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美国大学休学回国,流浪、打工、记录中国

澎湃新闻实习生 李宁琪整理

2017-08-04 16: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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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四这一年你在做什么?
就读于美国波莫纳学院的孙中伦选择用这一年的时间回到中国,在这一年里,他在东莞工厂的流水线里打过工,在大理民宿做过店小二,在甘肃定西的中学里教过学生,在成都漆器厂当过学徒。最近,他用新书《回来》记录了他的这段特殊的旅程。
7月15日,孙中伦的新书沙龙在北京举行,现场他和《太平洋大逃杀》一文作者杜强以及《回来》一书责任编辑罗丹妮一起,围绕新书内容和写作做了探讨。回答了作为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如何做到去理解旅途中遇到的人们;解释了在美国上学时为何突然做出休学的决定;提到了通过对本书的写作,如何做到回归“自我”,重新清醒地认识自我。
以下是本场沙龙活动的实录,发表时有删节。
孙中伦:大家好,我是孙中伦。我今年夏天刚从大学毕业,我的大学是在洛杉矶的波莫纳学院,主修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大三结束以后,我休学了一年,回到国内来写了这样一本书,为什么要休学?其实用英文里面一个说的很烂的词叫做“存在危机”,就是感觉学着学着不是很想再继续学下去了,就回国了。
杜强:我简短地说一点我的感想,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对这本书感兴趣呢?首先就是我对那种不常规的事情感兴趣,一个好好的学生,在美国读得好好的,为什么想要回到中国来,想到去工厂打工,甚至想去学二人转,他刚刚提到生存危机。
第二个这本书的体裁是非虚构。中伦这本书我发现他写得非常随意,我个人比较赞同他这样的方式,就是不要把非虚构这个东西框得特别死。
先问一个问题,有几位是从农村来的?可以举一下手吗?还是不能算少的。我对这本书最大的兴趣其实在定西和东莞工厂这一章。我是在定西生活过的。那种农村小孩敏感、自卑的心理是非常微妙的,非常痛苦的过程。
今天见中伦之前,我想象他是标准的城里小孩,今天看到以后比我想象的还要城里小孩。整个形象、谈吐、个人气质,甚至营养的状况跟我想象当中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代表我们这类经历的人问一个原先城里的小孩一个问题:当年我们这些人的敏感、痛苦,那种难受的地方,你能体会到什么程度?我不太能想象像他这样一个人,他这样的背景会跟我们怎么对话,他怎么想要进入这些人的生活,进入这些人的心理世界。
还有一个,我很想看他如何观看自己,因为当一个人明显做一个异于常规、异于日常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自我怀疑的时刻。我希望能从他的这本书里面看到自己对自己回过头来的一种观察。
孙中伦:其实杜强老师说的没错,对于我个人来说,从小我虽然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但是至少没有为柴米油盐发过愁,没有碰到我遇到的许多人他们所遇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上的危机。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共通的,比如从我个人来说,我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面,是江苏江阴。我初中就去上海上学了,在上海上学的这个过程里,很明显地感到自己是这种大环境里面的局外人。我到上海上学的第二天,一个化学老师因为我迟交了卷子就跟我说:不要把你们那边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边来。他就是用整个环境来否定我,当时对我来说打击挺大的,我会认为我为什么要生在一个小城里面,我为什么不能像这些大城市的小孩一样,一进学校老师就能平等地看他们。
某种程度来说,我和我遇到的很多人生经历比较不幸的这些朋友是有相似点的。我在书里面就写,我和这些地区的孩子一样都是进步的列车后面的弃儿,我们都是被这个进步的时代抛在后面的,我的程度可能比他们轻得多,但是我们都是疏离的。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即使人生经历千差万别,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相互理解的,而且这种理解很重要。
罗丹尼:我想问你已经进入了波莫纳学院读书,为什么突然想到了休学。从你有这个念头到你做这个决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没有人反对?
孙中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自然的选择,就是学到那个地步了,我没有办法这样面对自己了。首先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每个人都在讨论自由、讨论平等,讨论收入的再分配。但是好像真正相信它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好像绝大部分都是喊喊,就是说一说自由真珍贵、我们一定要平等、种群之间一定要和谐,这其实都是一种口号性的东西。然后毕业了以后又都去做金融、咨询,就是继续剥削其他人。我觉得他们的道德感挺虚无的。不是说自己的道德感不虚无,我至少觉得应该去做一些什么。
我要休学这个选择受到了家里面人包括很多朋友很强烈的反对,家里面的人当时不明着反对,就一直叹气给我听,我爸爸会跟我说你会改变主意的。但我自己主意已经挺坚定了,我直接把手续办好,然后告诉他们,后来他们都理解的。我的老师倒是非常赞同我的想法,所有老师基本上第一个反映就说:你赶快、赶快休学去。然后就休学了,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
罗丹尼:我想问问杜强老师,在孙中伦21岁的时候,他感觉到了生存危机,有这样的追问,你在20岁左右是一个什么状态?
杜强:我20岁的时候应该大二、大三的样子,当时我去图书馆、打游戏比较多,基本就这两件事。那时候整天都在图书馆,有很多同学去媒体实习。我直到大四快毕业对于哪些媒体比较有名,什么样的深度报道,什么样的时政报道,什么样的职业值得从事是完全不知道的。走上这条路完全是因为我在那里实习比较勤奋,人家觉得可以留下来再试一试。我当时完全没有像他这种想得很多。
罗丹尼:孙中伦你刚刚讲到你决定休学到这个社会上看一看,但是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些地方或者是群体,你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
孙中伦:开始和后来的目的挺不一样的。一开始是大三的时候就喜欢读一些黑格尔之类的,就对那种进步的历史非常着迷,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种历史使命在里面。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活体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帮助历史展开,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被书写下来的历史却只是胜者的历史,是胜利者所需要的一种叙述。我就想,我们每个人都活着,这并不意味着除了胜利者之外的人生命都没有价值。所以我就会想去这些地方,因为我写的这些人他们既没有新闻价值,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为自己发声,我想写他们。
但是到后面,我觉得一开始想的很宏大,也不喜欢黑格尔了,也不认为有什么进步的历史这种东西了,那种哲学的追求就很少了。到后面更珍惜的是我与这些我遇到的人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个人联系,我觉得这种私人的联系是特别特别珍贵的。我叙述的目的就是为了记住他们,也是通过他们来记住这个时候的自己。
罗丹尼:说到写作,你们两个人其实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中伦在这里面你是作为参与者、观察者,并且你跟他们发生了非常真实的、实际的生命联系,但是杜强的稿子里面其实“我”是不能出现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有时候需要克制自己,或者你会不会担心你跟写作者之间的关系?
孙中伦:首先我不是新闻专业出身,所以说我不太会写那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既然是和他们在一起,也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度过这么多时间,把自己隔离出去是很难的。而且我出发点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危机,然后我很难消解它,最终我还是希望写作能够指引我回到“自我”身上,所以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把自己的代入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说到刚刚那一点,为什么要回到“自我”?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多困惑没有办法被解答。而且我发现,我那种在通常的惯性下的生活,就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向前走,随着大流,自己也不是很清醒,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认为在这种生活下面我一直是在逃避什么东西,包括不管是对自我的拷问,还是在逃避对于自己过往的反思。我认为只有到其他地方去,让新鲜的经验去冲刷它,才能让我重新地清醒地去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新的认识。等于说是欠自己一个交代,通过写作来还回来。
罗丹尼:杜强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记者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你把他们的经历写出来,然后你怎么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杜强:我非常个人的观点就是觉得不必回避这一点。新闻当然是要客观了,但是你这种客观不是说那种极为苛刻的客观——不能有作者个人的想法、情感出现。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情感特别泛滥的人,我经常克制自己这一点,时常做不到,我每采访一个什么事件,我就觉得我就是他们。
但是从规范来讲,没有必要那么严苛,作者的东西可以代入,不管是中伦的这种写法,还是我这种从媒体出来的,我都认为它不必要特别苛刻,作者的身影没有必要撇得特别干净。
罗丹尼: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真实性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比如你写的那些,你自己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吗?
孙中伦:当然忠于事实为主,但是我把对文学的追求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尤其一开始,比如说在写东莞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想把它记下来,也没有考虑什么文学不文学的,就是觉得记录本身就很有意义。但是到定西开始,我就想用文学的方式去完成一段记述,我觉得如果真的把它写成一段文学,会让我自己更有价值。
写作本身就是再活一次的过程,你单纯地记录可能就会像幻灯片一样一个一个画面。但是文学是藕断丝连,它让你再活的那一次显得挺轰轰烈烈的,所以说我会把文学的追求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杜强:我觉得都会说真实,那种绝对的真实或者哲学上的真实根本就不存在吗?不存在任何一个文体当中,因为人的经验不一样,你占据的经验不一样,你说你呈现的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的。
非虚构当中不存在一个真实不真实的问题,只有一个规范的问题,这个规范是什么?就是你所有写到的事件,你引用的对话、你引用的数据所有东西你要有出处、要有来源,要经得起检验。比如说这个人讲的话,你要有录音,他做的什么事情,你至少得证明吧。
罗丹尼:那你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到读者的问题吗?这种状态下面会影响你们的写作吗?包括接下来你们要去写,会受这种影响吗?
孙中伦:我觉得和你心目中的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有关。你说的对,很容易去知道很多人喜欢什么,但是你到底要哪种人喜欢,我觉得很关键。而且你写的时候更多的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你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你用自己的品位去衡量你自己写的这句话是不是应该摆在这个位置,和读者的关系不大。但是书出来以后,你说你不关心读者的反映,那不可能,还是会很在意别人给你的评价。
杜强:我只能讲我们的经验,我们比写书的更难受,我们就是一篇稿子觉得还行,发上去,微信阅读几千你就崩溃了,你发了好几个月,然后就这么点反馈,甚至都没有人看到,没有任何人传播,我们这种更直接、更残酷,是很痛苦的。至于说要不要去为读者去写东西,我至少觉得我是曾经妥协过的,就是比如说我写一个稿子,我本来可能会进度慢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微信传播啊,一下不抓住,好几万字呢!不管怎么办,我就把最惊悚的事情先扔在前面,然后再慢慢来,只能是这个样子,但它未必是最好的一种处理方式。因为它不单是你个人的目标,还有机构的目标,还是会往这方面去做一点点妥协吧。
罗丹尼:我最后一个部分的问题是中伦你接下来的打算,我想知道写作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会继续写吗?
孙中伦:写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将来虽然不一定做职业作家,但我一定会一直写下去,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好的东西。写东西一方面,写的过程很痛苦,但是把它写出来会很快乐。写作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它能够让你清醒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一旦你清醒了,不管是伤痛还是困惑也就没有这么强烈了。
罗丹尼:为什么这本书叫《回来》,能不能解释一下?
孙中伦:“回来”有很多意思,一方面是物理上回到了我生长的这片土地,而我的状态是我虽然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但是我从来没有去真正了解过我身边的人,不管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还是陌生人,我希望通过这样一段生命经历去了解他们,这是“回来”,就是回来、回到一个自己作为疏离者的地方。
第二个“回来”是去面对自己之前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去尝试解答,就是自我意义上的回来。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休学,美国波莫纳学院,流浪,打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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