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专稿|李宗仁秘书回忆录出版始末

孙小琪

2017-08-09 15:57 来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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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梁晓3岁前不甚清楚的记忆,他和生父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33岁、梁立言71岁的时候,在紧邻山阴路的甜爱路口的西餐馆。从故乡广西梁村,到梁晓和家人居住几十年的上海山阴路,这段路,梁立言走了大半个世纪。

记载两代人悲欢离合的一本书
梁立言(1912-2005),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两江乡梁村,后留学日本,受年长自己20岁的大哥梁志高的影响,在李宗仁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征询处供职,先后任第五路军总政治部少校编译员、第五路军司令长官部秘书等职。战火中颠沛流离,梁立言娶妻、生子,尽自己作为丈夫、父亲责任的同时,以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积极追随李宗仁抗日。1938年2月,26岁的梁立言“著作兼发行”了《如何认识抗战》一书。1941至1943年,梁立言担任《阵中日报》主编。《阵中日报》是国民党官方报纸,前期报社曾有十多位中共地下党员担任要职,有几十位著名进步作家为其撰稿。晚年他曾回忆,“在《阵中日报》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正正经经做了点事的两年”。
梁立言著作《如何认识抗战》封面
或许因为与李宗仁两代人的长久渊源,梁立言在各种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中,始终选择跟随李宗仁,直到1949年国共和平谈判破裂。何去何从,“在台湾和家乡之间,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家乡,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直觉告诉我,我必须和家庭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梁立言即去见解放军首长,表示正式投诚。后被安排在桂林中学当教师,有过一段虽然短暂,但很振奋而有成效的教师工作。只是好景不长,1952年,梁立言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身陷囹圄18年,直到1970年刑满释放,回到老家梁村,开始独自务农生活。那还是“文革”时期,梁立言虽已刑满释放,仍被列为“被管制分子”,一个58岁的老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种种最基本的生存困难。直到1978年秋天,他与分离26年的妻子王文仪、孩子有了联系,进而回到上海,与妻子复婚。
梁立言被彻底平反后,1981年被聘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馆馆员,1984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生活安定后的梁立言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把点点滴滴在波澜壮阔大潮里的水珠捡拾起来。年轻时的阅读和历练帮助了他,他写满了3个本子。2000年,88岁的梁立言开始为自己的故事录音。在他2005年去世时,上海文史馆的悼词,对于他在抗战中的贡献和晚年的老有所为,给予高度评价。
1991年10月,梁立言(右三)参加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在千鹤宾馆举办的馆员祝寿活动
1952年,已怀孕的王文仪在丈夫被捕后,带着三个儿子到了上海,妹妹王文华夫妇经组织批准收留了他们,一起住在虹口区山阴路。王文华和丈夫梁廷锦,解放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分别担任了党的领导职务。王文华夫妇没有生育,王文议便将小儿子榕宝过继给了妹妹。王文仪虽已和梁立言离婚,仍被“反革命家属”阴影笼罩,王文华因为收留了姐姐一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牵连而屡受影响,“文革”中更是遭到残酷斗争。榕宝(即梁晓)在爸爸妈妈和姨妈(实为生母)的呵护下长大,一直自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才从继母口中得知自己生身父母的真实情况。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激进青年一样,梁晓积极投身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中。一面是“历史反革命”生父给他带来的阴影如影随形,一面是继父继母被揭发被批斗的现实苦难,居无定所,他依然努力投身“革命”,直到因“出身不好”不得不退出。1969年1月,为了表示自己的人生志向,也为了远离这个家,梁晓在全市率先组织上山下乡战斗队,去了安徽蒙城插队务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晓家人的命运巨变,尽管团圆的路走得艰难,最终,在梁晓自己也为人父时,三代人得以相认。
梁晓所著《从梁村到山阴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讲的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全书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篇“立言爸爸的回忆”是作者生父梁立言的回忆,根据梁立言生前的回忆文字和口述录音编撰而成。故事始于北伐战争,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后的国民党溃败、新中国成立后的入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转机。下篇是榕宝(梁晓)的回忆,出生于1949年的梁晓,3岁时随母亲移居上海,之后就有了和大多数同龄人相仿佛的经历。因为母亲和养母的特殊关系,以及这几十年政治运动带来的巨大压力,梁晓的内心冲突和挣扎无一不镌刻着时代烙印。全书上、下两篇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使这两个回忆成为一体,作者试图通过一个真实故事,反映两代中国人在两个巨变的时代里是怎样走过来的。
诚如林达在前言中的评价:“梁晓父子两代人的回忆,最可贵之处,是时代感。梁立言的回忆,完全保留了民国的原汁原味,梁晓竭尽诚实、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当时的自己身上折射的时代和教育。这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历史演进。民国远非是一个完美的年代,它脱胎于一个帝制古国,加上辛亥之后的兵患匪患,天灾人祸。但是它是自然发展的、丰富的,有社会探索和演进的巨大空间;一九四九年后的一段弯路,恰是简单地追求观念简化和社会纯净,没有给民间社会和社会探索留下空间。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正是在试图恢复一个丰富和容许探索的社会。”
而这本书的面世背后,梁晓所付出的心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从梁村到山阴路》一书封面
身患绝症的梁晓奋笔疾书
梁晓曾是上海复兴中学六七届高中生,比我高两届。我们坐同一列火车去安徽蒙城县插队落户。当时复兴中学同去的有好几十人,之后虽然散了,有时也会见到。梁晓1973年入读上海同济大学路桥专业,1978年分配在上海市政设计院工作,1988年定居联邦德国,1992年进入联邦德国许斯勒工程公司从事桥梁设计工作。梁晓的妻子和我的弟弟是复兴中学比我低一届的同班同学,当年也是坐同一列车去蒙城的。我的母亲建国前在共产党领导的十八民校做教师,建国后一直在小教系统工作,王文华是虹口区长期分管教育、卫生工作的副区长,互相就比较熟悉。
2014年春节过后,梁晓发邮件来,说要开始写作,那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已两年多。开始他的设想是,把父亲梁立言留下的笔记录音等,一章章整理出来,每个章节两三千字。或许是因为我长期的编辑职业和从学生时代起的多年相同经历,梁晓想每周写一章,写完就发给我看,“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蛮好,我可以从编辑的角度提点建议,这点工作量,对我也不是负担。
每次发文之前,他总要客套一番,说如果你精力可以的话如何如何。当时,我因2009年被确诊乳腺癌手术,还在每天服用副作用较大的内分泌治疗药物,每周去医院是新常态。看稿的事,开始时是从容轻松的。但很快,我便被那些文字吸引了。梁立言留下的历史细节真实细碎,非常难得,伴随着他的人生轨迹,我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风貌有了不少具象感觉。例如,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曾让梁立言冒充沙千里的弟弟沙千驹去探监递送消息,梁立言的回忆描述很简洁。这是记入历史的大事,我找出邹韬奋关于这一事件的若干叙述,就觉得两者所述氛围很切近。我不知道这样的内在把握和文字功底是不是就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底色。上篇结束,一个坚韧、平实、不屈不挠一步步走在人生路上的形象在我心中站立起来。
1969年上海知青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到达蚌埠前在列车上做“早请示”的情景。红圈内的人是梁晓
我的看稿,除了文字叙述方面,对于历史真实的甄别、总体的谋篇布局、人物行为和内心思维的逻辑推理、标题的设立和章节的分配等等,都会产生种种想法,自然也会及时反馈给他。这期间,梁晓还在服用靶向药,除了一直有的一些副作用,并无更多的不适。
这样的写作节奏一直保持到了上篇写完。2014年的九十月间,他说他要开始写下篇了。他想改变方法,等全部完成了再给我看。我自然都可以的。几乎与此同时,梁晓血检查指标出现异常,靶向药开始失效。大约2015年初,他说写好了,发来,16章。
上篇是28章,每章都有扎实的情节。下篇16章,不只是在体量上不匹配,整体感觉,仿佛一个精心编好用来给孩子讲的故事,结尾是——“结局好,一切都好!”因为梁晓和生父终于相认。
是这样吗?我觉得莫名的痛楚。那是一个多么沉重,沉重到几乎令人窒息的两代人的生存故事。就这样“结局好,一切都好”了?!且不说下篇对于重大史实的回避,单就文本形式而言,上、下篇无论在故事容量、内容深度还是一般叙述方面,与上篇都是不匹配的。
我明白梁晓是着急了。我也着急,事到如今,不仅是都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总想能有个圆满结果,还因为,我越来越感觉把这两部分写完,以个体命运还原历史真实,对亲历的两代人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常有意无意小心或刻意回避的,首先是梁晓的病,总觉得好像有一把剑悬在头顶,不知何时会劈下来,中止,或是终止一切。他已开始按德国医生的方案用新的药化疗,不知前路还会出现什么。我开始和相熟的出版界朋友联系,一趟趟跑,打印,送稿,沟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每天早晨起来,邮箱里总有梁晓的邮件等着。上海和德国的时差是7小时,他几乎每天晚上也就是我们这里的深夜写了发出,我在早晨看到。
梁晓去国近30年,在德国一直从事蓝领技术工,思维习惯和感觉方面,常常会停留在当年。现在,要写完这本书,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我们早已不再客套,争取成书的心愿盖过了一切。那天,在语音通话中,他有点发火了:“我现在眼睛也睁不开,还在用药,没有精力了,要改你去改……”梁晓素来讲究隐忍,控制不住自己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愣住了。那天,通话没有继续。之后我和梁晓联系,问他能否把梁立言最后几年的相关资料都发给我看一下。于是,我看到了上海市文史馆的追悼会和悼词,看到国家最终对老人的公正评价,看到了老人的遗言和为自己撰写的挽联“自幼立志爱国 烽火岁月历尽艰险犹奋斗;晚年潜心学习 笔书春秋著述未尽辞人间”。我甚至听到了老人在90岁生日时的家宴上,那苍劲的歌声:“日落西山满天霞……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这一切,仿佛是一把无形的棰,重重地敲打着我的心扉。所谓历经艰辛初心不改,这便是了!
梁晓最终还是选择了再一次修改和补充,要拼尽生命的最后时光把父子两代的故事写得尽可能完整些。许多细节,仿佛包在一个软管里,挤一下,就会出来很多。这一稿,大量细节补充和重新布局、立意调整,扩充了10个章节。上篇的第一章改为“引子”,末一章改为“尾声”,这样,上下篇都是26章,在体量上就匹配了。梁晓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出自己写作的心情:“我不是专业作家,没有驾驭虚构的天分。之所以敢写这个故事,首先是因为它的真实。……一般来说,只有名人才留下回忆录,但我和立言爸爸都只是普通人。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写下它,除了感到在它的背后,是那些实在无法忘却的时代以外,就是想试一下,如果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忠实地再现了那些不寻常的时代,那么这书作为这段回忆的载体,会不会得到读者的认可。”
随即,梁晓又请当年同为复兴校友的林达写了序言,加上我之前为这本书写的推介文字和作者的“后记”,各自有自己所处的地域标记,为全书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书名定为《从梁村到山阴路》。虹口区,山阴路,大字报大批判,下乡到蒙城当知青……三十多年感同身受的场景,一幕幕,连着永不会忘却的记忆重现了。眼见付印在即,9月,天安门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排在最前面的是坐满抗战老兵的车队方阵。耄耋老兵,有一位从头到尾举着右手,是标准的军人敬礼,这一幕让我心头翻起波澜,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从梁村到山阴路》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梁晓决定要在两次化疗的间隔中回来一次,他想要有个新书发布会。四位老人已走了三个,他想为生母王文仪庆祝百岁生日。因为生病,他已经5年没回上海了。
梁晓是2015年10月金秋回到上海的,为防不测,老同学甚至联系好了医院的救护大队。不久,书印好了。蒙城的知青插兄插妹们闻风而动,两次新书活动,首批500本书,一下子被争抢完。重病的梁晓,看到自己的新书,又被浓浓的亲情友情包围,兴奋无比。11月3日,我和苏秉公陪他一起去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那是文史馆员梁立言最后得到尊重的地方。
拿到新书,王文仪老人即开始一页页阅读,仿佛迫不及待要回望自己和亲人的一生。家人用一块板搁在她面前,把书摊在上面,中间用线绷住,每看一页翻过去再用线绷住,结果,她几乎先于家里其他人看完了全书。不久,老太太病情迅速恶化,12月19日,辞世。
时隔不久,梁晓妻子葛小林2016年发来消息:“3月11日德国时间16点,梁晓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停止呼吸的一瞬间,他流泪了,一定是舍不得我们。”
梁晓是回到德国两周后出现了脑转移。他写了遗嘱,要捧着他的书火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莱茵河畔的森林里。
那一年半中,梁晓和我来往的邮件总数有1000多个。还有那些长长的语音通话,为了讲好这个两代中国人的故事。梁晓后来曾揶揄:“早知道这样(指这一年半的忙活),你大概就不会做了。”我却总想,幸亏坚持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是在和生命赛跑。梁晓母子在《从梁村到山阴路》出版后的相继辞世,总让我感觉惊心动魄。
梁晓的二哥梁正,在父亲辞世后,费了周折在吉林省图书馆找到梁立言所著《如何认识抗战》一书,他给了我影印本,是2016年夏天的事。打开,前言中话语铿锵:“我们是不是要接受这奴隶的枷锁呢!……不,绝对不,中华民族没有失败和投降,我们只有上前与反抗,我们要在艰难的解放斗争中,用血肉打出前面的光亮!”梁晓写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过这本书。
2016年清明,我和家人去福寿园给我的父母扫墓,也去看望了不远处的梁晓生父母和养父母,那两座一模一样的墓,静静地站立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绿树环绕,边上有一条小河缓缓流淌。王文仪和王文华,梁立言和梁廷锦,一辈子的姐妹、连襟,现在,他们可以不被打扰地比邻而居,长眠。
梁立言最后告别的诗篇刻在他的墓碑上:“历经沧桑志未酬,空有文章写春秋。寄语后生须勤奋,精忠报国当远谋。”这首诗,和他遗言中所说“不必为我而悲伤,应勇敢接下社会进步的接力棒。我当为你们的成就告慰”,充满着我自幼熟悉的向未来的豪情!
写于2017年2月23日

文章来源:《世纪》2017年第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作者为《现代家庭》杂志原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本文责任编辑杨之立。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李宗仁,梁立言,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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