人们误以为美国选举民主出现了“民主的危机”。实际上，我们不能只是看到美国选举民主出现的新情况，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美国选举民主不管发生何种变化，支撑整个选举民主的民主机制仍然存在。或者说，选举民主背后的宪政民主机制并没有因为选举民主的变化而变化，维持美国选举民主的“政治逻辑”依然存在。概括来说，维持美国选举民主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两党政治”的延续。

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掌政权，这被视为美国两党制的重要特征。特朗普取代奥巴马，即共和党取代民主党，这只不过是美国两党政治的又一次更替而已。

在分析美国总统选举中谁将获胜的时候，人们更多是从候选人本身来评析谁将胜出，谁会败选，而较少从美国两党政治本身来评判。实际上，美国之所以称为两党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美国总统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掌。即美国总统不是民主党人就是共和党人，这一任是民主党人，下一任就是共和党人。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一旦担任了八年总统之后，该党的继任候选人就很难继续当选下一任总统，这几乎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不成文规则”。四十年来，只有一个特例，即共和党总统里根在担任八年总统之后，同党的老布什总统在选举中获胜，继续担任了四年的总统。诚然，这是一个“例外”，即里根总统因为内政外交方面成就卓越，让美国选民对共和党仍然抱以诸多期望。而四十年来，民主党却没有此类先例，即民主党总统担任了八年总统之后，继任民主党候选人很难在下次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是两党政治的逻辑，即除非前一任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该党能够获得足够的声名之外，其他情形之下，总统大选都要换党换人。

因此，通过换党换人，真正实现轮流执政，而不能让某一党连续执政，这是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大“铁律”。易言之，特朗普当选总统，某种程度上是受惠于特定的两党政治逻辑。一方面，我们确实要承认特朗普有其独特的竞选策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特朗普受惠于美国两党政治换党换人的传统。正是两党政治具有换党换人的要求，使得特朗普的当选多了几分幸运因素。但是这绝不能说是美国民主的“爆裂性危机”。

易言之，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党轮替，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执政绩效不佳，导致人们期望通过换党换人改变现状，这就是两党政治。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四年或者八年之后，特朗普总统如果政绩不佳，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就是换党换人的大好时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将一次正常的政党轮替视为美国民主的“爆裂性危机”。

其二，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人追求“伟大总统”的又一次尝试。

美国人有追求伟大总统的政治传统。回顾美国总统史，美国历任总统都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伟大的总统，或者使总统职位更加伟大。华盛顿、罗斯福、林肯、里根是这些伟大总统的杰出代表。这一点既可以从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排行榜看出，又可以从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口号看出。

美国总统候选人要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必须在竞选口号上满足人们追求“伟大总统”的期待。就近来说，人们还记得，上一任总统奥巴马2008年竞选时基于美国经济危机的困境而提出的口号“Change We Can Believe In”（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让美国人再一次看到了“变革”国家的希望。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相比希拉里的竞选口号“Stronger Together”（在一起更强大），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更容易让人们相信会变得更加伟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大。

虽然竞选口号不是选举获胜的主要理由，但也是人们选择候选人的重要考量因素。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相比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美国在国际上的战线收缩、战争减少，国内的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衰落论，可谓抓住了美国人一以贯之的追求“伟大总统”的梦想。如果前任总统让美国内外交困，或者让美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衰退或者衰落的话，类似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就很容易唤起美国人广泛的认同。奥巴马的当选是循此逻辑，特朗普的上台亦是如此。

其三，特朗普总统仍然要遵循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

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美国总统选举来讨论美国民主制度本身及其命运。似乎特朗普的上台就是美国民主的失败，是美国民主衰落的标志。其内在逻辑错误在于，将美国民主等同于选举民主，又将选举民主等同于美国总统选举。由于不能接受美国选举民主的新变化，确切来说，基于对特朗普本人的不满，就将其视为美国民主的灾难，这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出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声音。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点是，论者们将总统选举与美国三权分立体制做了人为的切割。

实际上，总统选举虽然是民主选举最重要的内容，但也只是美国民主选举的一部分。不管是谁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都要服从美国宪政民主体制本身，除职权范围内的行政命令之外，其重要施政主张都必须经过国会同意，都得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国会、最高法院这三者之间的分权关系来运转。

总统不能置美国宪法于不顾。选举时为了打赢选战，可以有很多施政主张的构想，但是要将这些主张变成具体的政策，仍然要按照必要的宪政程序来推进。就是说，美国总统选举与总统执政是两种不同的逻辑。选举有很多策略，可以不必考虑具体的政策后果，但是执政就完全不同，必须按照规范的宪法程序，重要政策主张必须经过国会的充分讨论并最终获得通过，否则就要被搁浅。

比如，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特朗普政府最近提出，为了减轻企业负担，需要向企业减税。但是此项减税政策要成为现实，就必须争取国会的广泛支持。没有国会的广泛支持，特朗普的减税改革很难成功。这就意味着，总统选举是一回事，总统治国又是一回事。总统选举的策略逻辑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总统执政治国的逻辑。前者可能会采用非常规的策略，而且也可能取得成功，后者却未必，有时还很艰难，因为其必须遵循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

因此，退一步来说，即使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性”有些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美国宪政民主体制本身。而且，美国宪政民主体制并不会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即使特朗普执政绩效不佳，也只会出现特朗普的执政危机，而不会导致美国民主的“爆裂性危机”。

三、特朗普上台并不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的衰落

一种普遍的声音认为，特朗普上台是对美国民主的极大嘲讽，甚至意味着美国民主的衰落。问题在于，美国民主是否真的在衰落？西方民主是否在衰落？通过对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分析，就断言美国民主业已衰落，不管是从美国民主理论的发展来说，还是从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来说，这种论调确实很难成立。事实上，美国民主非但不是如此脆弱，反而具有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以及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西方民主具有深厚的根基。亦即，它是建立在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媒体政治、公民文化等基础之上。当我们讨论美国民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从选举民主谈选举，而要看到支撑整个选举民主运作的代议制政治或者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的政治文化支持系统。正是因为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存在，才使得选举民主、民主辩论等民主制度的运作无论如何都一定会维系下去。易言之，只要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存在，西方民主就一直会存在下去。我们不能脱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媒体政治等孤立分析选举民主，选举民主的运作离不开其他民主政治运作的基础性制度的支持。忽视选举民主背后的其他民主政治运作机制，当然不难得出选举民主“乱糟糟”，西方民主“无前途”的论断。

其次，西方民主理论总是在创新中发展。因为其深厚的根基，西方民主不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落。而且，西方民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西方民主理论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指出，为了不断保持民主的实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必须不断深化和扩展民主。梳理一下，我们可以列举一系列西方民主理论：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竞争性民主、多元民主、包容式民主、监督式民主。这些理论涉及古典民主（直接民主）、近现代民主（代议制民主），以及新近流行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包容性民主和监督式民主）。

可见，西方民主理论并非一层不变，而是不断在自我更新。而且，这些民主理论的出现，不只是学术界的讨论很热烈，或多或少都转换为了现实政治运作和政治制度安排。尽管每一时期民主理论的热点和民主理论的重心有所不同，但民主理论总是往前不断演进、补充、完善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第三，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受益于包容性民主的发展。近年来，包容性民主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发展。它明确反对“确立任何‘客观的’规律、过程及趋势的可能性，不再迷信这些规律、过程和趋势能够必然地或‘理性地’导致自治方案的充分实现”。包容性民主通过广泛的政治吸纳，让更多的政治群体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

特朗普参选总统并最终获胜的过程，有其独特的成功逻辑。首先，其能够赢得党内初选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社会中下阶层人士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因此，初选过程中他的得票主要来自男性、白人、蓝领阶级、低收入人群、文化程度不高者（大部分没有上过大学）。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角逐过程中，他又选择了一个符合美国人追求伟大总统愿望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因此，这只是一次在世人看来不太正常的总统选举，特别是获胜者特朗普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并不意味着这就是美国民主的“爆裂性危机”。恰恰相反，这次选举充分体现了美国总统选举的高度竞争性、不确定性。这是美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政治只是少数政治精英们的游戏，政治的吸纳程度和吸纳水平必然有限。

亦即，特朗普以零政治资本问鼎总统宝座，这是美国包容性民主的胜利，或者说美国民主的包容性在增强。

第四，西方民主具有一种自我修复和自我纠错能力。西方民主的旺盛生命力还体现在，其具有一套自我修复机制，即“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规则和制度的能力”。正是这种有力的自我修复机制的存在，使得其不会轻易衰落。

比如，用代议制民主来弥补古典直接民主的不足，用参与性民主来修复代议制民主的参与性不足，用协商民主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强调保护少数人的权益来弥补民主原则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多数决”的不足。这些都是西方民主自我修复能力的体现。正是因为其具备自我修复和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主本身才值得尊重，有效的民主机制也才能够更好地规范现实政治运作，民主的合法性也才会不断增强。正是因为有这种自我修复能力，西方民主才得以持续存在，而且总是能够经受重大时刻的考验而维持稳定运作。西方民主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自我修复和自我纠错能力。丧失了这种自我纠错和自我修复能力，西方民主的生命力恐怕也将大打折扣。

第五，西方民主的精神正在逐渐被世界各国广泛接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向民主转型的国家都在纷纷学习西方民主的理论、经验和技术。比如，选举民主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所有更换领导人的机制中不能说最好，至少也是最不坏的权力交接模式。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发展选举民主，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是，通过选举换人，执政者通过选举来赢得自身的合法性，国家通过选举来保障公民的权益，这些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此外，协商民主也不再只是为西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西方民主中的民主自治也被广泛学习，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建立其自治组织。虽然其他国家学习西方民主时会加以改造，但是，背后的民主精神与民主理念是一以贯之的。西方民主不仅没有衰落，而且正在被世界上更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吸收和借鉴，这是西方民主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诚然，唱衰西方民主容易，但是西方民主有没有真正衰落则是另外一回事。判断西方民主是否衰落，不仅要看支撑整个西方民主运作的一些结构性要素（比如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是否存在或者衰落，还要看西方民主理论自身是否在不断发展和创新，如果其总是在不断创造新理论，并且新理论都是对现有理论的超越，那就说明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当然，要判断其是否衰落，还要看其是否具备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时至今日，西方民主的自我修复能力一直都存在，而且总是在创造新的自我修复的机制和形式。

最后，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西方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思想正在成为世界上更多走向民主、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学习、借鉴和模仿的对象。正如有论者所言，民主是西方的产物，但是民主的伟大工程仍然是“未竟之业”。“创造和扩展民主仍旧是严肃的民主人士的中心任务。”虽然他们不会照抄照搬西方民主，都会加以限定，比如冠之以某某（国名或者意识形态名）民主，但是，他们的民主的精神和思想都是来自西方民主。这就说明，西方民主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当今世界更大范围内获得了承认和接纳。

不管是从西方还是世界范围来说，西方民主的根基依然深厚，因特朗普上台就断言西方民主出现了“断崖式衰落”的论调，难以经得起严肃学理的推敲和大量现实经验的检验。

结语：唱衰西方民主的论调难以成立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第一，特朗普上台确实意味着美国选举民主有所变化，但是不能忽视这些变化背后的“不变”内容；第二，特朗普上台，并不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出现了严重衰落，西方民主的根基依然深厚。

综上所述，因为特朗普上台就声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爆裂性危机”，这一论点没有看到选举民主背后的政治结构因素，即美国的两党政治，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反而过分夸大了特朗普当选的个人因素，并忽视了选举民主与包容性民主、选举民主与治理民主的关系，容易造成人们对选举民主的误读，甚至简单反对选举民主，进而反对民主本身。

所谓“美式民主的爆裂性危机时刻”的说法，制造了一种高度紧张的民主崩溃论调，颇有危言耸听之感，有过分夸大特朗普当选总统对美国民主的伤害以及制造民主危机的嫌疑。不论是民主的“被企业化”、“民主的强制”，还是民主选举成了“快感政治”，种种论调本质都是要从批判选举民主开始反对民主（其逻辑是将民主等同于选举民主）。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等于为美国民主带来了“爆裂性危机”，那么美国民主实在不堪一击。只不过，这不符合美国民主的实际，充其量只能是反民主论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特朗普竞选获胜既符合美国人追求伟大总统的梦想，又符合美国两党政治的逻辑。特朗普上台之后，积极寻求国会的支持，通过其包括减税在内的诸多政见，这也符合三权分立的民主治理逻辑。因此，特朗普竞选获胜和上台执政既符合美国选举民主的逻辑，又符合美国总统执政的逻辑。这就是美国民主的常态化运作，而不是所谓“美式民主的爆裂性危机”。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本人是特朗普的忠实粉丝，更不是要为特朗普及其政见辩护，而只是试图从美国的政治结构、政治传统以及美国民主的逻辑去分析特朗普当选，由此厘清反民主论者制造的美国民主崩溃论的虚假事实。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原题：“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着美国民主的衰落——兼与吴冠军教授商榷”。略去注释，正文有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