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路上⑦|创新驱动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17-07-27 06: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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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五年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改革动力?又为全面深化改革擘画了什么样的未来?改革到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究竟以何种姿态去迎接下一轮喷薄而出的壮丽日出?澎湃评论18日起推出系列策划“改革在路上”。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意义的阐述中,有一段重要表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引领下,逐步进入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唯有准确把握这些新要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的新方案和新措施,也才能使改革取得实效。
一. 要求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新重点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判断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在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有必要作出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前瞻性调整。
2014年—2015年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国经济面对的结构性矛盾,相继提出“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概括和新举措。以创新驱动战略激发和形成中长期增长动力,实现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中长期增长动力主要是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传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跨越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将主要不是依靠物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而是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早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就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与教育的关系,不仅成为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重点,而且摆上了政治家和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创新驱动战略还提出了创新创业人才来源的问题。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创业创新的主体是移民。移民的城市和国家,是创业创新的城市和国家。近现代史上的美国和以色列,都是因为大规模移民,成就了它们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的深圳,也都因为大规模移民,使它们在创业创新上颇有建树。今天和未来的创业创新主体已经并将继续转换到内生的创业创新人才。创业创新经历了从主体外生型到主体内生型的转换。创新创业主体的转变,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教育在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
具体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群,它们在自我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创造和产生原创性技术和想法,将是未来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特征。内生的创业创新人才来自哪里?主要将来自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今天能够被称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大学是,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波士顿的MIT,圣迭戈的加州圣迭戈分校,硅溪的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等。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一种大学的类型。创业创新人才是一种新型的综合型人才。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创新生态圈的标配,二者的互动决定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所能够被称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现行的教育体制导致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仍然过小,不利于大学按照各自的特色和个性发展。又如,现行的培养模式又过于单一和刻板,不利于人才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培育。因此,教育在成为科技创新发动机和推进器,成为中长期增长动力的来源,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能否有自己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决定着中国人力资本和创业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应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或者说,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体制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二. 要求重新认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创新驱动战略将经济活动的主战场逐步从市场转向“雨林”。“雨林”与政府关系有别于市场与政府关系,要求政府发挥新的积极作用。
在生物学中,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是由一个群落的生物体相互作用及与环境的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的生态系统常被称为雨林。这里的“雨林”,是指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概念。借用到创新领域,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生态链。不同要素或行业间创新生态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或生态圈)。在这里,人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育和萌发新技术、新想法,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一般都是小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往往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
创新成功的绝对数与创新主体有关;创新成功的相对数(概率)与创新生态有关。当创新生态为既定,创新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成功结果就会越多;当创新主体的数量和质量为既定,创新生态就决定着创新的成功率。观察和数据均表明,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才能强、性格特质适合创新创业的人,是一个小众人群,且相对稳定。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对于创新的成功来说,生态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问题。
由两位浸淫硅谷风险投资多年的投资家撰写的《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下简为《硅谷生态圈》)一书认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创新为主要动力的阶段,一种有别于市场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那就是“雨林”即创新生态。“雨林”不同于市场,表现在三个方面:不同的主体动机、投入产出关系和壁垒。
其一,“雨林”的主体是超理性动机的,市场的主体是理性动机的。何谓超理性动机?《硅谷生态圈》的作者指出,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理性动机,并关注于长期共赢。 其二,“雨林”的生产函数不同于市场的生产函数。雨林模型挑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突出了思想、天才(基石人物)的重要性,而不是土地、劳力、资本与技术。其三,如果说市场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换,“雨林”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如果说市场要求推倒人为的“墙”,如行政管制,那么,“雨林”则要推倒社会的墙,即社会壁垒。
基于这三个方面,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当然,在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篇全新的文章,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超理性动机的创新以一定的概率获得成功,成功的创新将产生巨大的溢出即社会效益,直接的就是就业和税收;思想和天才都需要更加宽松的环境,才能获得更大的驰骋空间,也才有可能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消除社会壁垒,是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这些方面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是政府怎样选择正确的方式,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政府是以补贴方式,还是采购方式,扶持科技创新,需要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正确选择。
三. 要求突破行政区域规划与管理的束缚
经验表明,科技创新资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集聚于交通便利、气候环境宜人的海湾地区。湾区现在是全球区域创新中心的代名词,是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或集聚地的代名词。湾区经济是从一个或若干个增长极开始,从“点”到“带”、到“片”而形成的。当今世界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中国政府也已经提出了“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要求,这意味着湾区城市群经济及相关的发展规划,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由湾区的地理构成可见,它们都是由少数中心城市(都市圈)、若干个其他城市和城镇组成的。都市圈与城市的区别,在于前者包括了中心城市及周边与之密切相关的若干城市和城镇,而非行政上的地域单位。经济和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是都市圈最主要的特征。根据现代交通体系的效率,统计测算表明,可一日通勤是确定都市圈范围的基准。因此,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是由分层分级的多个规划组成的,其中,都市圈规划是其核心。这个“组成”,是指在区域内各种要素和产业集聚、辐射及融合基础上的再规划。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规划都是严格按照行政区划的范围编制的。这一规划编制方式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便于操作,有明确的主导者和行动者;缺点是忽略甚至割裂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联系。以深圳为例。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即大都市,它的行政区划面积仅1996.85平方公里,但周边的惠州、东莞等城市,主要接受其产业转移和商务合作,就经济和社会联系而言,这些城市应当在深圳都市圈范围内。但是,现在并没有能够体现经济、社会广泛联系和接轨要求的都市圈发展规划。长期以来,通过编制跨区域规划,突破行政区划的边界及由此产生的束缚,引领中长期发展,已经孕育了强烈的现实需求,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这方面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
这个缺点在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应当加以克服。研究表明,这个突破口可能就在都市圈规划。都市圈的“圈”不是由行政区划界定的,而是由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联系决定的。所以,可以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和计量模型的测算,根据上述联系,确定都市圈规划的范围和内容,并由国务院组织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进而以“规划引领”为指导思想,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能够产生多方面积极作用,如减少土地低效开发,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例如,在东京都市圈50公里半径内,基本上是连成片的,按照这个范围进行规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在提高土地开发效率的同时,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规划引领”解决区域内相关主体有所遵循的基础上,还需要在具体落实规划和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大湾区规划的协调机制具体应考虑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以市场为主导,完善要素市场,充分明确市场的主体地位;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人才和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通过市场供需调整土地价格,满足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二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存在壁垒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以寻求地方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为目标,造成区域市场割裂。三是协调各城市在招商引资、市场准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广泛合作。
大湾区规划和发展的协调机制,本质上是一系列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核心是基于统一规则的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同时,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做法,筹划成立相关的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如日本的都市圈整备局、都市圈整备委员会和美国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等机构。它们是大湾区形成和发展中的推动者。还可以比照国际间常见的,通过建立若干论坛、峰会的组织机制,加强大湾区各城市在战略、信息和执行层面的沟通与协商。
责任编辑:黎凡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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