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村里走出涉黑讨债人,有人组织感染者讨债、滋事被抓

石爱华、祖一飞、颜星悦、张淑伟/北京青年报“深一度”

2017-08-08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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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别人讨债的时候,赵义只要摊开“艾滋病就诊证”就像亮出一张护身符,让对手心里一阵“膈应”,不敢靠近。常年侵蚀赵义健康的HIV病毒此时此地成了一种武器。
姜飞提供当年的监控,称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阻挠营业。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一度”
河南商丘周边,有人看到了赵义这类艾滋病感染者的“商机”,一条以出售艾滋病讨债服务为主的经济链渐成气候,已存在了多年。
赵义心里有一条线,他知道拿自己的病当作砝码去和别人谈判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讨债时他想尽量“以理服人”。但赵义的个人原则并不能守住整个“行业”的底线,因他们而起的冲突、骚扰事件时有发生。
日前,商丘市虞城县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李建民被警方逮捕,起因正是因为他以“中介”身份组织联系感染者参与讨债、滋事。虞城县公安局打黑大队透露,李建民已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次批捕背后涉及的案件多达四五十起。
一个涉黑案件背后的“一线生产力”群体若隐若现,组成者正是艾滋病感染者、残疾人以及老年人这些人们眼中的弱势群体。
来堵门的艾滋病感染者称“有人出钱让我们骂你”。
“头号”感染者
2015年11月,商丘虞城县城内,姜飞经营的照相馆里来了二十多个不速之客,包括一些手持拐杖的残疾人,艾滋病感染者和年纪不小的“大妈”。
一群人堵门、辱骂、阻挠客户进门,有人高喊“我是艾滋病感染者”,甚至有人当众脱裤在店门口撒尿。“有人出钱让我们骂你,让你必须关门,一天也不能干”,对方说明来意,并且一来就是两个星期,姜飞怀疑,他们是竞争对手雇来的。
交谈中,姜飞得知对方不是虞城县本地人,多数来自商丘其他地方,其中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受雇于商丘一个名叫“乔四”的“头号”艾滋病感染者,姜飞听朋友说过乔四,“据说他没什么亲人,因为怕被欺负,自己用针头注射艾滋病感染者的血,主动感染的”。这样的传闻,让姜飞对乔四产生了恐惧。
眼看生意快被搅和黄了,姜飞想起了虞城县的“头号”艾滋病感染者李建民,她给了李建民1000块钱,让他请乔四吃饭,希望李建民从中调和,劝说乔四这一帮闹事的人离开。
李建民之后承诺,只要照相馆肯拿出一万块钱平事儿,保证让对方闹事的人离开。姜飞本已经打算花钱息事宁人,次日李建民却改口要三万块钱,姜飞拒绝给钱后的十分钟,闹事的人又来了,姜飞恍然大悟,“我猜他们都是一伙儿的”,无奈之下,姜飞只能不断报警,但照相馆最终还是关门了。
据虞城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介绍,姜飞受到骚扰的那段时间,当地警方也接到了不少同类案件的报警,前前后后有几十起案件都与李建民有关。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信息,在2015年12月虞城警方对李建民等人涉嫌组织、领导、绑架黑社会性质案件立案侦查。到2016年9月开始陆续对李建民、乔四等人实施抓捕。
公开信息显示,抓捕过程中还有一名协警泄露了消息,帮助两名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这位协警在之后的证词中坦言,虞城的李建民与商丘艾滋病感染者的头目乔四关系密切,算是同伙。
这证实了姜飞之前的推测,不同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总有一些像李建民和乔四一样,乐意“出头”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有生意找上门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召集身边的患者,逐渐铺开一张大网。讨债工作算是他们的主营业务,赵义曾经是讨债生意的一个小小参与者。
出门讨债时,就诊手续成了艾滋病感染者对自己身份最好的证明。
两条烟和三万欠款
在照相馆遭遇连番骚扰的时候,姜飞听说,不少艾滋病讨债者来自商丘柘城县双庙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卖血,这里成为了感染艾滋病最严重的村子之一。
当8月初,深一度记者来到双庙村时,大部分感染者眼里,“讨债”这件事不值一提,但也有感染者看不惯病友的行为,“干这事的,都是平时不注重脸面的人。”
感染者赵义今年60多岁了,问起他有没有参与过讨债,赵义先是摆手否认,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说:“其实,我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嚣张,也没有赚那么多钱,是讲道理的。”
赵义始终认为,自己参与讨债从某个角度讲,算是“正义”的,有时候甚至不收钱。
大部分讨债者都是通过熟人找到赵义,最近一次帮人要钱是去年,赵义决定出山的原因是“一个朋友打工的工资要不回来”。赵义叫上两个同村病友,坐着债主的车,一起去了打工的工地。为了防止对方不相信自己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赵义揣上了他取药用的本子作为证明。
赵义三人到了工地,堵住了工头,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给工头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理。赵义多半会跟欠债的人说,自己是债主的朋友,并且是等着债主还钱看病的艾滋病感染者。
赵义很多次都发现,一亮明自己艾滋病的身份,对方就会露出一脸“膈应”的表情,“他们恨不得你赶快走,别在他家坐着”。
耗了大半天,工头终于表态要还钱,结果对方借取钱的名义躲到了亲戚的工地上,赵义三人见工头骗人,一气之下把对方工厂的电闸给拉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动手,不捣乱,只讲道理的”,只有对方耍无赖,赵义等人才会采取一些其它措施。最终,工头如数偿还了赵义朋友的工资。
由于是朋友的“生意”,赵义没有要钱,债主朋友请他们三个人在饭店搓了一顿酒肉,再每人给两条好烟,就算是报酬了。
艾滋病感染者长期服药,抵抗力较差,这也成了他们中一些人参与讨债的理由之一。
“有理不怕报警”
按照河南商丘当地的标准,每个月,像赵义一样的艾滋病患者,可以从政府领取260元的生活费,以及115元的补助,这每月375元的政策性补贴,是赵义唯一的稳定收入,儿子还会不定期地给一些钱。
由于身体的免疫力低下,很少有艾滋感染者有足够的体力出去打工,或者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些女性感染者会去服装加工厂剪线头,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只能赚十来块钱,相比身体的消耗,得不偿失。
帮陌生人讨债,赵义一天的收费标准是一百块钱。
前几年身体相对硬朗时,赵义接到的讨债生意会多一些。在选择生意上,赵义会先问清债主有没有欠条、对方承不承认。确认债主“有理”,他才会参加。“只要俺有理,也不怕对方报警”,警察来了,赵义也能跟警察讲道理。
2015年,赵义出了一次“入行”以来最远的差,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到新疆帮搞建筑工程的远房亲戚讨债,与他同行的有5位村里的艾滋病患者,他们以参与工程的农民工身份讨要某单位拖欠的三百多万工程款。
忍受着异乡不同的气候饮食,足足“活动”了八天,赵义和对方终于达成了打款协议。他说,即使如此折腾了几千公里,每个人算下来也只拿到了四百块钱的酬劳。
一些村民看不惯赵义他们的这种生意,也有一些人暗中“羡慕”赵义。
四十出头的林美是村里年轻的艾滋病患者,长期的按时服药让林美看上去气色没什么异样,“我想去要债都没人找我”,林美坦言,自己看上去不像是感染者,到了要债现场,对方很可能会对她动手,加上自己嘴笨,不会说话,更没有人叫她一起去讨债,“去要账的,都是有材料(口才)的。”林美说。
讨债公司
讨债者中不只有艾滋病感染者的加入,其中一些生活中的“弱势者”也加入其中。
2015年11月,到姜飞照相馆闹事的人里除了艾滋病患者,也有残疾人和年纪较大的老年人。赵义也听说过,残疾人讨债“同行”的存在。
在商丘虞城县火车站附近,深一度记者找到了腿部有残疾的陈力,他曾参与过讨债活动,如今靠卖饮料为生。
陈力六七十岁的年纪,据他介绍,已经一年多没有到现场去讨债了,在此之前,他与多名残疾人有过一只“队伍”,很早之前这些残疾人还成立过专门的讨债公司,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虽然生意不多,但成功率挺高的。”后来,由于政府部门管控严格,公司也被政府取缔。他们又以“地下”的方式帮人讨债,一年前,这只队伍也最终散伙不干了。
“工作”的那几年,每单生意陈力能得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债主负责吃、住、行等一切费用。
据陈力说,原来讨债公司头目是一个叫任春华的人,此人现为虞城县“残联主席”,之前帮人要过账,也认识艾滋病感染者要账的那帮人。
查找“任春华”的相关信息,在一篇2010年发布的“商丘市残疾人爱心互助中心”博客宣传文章中,任春华以“虞城县肢残协会主席”的名号被提到。深一度记者以债主的身份拨通任春华的电话后,他承认了自己“虞城县肢残协会主席”的身份。
但任春华称,已经有快10年不做要债的生意了,任春华说,这几年不少残疾人都自己找到了工作,也有人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讨债的活儿现在不接了。
让陈力放弃讨债工作的原因,也是因为想过稳定的生活。近两年,相关部门一边清理欠债的“老赖”,一边也在管理他们这样的讨债队伍。
就在近期,商丘睢阳一批50岁到70岁年龄不等的“大妈”,因为参与各种债务纠纷、拆迁纠纷被法院判处2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陈力看到曾经的“同行”尝到了恶果,也不愿再冒险去讨债了。
双庙村里的感染者渐渐老去,“讨债”的生意也在减少。
消失的“生意”
艾滋病感染者赵义也发现,从去年开始,要债的生意已经少了很多,愿意参与讨债的同行也越来越少,除非朋友所托,否则赵义也不想再去。
赵义所在的双庙村,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时候有600多人,如今只剩下200人左右,这批感染者的年龄在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当年那批靠卖血赚钱的人已经步入中老年的行列,赵义的孙子孙女都已经快要成人,他逐渐度过生计最为紧迫的年纪。
赵义强调,就像当年卖了十几次血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最终感染艾滋病。而后他以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帮人讨债,也是被生活所迫。
邻村的王丽夫妇和赵义的处境不一样,他们才四十出头,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也曾收到过“讨债”的邀请,但并没参加。王丽觉得有了孩子,得要些“脸面”,而且日子还没窘迫到那个份上。
村里的同龄人都出去打工了,王丽和丈夫终日守在大房子里无所事事,王丽和丈夫在客厅中间铺上一张凉席,没事的时候就坐在上面发呆,“有一种吃饱了等死的感觉。”
为了省些电费,即便是天黑了,王丽和丈夫也不怎么开灯,如果只是政府增加艾滋病患者的补贴也解决不了她和丈夫的问题。王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在家做一些能够销售的手工艺品,那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
赵义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活到六十多岁,政府免费提供的药物基本上可以控制住病情不再恶化,为了防止抗药性的出现,每过几年,病人们服用的药物就要更换一次。“每天早晚一次,一天也不能落下”。
一些年老者去世,村里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少了,来村里寻求帮忙的“债主”也越来越少。赵义说自己年纪大了,也折腾不动了,即便日后有人来找,自己也不想去了,相比一百多块钱的收入,好好活着更加重要。
(文中除李建民均为化名)(原标题:《河南艾滋病村里走出的涉黑“讨债人”》)
责任编辑:李寿康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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