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卖报小伙子弗兰茨的……青春觉醒

乍看之下，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谢塔勒的《读报纸的人》（陈佳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容易给人一种“见证离别与成长”、“学会珍惜生命”的印象；印在封底的那几段文字也会强化这种感觉。其实，这本成长小说所讲述的青春故事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是不容被遮蔽的阅读面向——“最近的报纸总在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进行得很出色，几乎都可以当成传奇拿来读了！”“政治把一切的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而且对于现在的奥地利来说，谁和他背后的力量在政府里掌权，几乎都是一样的。”“这臭气不是从下水道来的。”她说，“是这个时代！是这个腐烂的时代！腐烂的、堕落的、荒芜的时代！”——书中类似的这些对话很多，这是卖报小伙子弗兰茨的青春成长的真实氛围；作者通过小说要揭示的是，在那个时代中的弗兰茨的青春觉醒同时也是政治觉醒，他的青春反抗本身就是政治反抗。忽视或是回避了这一点，很难说读懂了这本小说，甚至不能说读过了这部小说。

我们来看看小说的核心情节。17岁的弗兰茨来到维也纳谋生，对他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是卖报老人奥托·森耶克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他从读报开始学会阅读人生与社会，从情欲觉醒发展到政治觉醒。最明显的情节是：1，卖报老人森耶克被纳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恶意违反法律；非法占有党派官方印章”的罪名逮捕和迫害致死，在这过程中激起弗兰茨的政治反抗：挺身试图为森耶克承担罪名、天天去秘密警察司令部要求放人，而且找到他认为是告密者的屠夫，抽他一个耳光；2，弗洛伊德被秘密警察监控，弗兰茨机智地避开监控与弗洛伊德见面，最后目送教授离开维也纳；3，弗兰茨最后的结局是爬上秘密警察司令部门前的旗杆，把纳粹旗扯下来，挂上卖报老人森耶克的裤子——作者用了一页半的篇幅描述这条挂在旗杆上的裤子。就连弗兰茨最后消失在读者视野中的镜头，也是极端政治性的：他被抓进秘密警察的黑色小车里。——那么，请不要再装着对“政治觉醒”与“政治反抗”这条情节主线视而不见了。

再来看看笼罩在整部小说中的政治氛围、民意和舆情，不难发现在1937-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纳粹吞并前后的这段历史中，生活中的所有小人物其实都是时代的见证人，他们的疑惑、恐惧和不满都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书中的相关描述让人感到逐步逼近、无法扭转的政治压迫的窒息与恐惧：卖报老人的报亭同时出售香烟，于是老人知道“和很多其他买卖一样，香烟买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但是因为“政治把一切的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因此“如今几乎已经买不到香烟了！”（23页）；每天来报亭的第一位顾客是退休的国会商务顾问卢斯维茨，他有时会闲扯几句“关于糟糕透顶的天气，或者是关于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政府”。（28页）社会民主党党员罗特·埃贡是个酒鬼，他总是人没到报亭就开始大谈改革和起义、变革或颠覆，谈论“在工人阶级被风化，碾压，磨碎的骨粉山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29页）；卖报老人森耶克从报亭生意的不错中看到了政治：“人们因为这个希特勒和各种坏消息都已经癫狂啦——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33页）；在公开迫害犹太人之前，森耶克就已经看到了犹太人是个问题，他对年轻的弗兰茨说，“这马上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很快就会！”（38页）而当弗兰茨拿着弗洛伊德教授遗忘在报亭的帽子飞快地追上去还给他的时候，教授感谢他，他说这是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的，教授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当今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39页）；在60-62页，当报亭被人用猪血涂写反犹标语的时候，森耶克老人怒斥邻居屠夫“把纳粹标志藏在领子后面半辈子，只等着机会把它翻出来”，并且厉声追问谁将是下一个受害者，而这时的围观群众有人幸灾乐祸、有人离开、没人说话，老人愤怒地说：“一个人手上有血，其他人站在这不说话。永远是这样！”；“现在这样，过去这样，未来也还是这样。”最后他说：“我不会沉默，我的手上没有鲜血，而是高尚的墨汁！”——沉默、鲜血、墨汁，普通市民、卖报老人森耶克的愤怒喝斥和“谁是下一个受害者”的追问令人感慨不已。

进入1938年之后，德国加快了吞并奥地利的步伐，3月12日德军开进奥地利。在这期间，弗兰茨在酒吧里看到纳粹分子狂热演讲的情景；奥地利总理被迫取消公民表决和被迫下台，弗兰茨再也不愿意读报纸了，他发现这几天所有的报纸都以希特勒的照片作为头条（149页）；森耶克老人对《帝国邮政晨报》所谓的“新的思想自由”的说法怒不可遏，他从柜台后面跳出来，逼近弗兰茨的脸吼道：“如果除掉这个如此不诚实不灵活和结巴一样无耻的帝国直系新闻工作者，那就还有希望。”（150页）他把报纸撕成碎片，弗兰茨晚上也辗转难眠，他发现“报纸上用大写的粗体字来鼓吹这样的真相……早刊的真相实际上就是晚刊的谎言……那些被记住的通常都不是真相，而只有这样，才会被大声喊叫出来，或者被大量地印刷发表。当这样的记忆一直窸窸窣窣地作响，持续时间非常长久之后，它们便成了历史”。（152页）森耶克被抓走以后，“弗兰茨几乎完全不再读报纸了”，因为所有报纸千篇一律，连措辞都完全相同，而且大部分都是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给老百姓洗脑。（172页）从老人森耶克到青年弗兰茨，这两代读报与卖报的人，他们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已经构成了半部纳粹新闻史和纳粹历史编写史。

政治迫害与反抗的高潮终于到来：一辆过时的深色汽车，三个穿灰色西服的男人，“奥托·森耶克，我以非法占有和传播色情刊物的罪名逮捕你！”（158页）然后是殴打、搜查。这时弗兰茨从黑暗中“用发抖的双腿站了起来”说：“那些小册子是我的！是我自己买的！所有的都是！”（160页）这是他的青春故事中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内心的良知使他战胜恐惧与懦弱。他挺身而出，要秘密警察把他带走，但最后还是看着森耶克毫无抵抗地被他们押走。“此刻，他对眼前一切都已经明了了，就好象通向未来的窗户在刹那间打开了，白色的恐惧穿过这扇窗，吹向他……。”（162页）这不就是这个瘦弱的小伙子无畏的政治觉醒吗？

再接下来，世界变得更加荒诞了。小伙子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人们都疯了，像无头鸡一样……似乎全都失去了理智。……这一切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春天的缘故，更是因为政治的缘故。”（167 页）那些继续来报亭的人也变了，他们只穿棕色的衬衣，佩戴着纳粹标志，眼中闪烁着看起来很有生气、“但本质上说更像是愚昧的光芒”。（171页）妈妈在来信中说，湖对面的岸边插上了一大排纳粹的大旗，连餐厅和学校都挂着希特勒的像；市长先生变成纳粹之后，他的工作都容易多了。“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所有人都想变成纳粹，甚至连林务员也戴着个发亮的红色袖章在森林里跑来的。”“我的乖儿子，这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啊？”（175页）更为恐怖的是，邮递员弗林德勒听说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里，有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轮着班拆信，并根据内容决定是否上交给警察。“在此期间，几乎一半寄出的信都是被拆开过的，这对于每个忠诚的邮递员来说都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225页）对于所有忠于职守并有文明教养的从业人员来说，这种公然侵犯国民隐私的职务行为当然是对自己人格的羞辱，但是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觉悟和勇气拒绝呢？弗兰茨到处打听奥托·森耶克可能被拘留的地方，最后打听到消息，找到了新组建的国家秘密警察司令部，他固执地每天去那里死磕着要求放人，直到被揍了一顿和被威胁。三个星期之后森耶克死于狱中，罪名如前述。弗兰茨“哭干了所有的眼泪”。（204页）他在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偷偷去见即将被迫离开奥地利的弗洛伊德教授，最后他勇敢地上演了政治反抗的惊人一幕：把警察总部面前的纳粹旗扯下来，升上森耶克的破裤子，让它在旗杆顶上迎着霞光中飘扬。在今天看来，这可以被认为是精彩的行为艺术，但是在纳粹恐怖政治中当然是罪大恶极、自寻死路。和森耶克老爹一样，弗兰茨被押上黑色小车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当警察抓他的时候他还要像往常那样在报亭的橱窗上贴字条，警察说“这根本就没有意义啊，年轻人！”他回答说：“到时候就证明有意义了。”

好吧，难道现在你还能停留在“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懂真相？”、“生活不是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我们都是在欲望的沙海里淘金子一样的良心和真爱的人”这样的鸡汤导读中吗？在我看来，《读报的人》当然不是一碗甜腻的青春“心灵鸡汤”，而是一锅沸腾在纳粹专制与青春成长之间的政治“麻辣烫”！——这是否更适合作为该书的广告语呢？

从罗伯特·谢塔勒，我很自然想起了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他被认为是浪漫的、孤独的、抒情的、通向内心生活的……他的《德米安》（中译本《梦系青春》，王卫新译，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也是一部著名的青春成长小说，托马斯﹒曼认为应该“将之理解为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如黑塞所说的，人在青年时代应该有过按照内心愿望去生活的渴望，应该体验过丰富、微妙的内心世界如何受外界压制、被生活磨蚀，最后终于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条通向自身的道路”——除去这些，没有人有过“青春”，更没有什么“故事”。容易被忽视的是，黑塞写作该书的时候正处于精神的苦闷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黑塞站在反战的立场上积极参加和平运动，德国政府与许多御用报刊诬蔑他“叛国”；另外此期他与妻子感情破裂，所有这些都使黑塞在精神上大受打击。如果说“梦系青春”是对青春成长的回溯和对内心精神生活的剖析的话，其中未始没有一种精神疗伤的意味。“我常常满怀希望，常常又濒于绝望，我在混乱的对面又重新找到了自然和纯洁。每一个觉醒的人，真正觉醒了的人都要一次或多次穿过荒野走这条狭窄的小路……。”（黑塞《我的传略》，初次发表于1945 年，见《黑塞小说散文选》，张佩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就是孕育着他的“梦系青春”的精神氛围。另外，在德米安的精神成长历程中，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与压制性的外部环境的抗争。黑塞对此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德米安》表现的恰恰是为了正在形成的人格而斗争的那一面，而这对教育者们来说是最不舒服的……到处都存在那种把人变得千篇一律并尽可能割掉个性的努力。我们的灵魂有权进行抗拒，由此便产生了德米安的经历。”（引自关于《德米安》的书信，见弗克尔·米歇尔斯编《黑塞画传》，153页，李士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我们的灵魂有权进行抗拒”，这就是从罗伯特·谢塔勒到赫尔曼·黑塞的青春成长小说的核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