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将引进“菲佣”？菲律宾走向“外劳帝国”的历史

近日“菲律宾星报”7月31日的一则报道称，中国有望在五座城市引入菲律宾家庭帮佣，其月薪可高达1.3万元人民币。尽管这一预想是否落实尚未有定论，但是随着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中菲关系发生了180度逆转，两国往来合作的不断增加，不仅菲律宾会更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菲律宾人离我们也“更近”了。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对菲律宾的了解仅限于这个国家“盛产菲佣”，但实际上，家庭帮佣仅仅是菲律宾整个劳务输出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佣仆厮养”一类字眼在汉语语境中充满从上对下的歧视意味，但对于现代菲律宾人而言，出国务工不仅收入可观，而且受到国家与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这一切，与菲律宾社会的现代历史与文化观念，有着密切关联。

海外劳工产业，在殖民结构下诞生

早在西班牙殖民时期（1565-1898），菲律宾海外劳工就以零星、小规模的方式出现。他们主要在横跨美亚两洲的大帆船贸易中担任海员，时至今日，海上劳工（sea-based worker）仍然是菲律宾海外劳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占菲律宾海外劳工总数的20%左右。

真正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菲律宾海外劳工群体出现于美国殖民时期（1898-1946，涵盖了 1942-1945 年的日占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移民法案限制，夏威夷以及北美洲西海岸大量种植园劳动力短缺，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成为了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美国在引入劳动力时，往往选择无教育背景的、英语不流利的菲律宾人。他们可以接受非常低的工资标准，可以听懂基本的命令却不能（用英语）抱怨。因此北吕宋地区的山地民族以及菲律宾中部教育相对落后的比萨扬（Visayas）地区的劳动力引入最多。

到20世纪30年代时，在美国的菲律宾人数量已达10万，然而菲律宾人并没有因此得到美国的公民权。1934年，美国颁布了《泰丁斯-马克杜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法案规定从次年开始菲律宾为自治邦，并在10年过渡期之后予以独立。法案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过去30年中在美国务工的菲律宾人全部丧失美国国籍。1935年，美国颁布了《菲律宾人归国法案》（Filipino Repatriation Act），将滞留在美国的菲律宾人陆续遣返。

殖民时期菲律宾海外劳工，从出现到初具规模，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过程，海外劳工群体的发展总是与殖民主义扩张有密切关联。在此期间，海外劳工群体不仅是殖民主义剥削的对象，同时成为了殖民帝国剥削过程中用后即弃（disposable）的“工具”。于那些种植园工人而言，付出的辛劳以及遭受的痛苦最终只换来了一纸遣返文书。

1946年菲律宾获得独立，然而其与美国殖民主义式的联系并未切断。以赔款和援助为筹码，菲美双方在战后签订了《贝尔贸易法案》、《美菲军事基地协定》两个重要文件。前者将美国人在菲律宾享有“同等权利”写入菲律宾宪法；后者规定了美国在未来99年中对菲律宾两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和治外法权。籍此，美国得以持续对菲律宾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进行把控，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菲律宾的战后经济恢复与社会重建举步维艰。

到了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国内和世界的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菲律宾国内面临着严重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水平不断下降，失业率激增，贫困人口增多。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成倍增长，凭此积聚了大量财富的中东国家亟需劳动力来进行社会建设。1972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宣布在菲律宾施行军事管制，要建设一个“新社会”(Bagong Lipunan)。马科斯认为理解劳动分工，让不同能力的人从事不同的事业是解决菲律宾经济困境的关键所在。面对军事管制初期国内外经济的动荡，菲律宾于1974年颁布《劳工法典》（Labor Code of the Philippines），鼓励菲律宾人出国务工。随后成立的海外就业发展委员会（Overseas Employment Development Board）以及中介公司，为海外劳工与跨国公司牵线，征收招募和管理费用。籍此，政府以最低的成本将国内剩余劳动力作为商品输入到国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同时外汇则不断流入菲律宾。

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初，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主要目的地是中东国家，其中以沙特阿拉伯为首，此外还包括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时期前往中东地区工作的海外劳工，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或是熟练工，他们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工程师或建筑工。时至今日，中东地区仍然是菲律宾海外劳工就业的首要目的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菲律宾海外劳工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越发多样，涵盖了农业、生产、服务、销售、职业技术等各个领域。亚洲的新加坡、日本以及香港等发达地区，也成为菲律宾海外劳工就业的重要目的地。这一时期海外劳工的性别构成虽仍以男性为主，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加入到出国务工的行列，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医护与家庭帮佣等服务类型的工作。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菲律宾海外劳工的男女比例已经基本持平，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也基本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女性主要集中在服务、文职、医疗行业，男性则集中在农业、建筑、生产以及运输行业。

当今菲律宾之所演变为一个海外劳工“帝国”，实则发端于独立以来不平等条约对菲律宾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各个层面的干预，造成了菲律宾不得不通过劳务输出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局面。而即便跨国工作的行为打破了国家的边界，边缘与中心的权力结构也并未因此改变——在中东国家，几乎每年都会发生菲律宾海外劳工被雇主斩首的惨剧；而在新加坡工作的家庭帮佣，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因为怀孕而被雇主解雇。菲律宾外劳在贡献了发达地区经济、提高发达地区个体生活质量之后，似乎呈现出如当年赴美劳工一样“用后即弃”的一面。

从悲情到“新英雄”：菲律宾外劳的国内形象

自1974年马科斯政府颁布《劳工法典》起，劳务输出被当作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举措。因此，政府不断鼓励菲律宾人出国务工，在菲律宾劳务输出事业中充当推动者。但是，军事管制下的菲律宾国内矛盾不断积累、自顾不暇，并没有政府机构来统一管理劳务输出。直到1982年，菲律宾社会、经济状况一再恶化，政府才正式成立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负责组织和统筹劳务输出。

早年的菲律宾外劳形象多具悲情特质。比如1980年代开始，大量的菲律宾女性以海外劳工身份出嫁到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这项名为邮购新娘（mail-order bride）的业务在菲律宾悄然存在了近10年。随着外国丈夫虐待菲律宾妻子的新闻不断爆出，菲律宾政府终于在1989年时宣布禁绝这项业务。又如1991年，在日本酒吧工作的菲律宾舞者希尔森（Maricris Sioson）因拒绝提供色情服务被殴打并杀死。希尔森并非唯一一名有此遭遇的菲律宾女性海外劳工，在她之前已有33名歌舞从业者死于日本。除她们之外，当时尚有近80,000名菲律宾女性在日本的酒吧中从事歌舞表演。

1995年被认为是菲律宾劳务输出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3月17日，菲律宾家庭帮佣康特普拉松（Flor Contemplacion）被指控谋杀，在新加坡被处绞刑，菲律宾方面认为证据不足试图斡旋，但遭到新国政府拒绝。此事在两国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导致分别召回大使。其中既反映出菲律宾外交能力的薄弱，也暴露了菲律宾政府在海外劳工保护上无所作为的弊端。作为对此次事件的回应，菲律宾颁布了《8042号法案》/《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案》（Republic Act 8042/ 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s Act of 1995）。法案肯定了菲律宾海外劳工对于菲律宾社会与经济的重大贡献，着重强调政府对出国务工人员的工作环境与人身安全负有责任。到目前为止，菲律宾不仅建立了劳务输出的管理、协调与保障机构，同时设立了各项基金为海外劳工提供相关的服务与保障。

具体而言，菲律宾劳工就业部（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以及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为部分工种的海外劳工提供技术性培训。比如，政府培训机构会培训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海外劳工进行清理、看护、烹饪等基本家务技能，还会针对务工人员所申请前往的国家进行基本语言培训。务工人员还必须通过劳工就业部的考核才能正式出国就业。在劳务技能之外，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还针对出国务工相关事项进行讲解，比如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使用多媒体工具等，政府也会协调劳资纠纷。

在一系列的悲剧性事件推动下，菲律宾政府逐渐从劳务输出的单纯推动者向组织者、维持者、保障者的形象转变。

同时，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的海外劳工同时经历了无数困苦的海外劳工，逐渐在政府倡导下，被菲律宾社会上下称为“新英雄”（bagong bayani）或“民族英雄”（national hero），以示对他们的认可与尊重。他们在异乡的遭际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为菲律宾社会各界所关注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波洛安（Ariel Dim Borlongan）的诗歌《来自沙特的家书》（From Saudi with Love）集中描写了在沙特阿拉伯务工的建筑工人的家庭危机及其个人的悲惨命运。拉玛桑（Olivia M. Lamasan）执导的电影《米兰》（Milan, 2004）着重关注海外劳工群体的婚外恋问题。编剧卡巴拉斯（Magno J. Caparas）则将菲律宾海外劳工与超能英雄形象融合，创作了连载漫画《海外劳工的超级故事》（OFW Super-stories）。这些文化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海外劳工群体在菲律宾社会中的影响力。

“国家英雄”不能承担之重

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每年向世界各地输出约200万名海外劳工，海外劳工整体数量占到菲律宾总人口的6%左右。

海外劳工的相对较高收入为菲律宾社会带来了可观的增长，以香港为例，外籍家庭帮佣的最低月薪为4310港元（约人民币3700元），而菲律宾大马尼拉区的家庭帮佣月薪则在3000到10000比索不等（约人民币400元到1300元）。巨大的收入差异成为菲律宾人选择出国务工的重要动因之一，

特别是在大马尼拉以外的地区，如中小学教师、公司职员等工作的收入并不高。因此，一些有较高教育背景的菲律宾人宁可出国从事非技术性职业，如生产、农业、家庭帮佣等。海外劳工的这些收入，绝大部分以汇款的形式进入菲律宾，2016年海外劳工的汇款总额达到270亿美金，占菲律宾GDP的9.8%。同时，大量的汇款流入能够缓解甚至扭转菲律宾在国际贸易中的逆差，这是海外劳工为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所做出的最主要贡献。

虽然绝大多数菲律宾海外劳工从事的是非技术性职业，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比国内更高的工资收入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菲律宾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充分地支撑起了这一实践。菲律宾的传统价值观念非常重视家庭，虽然经历了近400年的西方殖民，但家庭依然是菲律宾人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单位。个体作为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能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让其他家庭成员过上更好的生活，是重视家庭的一种表现，具有更高道德意义。同时，对于菲律宾人而言，家庭是将个体与国家关联起来的纽带。1987年修订的《菲律宾宪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写道：“菲律宾家庭是国家的根基”（foundation of the nation）。尽管独立以来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美国殖民时期的宪法，但对于家庭重要性的表述在美国宪法中却未曾出现。

这一条表述是对菲律宾传统价值观念的继承与延续。籍此，宪法不仅在法律意义上对家庭的重要地位做出肯定，同时还强调菲律宾社会中家与国的同质性——“家即小国，国即大家”的社会架构。家国同构在菲律宾衍生出“裙带关系”这种丑陋的政治现象，但也得以让菲律宾人出国务工行为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与家庭层面，从而直接指向国家。因此，真正让菲律宾海外劳工心生自豪感的，不仅仅是优厚报酬对个人价值、社会地位的体现与肯定，也在于他们对自己的家庭，进而对国家做出了切实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菲律宾社会上下将海外劳工称为“英雄”并非过誉。

但是，在光鲜的数字和赞美声背后，也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海外劳工及其家庭，同时影响着菲律宾社会。

出国务工意味着与家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分隔，学术界将这种家庭称为跨国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y）。在跨国家庭的情境下，父亲或母亲角色的缺失（有时甚至二者同时缺失）对子女的成长教育带来不良的影响。此外，由于菲律宾海外劳工中半数为女性，因而存在大量的留守男性，在菲律宾这些男性被称为“家庭主夫”（houseband或者huswife），他们的身份与菲律宾传统观念中性别角色不同，家庭矛盾频繁出现。

虽然出国务工收入颇丰，但是大量菲律宾人会将收入在归国前后用于购买大量礼物赠予亲戚与朋友，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海外工作收入被消耗掉。海外劳工的收入大都被用于海外消费，而不是菲律宾国内的消费、积累、投资。最终，将收入花光的菲律宾人不得不再次出国务工，有的家庭甚至两代人一起出国。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往往只是短暂地有所提升，随后又陷入窘境。

虽然菲律宾政府通过各种机构与政策来管理和维护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就业以及个人安全。但是归根究底，海外劳工的命脉依然紧握在雇主（国）手中。国际局势、地区局势乃至两国关系的风吹草动，均会直接影响到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处境。而当这些情况发生时，作为小国的菲律宾往往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上。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海外劳工的失业、遣返甚至人身安全遭到威胁。

菲律宾海外劳工群体确实对个人、家庭以及国家状况做出积极且有效的改善。但是，这一群体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是世界各地海外劳工群体所共同承担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根植于菲律宾文化与价值观念本身。

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的滞后一直是菲律宾的心头之患，而劳务输出本是菲律宾为缓解就业压力、改善国家经济状况所采取的手段。然而时至今日，海外劳工群体持续发展壮大，，从中可以看出，菲律宾经济依然存在很大问题。无论于马科斯还是杜特尔特而言，劳务输出都是能解燃眉之急的良方，但若望其能起沉疴、疗绝症，实属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