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西藏古商道：从江孜到亚东关

杜冬

【编者按】自江孜一路向南，跨过河流，攀上雪山，沿着河谷逶迤前行，途经古老的城堡、村庄、寺庙和集市，杜冬和他的摄影师颜道靖，深入藏南，寻访历史上的西藏古商道之路，并与我们分享一路上的所见与所闻。

大象痛哭之路

江孜是我们的出发之地。

清晨，顶着寒霜，推开矮小的木门，从江孜的甲日交商贸老街出发。一路向南，跨过肥沃的年楚河谷，回头望，能看到江孜最突出的地标：巍峨的宗山城堡，围墙环抱的白居寺，以及山崖上几成废墟的紫金寺。绝壁、堡垒、寺庙与河谷的宏大场面，会让任何人都产生强烈的印象。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的使节特纳上尉记录道：“城堡座落在一块岩石之上，岩石垂直高耸，悬崖犬牙交错。”一个多世纪之后，随英军入藏的亨利纽曼则写道：“（悬崖上的寺庙）居高临下，严厉地俯视着下面一片热气腾腾的繁荣景象。”

告别江孜古城，沿着河谷一路向南，大约半天的脚程，会经过乃宁寺（今康马县南尼乡）。在特纳的记录中，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村庄”。正是在这个漂亮的村庄里，英国人荣赫鹏带领的侵略军曾遭到猛烈反抗。1904年乃宁大战的痕迹，今天依然可寻，英军的子弹密集地嵌入老大殿的木门中，深度超过一寸。同行的摄影师曾是一名军官，他说这是近距离扫射所致，可见当时短兵相接的激烈。

此外，乃宁寺中还可找到古老的壁画。乃宁寺的壁画甚至早于江孜白居寺，其画风一脉相承，承载着年楚河谷的悠远历史和美感。

从乃宁向南，先后经过少岗乡和康马县，再向南，河谷愈见狭窄。经过萨玛达乡时，不要错过艾旺寺，这里拥有12世纪的精美佛教造像，其人物的衣形带有当时吐蕃和中亚的特色，图齐曾对此做过考证和研究。

如今，古寺艾旺虽饱受雨水冲刷，依然尚存多尊古佛像，菩萨的面容仿佛有呼吸和微笑一般生动，身披古朴的长袍，束中亚游牧风格的腰带。两旁的金刚力士肌肉暴突，但面孔已经基本被雨水冲毁，暴露出塑像内部的木桩和麻绳。

朝圣与商业之路相伴，艺术与财富共生，这是西藏的特色。

再向南，即出康马县，狭窄河谷到了尽头，这里就是英国侵藏战争中，曲米辛果大屠杀的发生地。曲米辛果北扼河谷，南边面对广阔的吐纳平原，遥望卓玛拉日雪峰，近抵多钦措湖，实为险要之地。从卓玛拉日雪山吹来的风，冷得令人生畏，但放眼望去风景却绝美。

多钦措湖岸边已经封冻，藏在云层后的日光，诡异地将湖面层层照亮，如同照耀着一柄柄古老的剑。大群的黄鸭等水鸟在看似冰冷、其实温润的水上休憩，它们飞翔起来时，背景就是雄伟的卓玛拉日雪山。

很难想象，1904年3月31日的那场战斗，便是以卓玛拉日雪山为背景展开的。狂风呼啸中，马克沁机关枪、古老的火绳枪和英菲尔德栓动步枪就在这天地间打响。荣赫鹏也感叹：“平原上遍处皆藏人尸体…此诚惨酷可怖之事。”此刻，一群牧人们顶着斜吹来的冷风，走着斜线而来，他们驱赶着大群的羊，头戴毡帽，粗牦牛绒包以藏地的方式横挎在胸前。牧人们摇摇摆摆地走在柏油路上，羊群则拥挤在路基旁，直到碧蓝的多钦措湖边，掀起一道浓烈的羊膻味热风。

当年的战场野道，几十年后行走其上的是商旅，主要商品，就是羊毛。

从这里开始，就进入了堆纳高原。高原从曲米辛果到帕里这一段，狂风呼啸地吹过毫无阻挡的荒原，令往来这里的商旅、求学者甚至入侵的英军士兵，都深感寒冷与痛苦。藏族人颇带苦涩的幽默感，将这里命名为“朗布欧塘”、“果如果塘”，意为：大片的荒原（塘）让大象（朗布）痛哭，累死了黄羊（果）。

1788年，特纳曾推断这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说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冬季，“狂风吹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不敢把脸暴露在外…听说在干燥的夏季月份里，永久地刮着猛烈的风……（冬天）这一带寒冷异常，以至于在原野中的牲畜被大量冻死。”

1904年，荣赫鹏则凄凉而又神秘地写道：“吾人觉得此间环境极端凄凉。吐纳几高出海面一万五千尺…又不能举火谋舒适，盖所获燃料仅敷烹饪，其中以牛粪为主要成分，且须自春丕（亚东）运来。唯一令人满意之现象，即此间伟大之自然风景，余对之永不厌倦……彼恬静而伟大之春马尔哈吕峰（卓玛拉日），巍巍乎超绝人寰而独立云表，纯净而无纤芥之尘垢。”

对于那些第一次上高原的人而言，这是西藏给他们留下的永难磨灭的印象。

在这片荒原之上，商队往往要走两天，才能告别卓玛拉日雪山挺拔的山脊。随后，人们会在狂风呼啸中看到远方帕里宗高大的城堡，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这座雄伟的岩石城堡，在特纳眼中“非常别样，坚固异常”。随英军进入的《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还对此做过一番考察。以近代军队的眼光来看，帕里宗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六层堡垒建筑……是一个走道与黑洞洞的房间构成的迷宫，这些房间和过道里都是干草、黑色火药和旧武器”。

城堡下则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市场，骡马群集。有特权的大商队可在此补充之后，直接通过，但对于大量的中小商人来说，帕里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前往印度交易的，必须在帕里寻找可以帮他们驮运物资的骡马和骡夫；还有些零售商们，则在帕里出售羊毛，购买印度物品，然后返回江孜、拉萨等地。

驮运道路艰险，风暴、牛瘟、悬崖、炭疽、有毒的植物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湿热气候都可能使得驮队大批死亡，商人倾家荡产。1903年英军入侵西藏时，驮运的牲畜死亡率惊人。在牛瘟和气候的双重打击下，两千三百头牦牛到了亚东已经死得只剩八十头，二百头水牛只剩七头，骆驼全部死绝。只有当英国人学习帕里、亚东的骡夫，使用训练有素的骡队时，死亡率才下降。

道路如此艰险，以至于帕里、亚东的骡夫享有这条道路上的优先权，甚至垄断了这一生意。费用自然相当之高。据1951年的统计，由拉萨至噶伦堡(全程800 多里)用骡马驮运，如果驮的是大米，运输费占售价的70％。凭借驮运和转手贸易，帕里、亚东的商人、百姓们积累了相当的财富，“高房大厦日渐增加，富家渐增，该处居民也日益增多。”

如今那座雄伟的帕里宗城堡已经不见踪影，当年繁荣的市场也不见踪影。204省道贯穿全镇，镇子的规模依然可观。有一些细微的信息，尚能透露出帕里往日的贸易风格，比如，我们吃藏面的那家小茶馆中，扎基拉姆女神像下供着的纸币是不丹元。

一位帕里的公务员也搭上我们的车去亚东县，一路上他不断指给我们看一些并无特殊的山谷，“从这条路走，20公里，就是不丹了。”或者“从这里看过去，山头上有雪的，都是不丹。”甚至在帕里镇上也有不丹人，娶了一个藏族老婆，所以能够定居。公务员先生说，要是开放打工的话，不丹人都会来亚东、帕里打工，因为不丹的经济情况相当糟糕。

“这里，这里有一条道，通向两国边境的高山牧场。”他指着。

“有人越境吗？”我问。

“人没有，但是牦牛会越境啊，牦牛可不管国境，哪里的草好就到哪里吃，所以我们的牧民会打个报告，越境把自己的牦牛赶回来。”他说，实际上这些牦牛更是国境线的守护者，如果没有牦牛和牧民在这里放牧，自然就会有其他国家的牦牛越境来吃草。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公务员先生笑着说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边境哲学：“稀里糊涂发生的，就稀里糊涂解决。”

乃堆拉山口：与锡金司机一席谈

我们一路南下，沿着河谷盘旋，海拔开始急速降低，草甸的风景消失了，变为颇有亚热带风格的河谷，这就是英国、印度人所谓的春丕河谷，藏语中传统称之为卓木，如今则称为亚东。当年，这条河谷险峻难行，荣赫鹏说这里“林木漫山谷，类似迷园，山路崎岖异常，行军运饷均极困难……当地马夫及锡金苦力亦多逃亡，以为吾人此去不得生还。”

河谷较为开阔之处，就是亚东县下司马镇。在《斋苏府秘闻》中记录，当年的亚东人说话很快，语言中还夹着不少印度语词汇，下司马街两旁，同时混居着藏人、印度人和尼泊尔人的商店，通行的货币也是印度卢比。

这个如今知名的县城，在当时只是荒野。当时英印商人主要聚集在印度的噶伦堡和锡金甘托克，而西藏商人则聚集在帕里宗（今亚东帕里镇），从噶伦堡到帕里之间维系着一条狭小的商道。亚东向北，经帕里进入西藏腹地，向南则翻越高耸的咱利山口，锡金险峻的丛山在前，直到西里古里才有火车。

亚东就在这条河谷中。

从亚东再向南，道路转向山上，通向如今的中印口岸乃堆拉山口，这条道路也是1903年英军入侵西藏时修筑的，天气晴好时可通马车，不知何时开始，这条道路取代了原先的亚东关路，成为藏印亚东口岸贸易的主要通道，我们如今走的就是这条公路。

汽车一路上行，到达了半山腰平坡上的口岸。距离山口还有一段距离，从这里可以遥望国境那一边印度的哨卡，隐约看到碉堡的外形。乃堆拉山口的气候之严酷，令人心惊，却是进出西藏的重要通道。西藏研究者索穷在《跨过雪山看世界》一书中记录了跨越乃堆拉山口的亲历者的口述。上个世纪40年代前往大吉岭求学的擦绒﹒平措坚村回忆道：“管家和佣人给我们准备一种特质的面具把整个头脸包裹起来，穿上皮衣，带上手套和防雪盲的护目镜，簇拥着我们过雪山。我们翻越纳堆拉山口的时候最辛苦，大山被大雪包得严严实实，行人稀少，白茫茫一片雪粒中夹杂着鬼哭似的尖厉的风声，根本看不到路，他们说曾经有人和骡马被暴风雪卷走的事情发生。”

半山腰上气候温和，小小的边贸市场正设在这里。几排彩钢瓦库房，一条短短的街道，出售着毛纺织品、床上用品、热水瓶等小百货，还有藏毯等物件。我和一位在这里做生意的温州大姐聊了聊，她的商铺分里外两间，里间堆满了中国向印度出口的物品，主要是轻工业制成品，例如床单、服装、婴儿用品、背包、鞋子等。

外间则是从印度进口的物品，品种并不多，主要是巧克力、咖啡、还有几块南亚风情的手表，购买者也寥寥，整条街上的情形大同小异，似乎都以出口为主，压倒了进口。

从当年亚东关严重的入超，一切都依赖进口，到如今变成一个以出口为主，浙江、青海以及本地藏族老板汇集的市场，这个极小的方面，折射出了中国的巨变。如今的乃堆拉边贸市场，依然只开放半天，大约午后，印度、锡金的车辆陆续驶来，停在市场外。大部分车辆都是越野吉普，有韩国牌子也有印度自己的汽车品牌，大概是锡金路况不好，且爬坡较多。

描了眼线的锡金姑娘打开了自己的店门，来此采购的锡金商人与中国老板们通过电子计算器来沟通价格，这一幕，倒是和浙江义乌没什么差别，就是规模不到义乌的一根毫毛。

草地上闲坐着好几个锡金司机，面孔黝黑，身材壮硕，裹着头巾。我和他们闲聊，并以中国饼干交换了锡金的印度烟草，算是亲身实践了以物换物的边贸。这种烟草放在舌下，很快就会满嘴都是浓郁的烟味。司机们彼此交谈使用尼泊尔语，但他们都会说英语，藏语也没有问题，人都是藏语名字。

他们说，从口岸向南行驶，大约65公里后，就会到达甘托克。这是一座小小的山城，人口大约有10万人。再向南，就会抵达噶伦堡，那座历史上的印藏贸易中心。他们对中国的好奇一点也不逊于我对印度的好奇。他们反过来问我，向北走，中国方向是什么城市，我说会先后经过亚东、康巴、江孜，最后到拉萨，拉萨人口已经80万之多。

这让他们非常惊叹不已，锡金司机们争论了许久拉萨距离这里有多远，继而又转过来问我，拉萨是不是特别高？我说有3700左右，他们非常惊讶，说这也太低了，比甘托克还要低。

“甘托克多高？”我问。

“5400，”领头的司机非常笃定地说。

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突然之间，我明白了。

“你说的是英尺把？”

“没错，啊，我明白了。”司机也恍然大悟。如果按照英尺换算，拉萨的高度在惊人的12000英尺左右。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所以通行英尺计算。

“拉萨有迪斯科厅吗？”

“有啊，好多呢，甘托克没有吗？”

“没有，大吉岭也没有。”

短暂的沉默，双方都在努力想象对方城市的模样。

交流一度切换到藏语，他们也没有露出丝毫费解的摸样，锡金人一定都是语言天才。

我们又开始聊生意这个永远不过时的话题。

“生意怎么样？”

“很一般，我们向中国出售灯油、大米和饼干，我们买运动服什么的回锡金。比如说这件衣服在中国卖100，到了锡金是150左右。”

“税收情况呢？”

“锡金邦政府有出口税，大约5%，但是进口税很高，比如衣服，要收11%的进口税。”司机们有些埋怨锡金政府。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购买中国出口的电子设备，家用电器等等，司机们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不准卖电子产品。

“我明年要去广州，这里不好玩，我要去广州找一个中国女朋友。”其中一个胖胖的司机说道，这个高山贸易市场的确有些冷清，边贸规模较小，以锡金进口为主，难怪他念念不忘广交会。

“你去那里干什么？”我随口问道，高山下午的阳光照射着，烟草的味道在嘴里，让人觉得这其实是一次不期而遇的野餐聚会。

“去给人背东西。”另一个人做鬼脸。

“也就是说，是去……努力地在记忆中寻找那个英语、汉语甚至印地语都一样的词汇，那个标志着商贸之路苦涩与艰辛的词汇。“是当苦力？”

锡金司机们猛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互相推搡着，扔过来纸烟。

苦力，这个名词，在那条由苦力肩扛、赶驴驮运的古老商道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生动地活在人们的词汇里。

这让我更加希望去找到那条古商道，看看那座西藏曾经的商道之门：亚东关。

亚东关遗迹探险

但是亚东关古商道并不在我们此刻身处的乃堆拉山。古商道在咱利山脚下，从这里是看不到的。得到一位藏族老人的指点，我们首先找到了噶举寺，就在从亚东通往乃堆拉山口的半山腰上。

寺庙门口颇为耸人听闻地写着：寺庙附近有熊出没，请勿在此停留。我们战战兢兢地走上二楼，随意看看，却找到了一幅牌匾，“大放光明”，落款是权大臣升泰，这实在是意外之喜。

从1888年到1890年，正是这位大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升泰签署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划分了西藏与锡金的边界，并将咱利山大片领土割让出去。也正是这场谈判，最终确定了亚东关的设立，以及西藏商业的对外开放。

这似乎是亚东关给我们的信号：仔细看看，我就在附近。

站在寺庙的阳台上，我们四下观望，终于看到了荒凉河谷中一处小小的建筑物群。其中，大部分已经变为废墟，只有一栋小屋，看来是牧民冬季放牧的牧场小屋。

这里会是亚东关吗？规模也太小了，看起来更像是一户牧民的冬季牧场小屋。我们手头有一本《亚东关志》，其中有手绘地图，但细节有众多地方不吻合。

是否要下去探访？我们有些犹豫，下山并无道路，估计要走一个小时，何况有熊的告示更让我们心头冒起了寒意。

但想要确定，只有走下去看看。

于是，我们三人，两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离开公路，开始沿山坡向下攀爬。寺院的画师好心提醒：小心熊啊。经过了陡峭的草甸，进入更加陡峭的森林带，不间断地下行、寻找道路，观察有没有熊出没，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河谷。

这片草甸非常潮湿，可能在涨水季节是被河水完全淹没的。我终于弄明白为何地图上的那条河流消失了，这是深秋季节，河流变成了无力的沼泽。然而副手绘图本身也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中，地理变化，河流改道，想必已经抹去了很多痕迹。

为了避开沼泽，我们走上了一道平坦的台地，台地形状规整，向着不远处的废墟一直延伸。我仔细看了看，这并不是台地，而是一条以石块认真修建过的道路，宽度大约两米多，和内地的官道基本一致。

现在，尽管喘着粗气，但终于可以确定：这一条就是古老的江孜-噶伦堡商道，20世纪上半叶西藏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商人、使节甚至军队所走的道路，正是这一条。1904年英军入侵之后，加以进一步修建，留下了一条军用电报线路和驿站系统，甚至可通独轮马车。数十年后，国民政府特使黄慕松从这里经过，仔细记录了这条电报线路，“从锡金边境到江孜设立11处旅舍，兵站，发放电报……电话电报均可北至拉萨，南至印度。”

再后来，旅舍变成邮政投递站，被藏族人按照其英语名称唤为达格庐（Dak Bangulow），设立了电话，投递邮件。这是西藏近代电报、邮政和电话之始。清代末年，西藏政局消息的传递，都依赖于这条线路。

十几年前，江孜到噶伦堡的道路已经悄然成为西藏最重要、最快捷的对外通道。最后几任驻藏大臣如张荫棠、联豫、温宗尧等，都坐海轮到加尔各答，上岸后沿亚东、江孜道路进藏。他们亲眼目睹了英国对于西藏渗透之深，联豫、温宗尧还试图将这条路线赎买，收归清政府管辖。但是谈判尚未结束，清帝国已经轰然瓦解。1912年12月，末代驻藏大臣联豫通过亚东黯然离开西藏，这条商业道路也同样成为西藏历史的见证。

踏着这条无数脚夫、商人、官员、英国士兵，乃至张荫棠和联豫都曾走过的道路向前，不远处就是亚东关。

亚东关已全然是废墟，只有一尊纪念碑立在庭院里。庭院由石板铺筑，根据地图，这就是亚东关税务司所住的两层小楼，是西藏近代史上风浪最大的一个小小节点。它对面则是原先的商店。英军撤退时，曾将边墙炸毁，以防再度利用。如今这里并无人烟，牧民将碎石重新砌成了菜园，小楼已无迹可寻。

《藏印续约》第一款规定：藏内亚东定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于是，1894年5月1日，亚东关开始了工作，这座中国最偏远的海关坐落于一处荒凉的河滩之上，地势险要，遥望锡金、不丹两地，背靠西藏，附近并无人烟，令雄心勃勃的英籍税务司大为失望。

第一任亚东关税务司为英国人戴乐尔，但此人听命于大清国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所以名义上也是大清朝的高级官员，手下有汉、藏办公人员。就这样，在大清国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由一名英国籍的清朝官员主管，亚东关开始了其传奇而尴尬的历史。

在这些毫不起眼的废墟中，密集地流动过微弱电流，传送会震撼全西藏的指令，也传送询问噶伦堡物价的商人电报。带有印度邮戳的信件成包成包地走过，将西藏与世界相连。安妮·泰勒在此开设商店，试图向西藏传教。

从这里向南，沿着河边，很快就可以翻越咱利山口，进入锡金。洋商们曾经异想天开地计划在咱利山和西里古里之间修筑一条空中索道，以缩短咱利山以南崎岖山路上的运费成本。但这一工程过于浩大，胎死腹中。商道依然要爬到咱利山顶，然后进入甘托克，绒布，到达噶伦堡。噶伦堡有众多的藏族商贩在此生活，苏格兰布教团教堂尖顶俯瞰全城。从这里一路下坡，经过扎西查桥岔路口，就前往大吉岭或西里古里、加尔各答，进入更为广大的南亚次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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