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次贷危机｜胡永泰：领导人知道风险在哪里是很大的进步

“期望与梦想的辉煌历史”已经谢幕。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尽管开始缓慢复苏，但经济增长仍然是接近停滞状态，根源便在于生产力增长乏力，而由此造成的破坏广泛而深远。

控制移民成了种族主义的一种隐晦表达

2008年之后的这十年来，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已经离开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动力市场当前需要的人和技能，跟2008年那些失业的人的技能是不合的，那些人年纪见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们离开了劳动力市场，这就是美国如今劳动参与率很低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经济体已经恢复了，但是在经济增长中却仍然看不到大的生产力增长。“全球停滞”成为一个新的常态。分析经济与技术增长时需要去分析，增长中有多少是劳动力贡献的，多少是创新带来的，有多少是IT产业带来的？现在看来，IT创新还没有带来太大的贡献，还看不到IT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所以全球的增长看起来像是停滞。

生产率增长减速会使整个社会陷入狂躁状态。在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人员流动和商品流动中，拿英国来说，英国社会可以接受资本和商品的流动，但是不能接受人员的自由流动，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受到了威胁。不客气地说，控制移民就成了种族主义的一种隐晦表达，限制穆斯林就是种族主义，这不仅是经济民族主义，后面还有种族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导致了经济的民族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被捆住了手脚”，美国似乎正落入不民主的富豪统治集团手中，有活力的新企业越来越受到排挤，经济活力受到抑制，在欧洲，右翼本土主义正在崛起。作为“局外人”和民粹主义者的特朗普似乎应运而生，然而实际上，特朗普和他的内阁正是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他的减税政策本来也与穷人没什么关系，最受益的是收入最高的那1%群体。而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会逐渐减弱，但却给未来带来负担。

量化宽松造成新一轮股市泡沫

1929年的危机曾致使美国五分之一的商业银行倒闭，前任检察官费迪南德·皮科拉在国会举证说，银行在过度投机中推波助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亦称“1933年银行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业务、为顾客买卖股票债券的经纪业务，以及通过自身账户买卖股票债券的自营业务。直到1999年，该法案被取消，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建立和收购投资银行，大幅提升了资本的杠杆率。银行业投入巨额资产参与赌博，而没有形成现代经济良好运转必须的远见和判断力。

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和其他央行通过削减利率、印钱购买债券，使得这场休克没有演变成经济萧条。它们标志性的政策，保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成为这一时代关于宏观经济最大规模辩论的核心问题。华尔街虽然元气大伤，却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已经开始轰轰烈烈地寻找新的利润点。

2008年泡沫破灭以后美国并没有出现重大变革，甚至不如1929年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对金融业进行改革的力度。其中最主要问题就是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为什么金融改革没有发生？因为造成金融危机的那些人都还在，量化宽松政策下，他们又吹起了新一轮的股票市场泡沫。

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应该是Never too big to fail（决不“大而不倒”）, 不应该允许“大而不倒”，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做到，否则真正的改革不会出现。

第二个爱因斯坦有25%可能性出生在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是正常的，中国国内人口红利已经丧失，现在能够带动增长的只有改革的红利。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改革应该继续推进，城市化策略必须要变。

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反腐是好的迹象，否则金融体系就会像一个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炸开。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很多改革没有做，当前政府更注重的是社会的稳定。

朱镕基改革期间把很多没有盈利的企业都关掉了。相较之下，2008年-2009年的应对措施只是大量地发放贷款，不仅没有对僵尸企业下手，还把软预算的行为恢复了，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间接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他们应该是了解的，就是什么时候动手的问题，我认为政府是看透了，也了解有什么风险。很多领导是不了解的，比如格林斯潘当时就是不了解的，可以让领导人知道风险在哪里，这是很大的进步。

另一个问题在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更加自然，让市场、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现在城乡差距太大，由此衍生出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很严重，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别太大。如果有第二个爱因斯坦生出来，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在中国，但若是按照中国现在的状况，如果出生在了农村，就不可能成为“爱因斯坦”。（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本文由澎湃新闻记者蒋梦莹采访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