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协秘书长：全面评价《建军大业》不能仅仅依据个人直接感受

电影《建军大业》以众多的英俊小生的加盟、逼真的战场效果将南昌起义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共产党人百折不挠、一心为民、不畏牺牲的理想信念展现得非常充分。但这部电影上映伊始就受到一些质疑：叶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提出，无法认同电影中叶挺的扮演者由青年演员欧豪担任。

“小鲜肉”演革命者是否合适？

监制黄建新谈到《建军大业》剧组的创作过程时介绍道：“这部电影仅剧本就反复打磨了两年，每位演员在进组前都做足了资料文本功课，也接受了专业级的军事训练，所有主创都不遗余力地为《建军大业》奉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心血。”这部电影从策划到剧本再到拍摄，最后能够顺利上映，主创个中艰辛是可以想见的。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饶曙光认为：“当前围绕着影片《建军大业》的众多激烈的争论，在一个沟通特别是对话顺畅的语境中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和生态包括众多非艺术角度引发的各种问题，貌似也已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饶曙光反复强调：“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一大隐患就是缺乏倾听与对话的包容性态度以及沟通对话的机制和平台，极有可能造成撕裂的风险，看来还真不是杞人忧天。”

影片突出写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交往、惺惺相惜乃至心有灵犀，对历史展现的深度和广度有所拓展。饶曙光认为，影片着力塑造的毛泽东形象，无疑也成为影片的亮点。林彪、罗荣桓、谭政、卢德铭特别是粟裕的艺术形象，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的艺术形象，虽然笔墨不多，但也能够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实属不易。至于一干年轻的演员，如果通过出演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能够在德艺双馨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成为中国电影新力量乃至中国电影中坚力量，无疑更是中国电影的福音。

影片的开头，周恩来去争取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支持，出来迎接他的是由陈赫扮演的斯烈的弟弟斯励。记者在影院里就听到身边的年轻女观众轻笑出来。出现这样笑场的原因只是因为陈赫总在《奔跑吧！兄弟》里撕名牌吗？恐怕不完全如此，葛优演的《卡拉是条狗》《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没有人笑场，赵本山出演《一代宗师》也可称得上表演的经典。对于有观众质疑《建军大业》中“小鲜肉”的表演破坏了影片的庄重感和严肃性，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防说：“我不完全赞同。对于一部主旋律影片而言，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让观众顺畅地接受影片所传达的正能量，如果启用‘小鲜肉’演员能够有效地提高影片的接受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好事。年轻演员们在影片中营造出的‘青年中国’的氛围，预示着朝气蓬勃的中国军队未来一片光明。况且，‘小鲜肉’们也并没有破坏影片的严肃性，即便有些演员的表演不够成功，也并非‘小鲜肉’的原罪，而是完全能够在剧作、导演层面加以解决。”饶曙光也认为，中国电影从传统主旋律电影走向新主流电影的路还很长，年轻演员们的艺术道路和生命以及社会评价，则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和表现。所有人的路都在自己脚下。

真实与虚构如何把握？

10年前，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过同为反映“南昌起义”的电影《八月一日》，主演为吕良伟、刘劲、侯勇等，导演宋业明，而更为著名的是1981年汤晓丹导演的《南昌起义》。这几部电影是对一个主题不同的书写。赵卫防认为，《建军大业》与《南昌起义》《八月一日》等同类题材电影相比，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进步。首先是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的原貌，影片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写起，营造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之后一直写到“秋收起义”、三河坝战役，最后结束在毛泽东和朱德井冈山会师，比较全面和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历史全过程。其次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揭秘性，影片中出现的杜月笙杀害汪寿华、毛泽东脱险、朱德请南昌大小官员吃饭、南昌驻军反抗，以及较少出现在大银幕上的三河坝战役等，都是过去同类题材影片很少表现的内容。第三是叙事能力有所升级，《建军大业》采用了战争类型片的叙事模式，邀请众多年轻明星演绎历史人物，令影片的商业价值得以升级。

饶曙光提出，对《建军大业》更加全面地评价和阐释，不能仅仅只是依据自己个人化的直接感受，还应该具有某种历史的维度和参照。作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系列，《建军大业》的创作难度和拍摄难度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有《南昌起义》《八月一日》珠玉在前：前者主要是呈现周恩来的视点，后者主要是贺龙的视点。《建军大业》突出了朱德的作用和戏份，浓墨重彩详细写了三河坝战役（因此也被人戏称为《决战三河坝》），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突破和创新的尝试，不失为有效吸引年轻观众群体的有效手段。当然，比例多少有点失调，没有实现最佳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然而，执导过《无间道》系列的导演刘伟强之前并没有执导过类似题材的电影，在把握这样的主流电影时，有时候不免打上他过去电影的烙印。一位“80后”的党史研究者看完这部电影后表示，影片中，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要求推迟起义，引起众人反对。贺龙强闯会议室，掏出手枪对准张国焘的脑门，谭平山还威胁要让张国焘“意外死亡”，而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一言不发。这种情节设置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是对革命领袖的丑化。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明确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因此，党内如有不同意见，会按照党内正常程序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历史上的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并不存在被枪指着胁迫的情况。影片中还有一次会议也非常失实，“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雨中说中央派毛泽东到上海，而毛泽东不顾中央决议，坚持回湖南。实际上，“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些细节引发一些观众的不满，军事文艺评论家陈先义就认为太“江湖气”。看来，这样为了增加戏剧冲突的虚构是否全合适，还是值得我们今后进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多加斟酌。

赵卫防也指出影片的不足之处：首先是片中出场人物过多，叙事不够集中，导致一些不是特别熟悉那段历史的观众看得云里雾里，甚至分不清谁是谁、不知道谁在干什么，从而产生了理解上的困难。其次是有些人物塑造得不够成功，例如叶挺这个在南昌起义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影片就没有立体化地展现出他的性格，他更像是一个仅仅有冲劲的小青年，这与历史事实的差距较大。另外贺龙这个人物也塑造得不够成功，在影片中他太过急躁，尤其是掏出手枪指着张国焘的段落，既不符合艺术逻辑，也不符合真实逻辑。第三是影片的情绪断点比较严重，有时为了叙事而造成了情绪的断裂，不像《南昌起义》那样一气呵成。

（原标题为《传统主旋律电影如何走向新主流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