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回忆恩师李国祁：劝诫我“劲气内敛”，做好规划

【编者按】本文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先生的回忆文章。他回忆了在台师大的读书岁月，记录了与李国祁老师的点滴交往。初刊于《国史研究通讯》（2017年6月出版），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李国祁（1926-2016），著名历史学家。祖籍安徽省明光县，1926出生于皖北。1937年七七事变，随家人避难汉口。1949年9月，李国祁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1961年，赴德国汉堡大学留学。1968年，回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70年，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任所长，创办《历史学报》。李国祁先生治学严谨，广涉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中德关系史、台湾史等领域。著有《中德对三国干涉还辽及德租胶州湾态度之研究》、《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等。

1982年，李国祁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影

1975年9月，我从（台湾）师大附中保送进入师大，以第一志愿进入历史系。1979年，大学部毕业，随后，我在中学实习一年、入伍服役两年，再于1983年进入历史研究所硕士班，至1985年毕业。从1975-1985年，我在师大整整度过了10年的时光，这10年的教育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入学时，大三的学长有洪腾祥、陈惠芬等；大二的学姐则是沈育美，对我们均照顾备至。同级的同学有王明珂、王良行等，我们一起读书，也一起筹划“人文学社”的社团活动。当时系办公室十分热闹，李丽月、吴文星、朱鸿、温振华等老师都在系办公室工作，我前后修了朱云影、李符桐、高亚伟、王家俭等老师的课，而影响我最深的是李国祁老师。

在大二时，李国祁老师教我们班的必修课程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十分吃重，同学都很怕他。为了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全班同学合作抄笔记，整理考古题，再刻铜板，以油印方式印出来分享。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笔记，偶尔取出观览。李老师上课说话声如洪钟，字句清晰，不疾不徐。他的课从明末清初中西接触开始，上到晚清辛亥革命之前，上课内容既有历史细节，又有鞭辟入里的剖析，并常常将他自己所专长的外交谈判、人物研究、清代官僚制度等融入课堂之中。李老师不但上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蒋廷黻、李剑农、郭廷以等先生的著作都是我们学生必读的参考书。这个课奠定了我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础知识，也影响我后来以近代史研究作为一生的志业。

李老师说话简明扼要、不啰嗦而能切中要点。有一例子可以说明。有一次系上请墨子刻先生讲演，谈明代经济部门的变迁，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又讨论，大家听得不甚明白。总结时，李老师用5分钟的时间作了清晰的概述。墨先生说，李老师讲得比他自己陈述得还清楚。墨老师（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在美国长大）也常说李老师对德国文化的认识要超过他对中国的认识，这是李老师厉害之处。李老师的学术观点也对我很有启发，我所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大三的时候，利用李老师所提出的“内地化”的理论架构，来研究清代板桥的开发，这一篇文章后来刊登在《台北文献》之上。大学时，我另外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受王业键老师影响，研究清代台湾的稻作（登在《台湾文献》）；另一篇受汪荣祖老师影响，研究章太炎的早年生涯（登在《食货月刊》）。

师大毕业后，我分发到家附近的板桥重庆国中任教，王明珂（现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院士）也在同校教书。我们一起教书、一起读书，暇时还结伴去钓鱼、露营，隔年我们一起考上了师大历史研究所。我休学两年去当兵，他则直接入学。1982年，我退伍之后回师大读研究所。在所中，我修读了李老师开的中国近代史专题及历史教育，李老师的课要求大家轮流报告，学期末再将文章写出来。上课最大的收获是听李老师点评，他的评论往往一语中的，让人茅塞顿开。有一位学长曾告诉我，学生时期最可怕的噩梦就是梦到自己的论文被李老师批评。

我在师大读书的时候，系上与所上的老师有多位都是“中研院”的老师。大学时我修读过王聿均先生的历史哲学、陆宝千先生的中国思想史、郭正昭先生的中国科技史、徐正光先生的人类学。大二时，班上几个同学第一次去“中研院”参观，陈三井老师带我们去了胡适墓园，还帮我们写了推荐书，去图书馆查资料。上研究所之后，我又修了张朋园与张玉法等先生的课。我也去政大上王尔敏先生的思想史与台大刘翠溶老师的经济史。

此外，李老师和所上其他老师又邀请了许多国外知名学者到师大教书。我上过汪荣祖先生的思想史、王业键先生的经济史，以及墨子刻先生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与明清经济史的课，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墨子刻先生。后来，李老师与墨子刻老师联合指导我撰写了有关《皇朝经世文编》的硕士论文。我后来去牛津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也是因为两位老师的推荐。

我们这一批1980年代在师大历史研究所读书的学生几乎都受惠于李老师所精心布置、设计的学术环境。在学校上课时阅读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要作品，在写学期报告与课堂讨论中又培养了批判思考的能力。后来我出国读书时，课业虽重却不觉得吃力，这与师大系所期间所得到的扎实训练有关。

黄克武教授

李老师给我们的教诲之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是我在大学时个性骄傲狂妄，有一次和李老师谈话时，他谈到曾国藩保举李鸿章时曾说：“劲气内敛”，李老师要我多想想这四个字；第二他常劝诫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好好规划。买好车票等火车来，不要车子来了才发现自己没买票，上不了车而后悔莫及。”我一生谨记这两个训诫。

老师对我的一个重大的帮助是在我硕士毕业后推荐我进入“中研院”服务。当时，史语所也有机会，想找一个研究明清的人，毛汉光先生与卢建荣学长曾找我谈过。我将此事向李老师报告，他说，吕实强老师在近史所当所长，对我印象不错，要我考虑去近史所。我硕士论文口试时，他特地找了吕实强先生、张玉法先生、陆宝千先生，加上他与墨子刻先生共5位，阵容十分强大，其目的也是希望近史所的老师能够认识我。

1985年，我硕士班毕业之后，在吕实强老师的协助下顺利进入近史所（他在回忆录中曾说我与林满红是他主动邀请进所的两个人）。郭廷以先生所创办的近史所是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重镇，李先生曾在所中服务多年，后来去了师大之后仍然与近史所同仁关系密切，曾与张朋园先生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大型集体计划，这一个计划是198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他也在所中出版过多本专刊。能有机会到近史所服务，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2009年李老师和汪荣祖先生又推荐我出任近史所所长，一直到今天，我在近史所已经服务了32年了。10多年前，我又在廖隆盛、林丽月老师的邀约下返回母系任教，教中国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此外，也在台大、师大与政大指导多篇博硕士论文。

我最后两次见到李国祁老师是在2015年，那时李老师已经不良于行，视力与听力都很差，师母带着他坐轮椅前来参加。一次是林丽月老师召集我们几个学生在深坑的酒店聚餐，庆祝李老师的90大寿；另一次是近史所成立60周年所庆聚餐。这时李老师已经不太能与外界沟通，不过胃口还不错，师母代老师讲了几句话。李老师此时的状况与当年意气风发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不禁令人唏嘘。我常在想，我对老师恩情最大的回报，大概是把他教我们的学术理念绵延不绝地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