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专稿|杜月笙之子口述:冬皇孟小冬为何终老台北

杜维善/口述 董存发/撰稿

2017-08-08 15:44 来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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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善(1933-),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年5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年起将一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千枚,并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先生的传奇家世和成长背景引人瞩目,其古钱币研究与收藏亦是卓有成就。由其口述、董存发先生撰稿的《杜维善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计划出版。

小冬与爱犬摄于家中佛堂(杜美霞旧藏照片 选自《冬皇故物》银座国际2014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
章士钊邀请孟小冬回归

1949年4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章士钊(字行严,以下简称行老)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之一。谈判破裂后,行老就留在了北平。行老始终是支持毛泽东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就是师生情谊,两人私交非常好。
我父亲曾借给行老两万大洋的事情,我们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上海,见到杜公馆的老账房黄国栋,他亲口告诉我这件事。他父亲也当过杜家的账房,他应该是听他父亲或者最早的账房先生说的。当时他刚刚从西北劳改回到上海,见到我老泪纵横,说没想到我们这一辈子还能够再见到面!黄国栋是从浦东老家来杜家的,他父亲和他的弟弟黄国梁一直在杜家,我们就像家里人一样。黄国栋父子都是杜公馆的账房,我父亲和杜家所有重要的金钱往来,都是经过他们的手。
正因为行老跟毛泽东有这么一层关系,“文革”中,行老始终都没有事情。当时要反行老多容易啊,首先,他跟杜月笙在一道搞黑帮。再一个,他是北洋军阀时的司法兼教育总长,在北洋政府做高官啊!
行老跟孟小冬关系很好,行老的太太殷德贞,与孟小冬也要好得很,她们还有一张合影照片。行老去世后,章太太把行老的一方砚台送给我留作纪念,就是那方“孤桐用砚”,因为行老与杜家在重庆一起居住时,我为行老研磨,学习写字。行老喜欢听戏,也喜欢孟小冬,他有首诗是专门写给孟小冬的诗,但没有送出去,据说挂在他自己的书房。这首诗看起来很普通,但是有人推测说行老喜欢孟小冬,诗是这样的:
小冬女士清鉴 :
津桥昔日听鹃声,司马梨园各暗惊。
人面十年重映好,梁州复按陡生情。
这是在抗战前后的事情,我看见过这首诗,但是在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
抗战胜利后孟小冬与尹德贞(章士钊太太)在上海姚玉兰住处合影
行老一直想劝孟小冬回内地。新中国成立前后,行老到香港劝孟小冬回内地,但没有成功。他劝孟小冬回内地,是为了拉我父亲。当时更多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名角,是因为她跟我父亲的关系。孟小冬没有回内地,很可能是考虑到我父亲。如果我父亲能回内地,会有其他人跟着回来的。
章士钊夫人殷德贞赠送杜维善行老常用的砚台以作留念。杜维善题跋并请香港著名金石家茅大容篆刻,图为“孤桐用砚”拓片
周总理带话请孟小冬回来,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0年代初,我父亲刚刚到香港,还没有决定最后落脚在哪里。我父亲喜欢京戏,跟戏曲圈子里的人关系都很好,那些老艺术家们也很尊敬我父亲。马连良就跟我父亲很熟,叫我父亲“干爹”,他当时在香港。 有一天,马连良到我们家里来看望我父亲,问我父亲他(指马连良)是不是应该回大陆,如果待在香港将来靠什么生活等问题。我父亲因为当时自己都没有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就无法回答马连良的问题。我也见到了马连良,他和我父亲、我一起照了相,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父亲拍照,我那个时候是十七八岁。当然,后来马连良决定回内地了,他也多次劝孟小冬回去。
还有就是周总理邀请孟小冬回去。据徐锦文的《京剧冬皇孟小冬》一书里面讲,1963年春,北京京剧团到香港演出,马连良、裘盛戎随团来到香港,在费彝民的安排下,孟小冬现场观看了两出京戏,一出是《赵氏孤儿》,一出是《失街亭》。马连良、裘盛戎等老一辈艺术家还与孟小冬会面,转达了周总理的问候和邀请,欢迎孟小冬回内地观光,或者可以去内地收徒弟教学生,也可以拍电影,把过去的老戏码拍出电影,让她和余派艺术可以传下去。据说还要以稿费的名义给100万港币作为酬劳,希望她能考虑回内地的事情。孟小冬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了几个条件。但是这件事最后没有成行,当时他们还合了影,好像是在香港的《大公报》登了出来,这张照片在有些书里还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2012年7月的凤凰卫视回忆费彝民的节目里也讲到了,说周总理交给访港艺术家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劝说孟小冬回内地的事。
孟小冬也就是因为这几次大陆邀请她回去的事情,一直有顾虑去不去台湾。后来我母亲和陆京士都跟她讲,没有关系的,不要有顾虑,来台湾好了。这样,她最后才去了台湾。

台北东门町租房子住,聊天打牌很开心
1966年,“文革”运动对香港的影响很大,左派的人在香港闹事,香港社会秩序很乱、很不安全,我母亲也多次邀请孟小冬去台湾。第二年,就是1967年,孟小冬干脆就搬去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她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没有跟我母亲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大姐、二姐也都分开住的。住在一起,总归不方便嘛!当时,我从澳大利亚回到了台湾,在经济部门做事,我有的时候回家去住,有的时候住在公司里。我大多是在苗栗,在那里开矿。
1967年孟小冬迁居台北,姚玉兰、陆京士举行欢迎宴
孟小冬一回来,我们就见面了。她到了台湾,第一次外出吃饭是石油公司总经理请客,我和家里人陪着我母亲一起去的,大家吃饭闲聊,很高兴。石油公司总经理是个票友,也唱戏,石油公司有自己的京剧团。那个时候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京剧团,京剧很普遍。
后来,孟小冬就不出来吃饭了。其实,在此之前她也是很少外出应酬吃饭。只记得有一次,是抗战刚刚胜利后,孟小冬还在上海,有几个遗老要见见她,就一道约出来吃一顿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老师陈微明,还有陈苍虬、陈病树、蔡子玉,好多人啊,他们都去了。她欢喜与老派人来往。
孟小冬年轻的时候,请人给她算命,因为她属羊,老派的说法是冬季的羊没草吃,所以冬天的羊命不好。在算命的时候,算命先生跟她说,以后不能够用她的名字来买房子,所以孟小冬特别忌讳用她的名字买房子,包括我父亲在北京给她买的房子,都不是用她自己的名字。孟小冬来到台湾后,当时陆京士等人帮她在台北以她的名义买了房子,但她没有住,后来在东门町租了一个房子,房子很小,她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留给家里人的钱,其实没有多少。孟小冬在香港和台湾,有学生送钱给她的,其实也不是通常说的“收学生、收徒弟”的那个意义上的学生,因为她基本上不收学生。就是普通人,可能喜欢京戏,他们认为自己是孟小冬的学生、朋友,主动送给她钱,经常送的,实际上是帮助她。在香港,孟小冬有段时间与台湾的我母亲和家人不太联系、不敢来往,担心台湾政府会找麻烦。不过,她到了台湾,台湾政府并没有找她麻烦。她要是活到现在会很开心了,她喜欢看电视剧,现在大陆的电视剧有多少啊!太多了,她可以天天看。高兴了,还可以到北京、上海玩玩。有的书里说,她家里有两台电视,换着台看,实际上她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我二姐家里倒是有两台电视。后来,孟小冬几乎不出门,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差不多天天有人去看她,聊天啊、打牌啊、看电视啊,很热闹。她不出门,也不运动,屋里空气不好、氧气不足,对她的身体不好,她是肺部的老毛病,需要新鲜空气。
她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就是最后进了杜家,总算有个安定的落脚地了。到了台湾,她虽然不和我母亲、家人住在一起,但我母亲跟二姐天天去看她,聊天、打牌,生活就安定得多了。
我太太说,跟两个婆婆(姚玉兰、孟小冬)打麻将,她们输了会很计较的,很小气的。她们打的是十三张麻将,我母亲的牌运不太好,有的时候输了,就不开心。打牌的时候输赢只是好玩,不是钱的问题。孟小冬呢,还好,有的时候,吵吵闹闹的,这也是一种乐趣,我母亲和孟小冬,其实真是好姐妹,虽然是吵吵闹闹的,生气了,过不了几天就好了,这一辈子都在一道,相互照顾,也真是不容易啊!
张大千夫妇与姚玉兰母子:左至右杜维善、姚玉兰、张大千、徐雯波, 右侧卧的是孟小冬的爱犬(由杜维善先生提供)
文章来源:《世纪》2017年第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撰稿者董存发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编辑。本文责任编辑周峥嵘。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孟小冬,杜维善,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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