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次贷危机｜卢锋：特定环境下，政府可能没有能力救市

次贷危机前后近三十年时间里，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次贷金融危机前的美国的信贷繁荣推高了房屋价格、掩盖了不平等的急剧上升；随后的萧条又同时摧毁了就业与财富。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出口主导的增长让中国从一个贫穷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并迅速地打入了全球供应链。

这两个经济体，一个积累了大量资产，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硬通货储备；另一个则背负着巨额负债。时至今日，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西方国家却出现了经济僵化、止步不前。

“10年以前中国扩张靠出口增长，美国是国际货币，开放程度比较高，中国增长率比较快，出口在增长，造成美国大量的逆差，美国就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私人资本账户也有顺差，大量外资到中国投资，中国就需要很大的储蓄，最能接单的是美国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指出，此前的繁荣背后是全球的失衡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但这种模式在危机之后是难以长期为继的，我们必须扩大内需。

卢锋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担任或曾任中国政府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人社部、农业部等部门咨询专家。

2008年中央宏观调控已经开始收紧，并在2009年推出了饱受争议“4万亿刺激”政策，“这一政策的好处是经济增长很快就恢复了，失业的问题也缓解了，却也造成很严重的风险和后果。”尽管在2011年宏观调控开始退出刺激政策，但是却已逐渐造成信贷泡沫和软预算行为再次“兴盛”的局面。

卢锋强调说，在某种意义上，危机也是机遇，如果顺风顺水，问题就被规避了，一旦受到冲击，遇到困难，就被“逼”着去做调整，否则我们的经济很难继续走下去，“逼迫”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危机让调整经济发展失衡在中国变得更加不可避免。全球经济周期下行，中国过去的出口-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大改革的力度，从“一带一路”到服务业增长，再到内地GDP增长逐渐增速，都可视为后危机时期中国做出的调整。可是，仅仅有调整和调控是不够的，在历经人口红利带来的增长繁荣过后，只有进一步深层次的改革才能带来新的红利。

这场危机应该放在中国崛起、改变全球增长结构的背景下去观察

澎湃新闻：从10年前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从2008年前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一直下降，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您是如何看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的？

卢锋：美国金融危机从2007年开始出现局部征兆，经过一个发酵发展过程，到2008年秋季雷曼倒闭，美林被收购，AIG（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破产，美国金融危机达到高潮，至今快到十周年了。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也派生失衡因素。本来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我国紧缩宏调政策已经开始对过度扩张失衡因素调整，四万亿刺激使得这一调整过程暂时中断，然而退出四万亿刺激措施后我们发现产能过剩、消费物价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和复杂化，构成十八大以来经济下行调整的背景成因。

澎湃新闻：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和产业结构造成了什么冲击？

卢锋：危机本身是个发展的阶段，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美国金融业过度的扩张、缺少必要的监管的结果。同时美联储新世纪初年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也对金融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

从外部环境看，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也有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增持大量外汇储备，客观上为美国货币扩张提供了配合条件。危机本身是发展过程中失衡的结果，一旦发生后又会对整个发展过程造成很大影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2007年以前或者10年以前中国扩张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靠出口增长，美国是国际货币，开放度也比较高，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造成大量的逆差，逆差失衡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于是就需要发行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债，所以就形成一种匹配，中国有顺差，美国有逆差。

除了经常账户顺差外，我们的私人资本账户也有顺差，大量外资到中国投资，这两个顺差加在一块就意味着中国大量的储蓄需要出去，为了平衡就要把钱借给别人，最能接单的就是美国人。这套模式在危机前还能运作，但在危机之后就没法像过去那样为继，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内需。甚至某种意义上说，与现在的“一带一路”有一定关系。

早年的时候，大量的储蓄是通过官方的储备资产投资到美国安全度比较高的一些债券上，危机之后这条老路不好走了，却仍旧需要把资金配置到国外去，那就是“一带一路”。

国内的话，贸易部门在减少，不可贸易部门在增加。服务业和就业在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提高，甚至包括国内空间上产业结构的变化，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行业扩展到内地。这些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危机带来的，却是与危机有关的。

不要以为政府会救市，到了一定阶段，政府不会救市

澎湃新闻：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现阶段，企业应该如何谋求机会？金融机构面临严监管应该作何调整？

卢锋：在过去，金融危机似乎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不会有。可以说美国面临的空前的挑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美国遇到过日本崛起、欧洲的竞争，但是没有遇到过新兴国家的崛起。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金融危机跟外部失衡、监管、货币政策有关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逆差太多，很容易用低成本解决债务问题，都是研究金融危机很重要的问题，对企业层面会有影响。

对中国企业来说，经济扩张要有前瞻性，避免过度投资和炒作，避免泡沫，不要以为政府会救市。在特定环境下，政府也许会放弃救市，也可能没有能力救市。

澎湃新闻：严格的监管是否有利于优化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卢锋：加强金融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有重视诱致金融风险的深层体制因素，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金融监管相配合达到标本兼治。

例如在土地供应行政垄断体制背景下，房地产价格飙升冲动使得投机炒作有利可图，这时控制市场过度投机比较困难。投机套利导致信用和融资规模扩大，借钱越多自然杠杆率就会越高。早年投机炒作主要通过从银行借贷活动融资，监管部门采用存准率、存贷比、窗口指导等手段控制住信贷扩张。

后来市场套利冲动通过影子银行业务获得融资，然而在传统影子银行也受到监管和控制后，近年市场又“创新”出资管、同业等等可以被称作第二代影子银行业务，成为新一轮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的背景之一。

房地产其实也是实体经济，房地产合理增长是必要的，但是泡沫化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房地产过度炒作导致泡沫化风险，政府无疑有必要实施调控。然而仍需分析产生失衡和资产泡沫化的深层根源，通过深层改革突破与加强监管相结合来寻求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