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都”福建东石转型观察：政府欲抓共享机遇，伞企却怕烧钱

上海、杭州、南昌、武汉、深圳、广州.....伴随上半年的雨季，共享雨伞陆续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在争议之中掀起一股共享雨伞的热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调查发现，这股热风也吹进了福建晋江的滨海小镇，在有“中国伞都”之称的东石镇，零散分布着300多家大大小小的伞企，年产5亿余把伞，占全世界的三成。

自今年5月起，多家共享雨伞找过王翔鹏。“90后”的王翔鹏，是一家年产值2-3亿元的伞企老板，4年前，他留学回国后接班。大学读金融的王翔鹏，对资本、共享经济保持追逐心态，对共享雨伞表示极大热情和足够关注。

王翔鹏认为，目前状态下，共享雨伞存在创业团队参差不齐、公司规范程度不高、盈利方式不明确等问题，还不是伞企进入的时候，但他仍和那些创业者们保持接触，为今后可能的合作保留入场券。

和王翔鹏一样持观望态度的，还有和他一起长大的同村青年王卿泳。29岁王卿泳是中国第一家上市伞企的掌舵者，在他看来共享雨伞或许是东石镇的机遇，但没必要一开始就冒风险，“如果他们成功了、做大了，还是会找上门来，最后还是需要制伞的”。

东石伞业公会秘书长王有余向澎湃新闻透露，今年5月份共享雨伞刚面世，东石伞业公会开会时有专门讨论过，年轻一点的很热情，认为存在价值，但现阶段烧钱，进入要谨慎；老一辈的则疑虑居多，认为共享雨伞损耗大、运营成本高，难以成功。

王有余说，假如共享雨伞是“用伞或卖伞的革命”，这是东石雨伞打开国内市场的机遇。

和伞业老板普遍持有的观望、谨慎等态度不同，东石镇政府对共享雨伞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追逐心理，想借这股共享经济热潮改变东石伞在国内市场无力与浙江伞竞争的尴尬格局。

伞都

7月的天气燥热，生产车间内大风扇隆隆作响，女工们快速手忙脚乱，裁剪、拉边、合片、珠尾、缝伞……历经10道工序、约30分钟，一把伞就生产出来了。整个过程，除了部分工序有辅助机器，其他均由人工完成。制伞其实就是组装，伞架、伞布等原材料都事先备好，有专门的厂家提供。这决定了制伞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低，像这样的生产车间在福建晋江东石镇遍地开花，多数还藏在农村的自建房里。

这里是雨中鸟伞厂的生产车间，稍微破旧，蔡凯云是生产主管，也是车间内为数不多的男性之一。蔡凯云说，订单很旺，一年四季都在火热生产，几十人的生产车间一月要做1-1.5万把伞。做了8年，每月工资4000多元，蔡凯云打算干下去，尽管作为东石人，他或许有其他选择，“自己那个村都在做衣服”。

雨中鸟总经理王翔鹏说，他家的伞厂是从家庭作坊演变而来，一步步扩大规模，“他从小就以伞厂为家”。

雨中鸟伞厂位于东石镇金瓯村，该村以村后的芦山形似瓯状得名，是远近闻名的东石制伞专业村之一。雨中鸟斜对面正是富隆伞厂，外加已经搬出的梅花伞厂，仅金瓯村就诞生了三家东石龙头伞企。

从小以伞厂为家的王翔鹏，留学英国5年，4年前回来接班，父亲专注做其他领域的投资。相比父辈，1990年出生的王翔鹏视野更为开阔，他加速了雨中鸟海外设厂的步伐，如今，雨中鸟年产值2-3亿元，保持约10%的增长。

王翔鹏的同村小伙伴王卿泳，比王翔鹏大两岁，29岁的他，是中国第一家上市伞企梅花的掌舵者。大学毕业后，王卿泳曾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财物工作，后选择回家接班，带领这家年产值4亿元的伞企转型。王卿泳说，至今，他家仍然住在过去金瓯村的老伞厂内。

某种意义上，王翔鹏、王卿泳见证了东石伞业的发展历程。作为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制伞业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自德国转移至日本，80年代又转型到中国台湾，90年代以来转移至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过程。

东石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与金门隔海相望，65平方公里、10.6万常住人口的滨海小镇是闽南重点侨乡，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20余万。东石镇镇长李德铭告诉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末，在港澳台同胞的引导下，伞业正式进入东石。

1982年，东石梅峰村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办起梅峰来料加工伞厂，后引进福建首家台商独资伞企——富兴公司，从而辐射带动周边萧下、金瓯、梅峰、龙下等村的伞企发展。

80年代末，东石形成了多个远近闻名的制伞专业村；进入90年代，东石伞业快速发展，形成了集研发、生产、销售、出口一条龙的制伞产业链，制伞规模已占全国伞业生产三分之一，从而奠定了东石伞业地位。2003年，东石获评“中国伞都“称号，并于2007年、2010年两度通过复评认定。

东石镇副镇长陈奕忠表示，东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伞业集群地，拥有伞企300多家，直接从业人员3万多人，间接从业人员2万多人，形成了梅花、金瓯、集成、雨丝梦、雨中鸟等一批海内外知名晴雨伞品牌，东石伞远销150多个国家。

小行业

东石镇距离晋江市区约10公里，现有民营企业817家，2016年实现工业产值244.3亿元，位列全国千强镇前列。在五大支柱产业中，伞业以绝对优势占东石经济主导地位，数据显示，2016年东石成品雨伞产量5.62亿把，伞业产值82.3亿元，占东石工业产值三分之一。

在陈奕忠看来，2003年获评中国伞都后，东石伞业迎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到2011年，东石伞业达到巅峰，现在进入转型攻坚期。

大大小小的300多家伞企零散分布于东石各村居，绝大多数小伞企其实就是家庭小作坊，村民以家为厂房，采购原材料，雇用工人，在家中组装制伞。

24岁的洪瑜萍大专毕业后回到东石洪塘村，跟着姨父经营一家伞企，姨父做了15年的制伞生意。洪塘村一共有两家伞企，都是家庭作坊式，洪瑜萍姨父家的伞厂一年能生产销售120万把伞。洪瑜萍表示，一把高端伞能赚几块钱，低段伞就只能赚几毛钱，靠的是量。

洪瑜萍负责日常生产管理及销售，她表示小伞企处于“有订单就做”的阶段，对于整个行业趋势、相关政策等知之甚少。

制伞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自动化程度低，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东石伞企也面临招工难的问题。洪瑜萍吐槽说，像2003年、2004年，一个普工每月仅需1000元，现在已经涨到三四千，仍然招不到人。

在洪瑜萍姨父家伞厂做了十多年的朱师傅说，他一天做11个小时，一月才4000多元，年轻人不愿意干。朱师傅是贵州六盘水市人，尽管嫌工资低，但他仍打算继续做，因为比较熟悉、自由些，带小孩方便。

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涨，规模大的东石伞企正在谋求自动化。东石伞业公会秘书长王有余表示，自动化是东石伞企转型的必经之路。

今年3月，浙江大学技术团队与晋江伞企合作研发的全球首条晴雨伞中棒自动组装线投入运行。当地媒体报道称，这标志着东石伞业全面迎来智能化和自动化时代。王有余说，上述自动组装线处于低级阶段，无法满足伞业的自动化需求，但推动伞业自动化相当困难，伞业是小行业，市场需求有限，没有多少科研团队愿意投入研究。

东石镇政府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澎湃新闻自嘲，东石伞业是中国伞都，占了全国伞业产值三分之一，但所贡献GDP的仅占晋江全市的2%，和晋江鞋业不可同日而语，“伞业对东石很重要，但对晋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瞄准自动化的前景，王翔鹏想搞研究院，但努力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单个企业做这事非常艰难，“有同行竞争，利没有，还惹得一身骚”。

在王翔鹏看来，阻碍伞业自动化的另一问题是，东石伞企很多，产品泛、杂，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王卿泳更是直言，东石中小伞企众多，门槛低，一定程度上存在恶性竞争，如故意压价、相互封锁等。

有传闻称，东石有伞企在生产共享雨伞。澎湃新闻曾向多位伞业从业者打听，得到反馈是：如果东石真有企业在生产，其他伞企也很难知道，因为怕竞争被抢了生意，不会透露消息。

1700多户的萧下村拥有130多家伞企（包括原材料配件），是东石较多的制伞专业村之一。该村村支书肖贤丽透露说，最开始，一些老板都在萧下村的伞厂打工，后来，他们自己办厂壮大，打造出东石伞企的龙头企业，但萧下村却没有诞生这样的龙头企业，仍以中小规模为主。肖贤丽分析认为，早期伞业利润好，萧下村的伞企老板满足了，没了冒险开拓精神。

“两条腿走路”

在东石镇政府的经济发展办公室，一幅“东石伞撑天下”的毛笔题字尤为醒目。东石人以伞业自豪，这里生产着全国35%左右的伞。以此推算，全世界每三伞中就有一把产自东石。然而，尴尬的是，每年生产出的5亿余把的东石伞，八成以上靠外销，国内市场始终无法打开。

陈奕忠表示，东石雨伞以中高端产品为主，长期主打外销，就国内市场而言，和浙江伞竞争处于明显劣势，这跟东石伞业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

据王有余介绍，国内有三个地方伞业发达，除了东石，再就是广东和浙江，其中广东深圳做中高端伞，随着城市升级，伞业向周边地区转移； 浙江以低档伞为主，主打国内市场，如浙江上虞、萧山，小伞厂林立，都是伞业重地。

东石镇镇长李德铭说，像浙江上虞的伞企，规模不大，很多制伞原材料都是从东石买的，但他们生产出来的伞价格却比东石便宜，“这让东石也很迷惑，值得去那边考察看看”。

让东石伞企大佬自叹不如的是，杭州天堂伞在国内市场一家独大，一年有约10亿的销售额。王有余表示，杭州天堂伞最畅销的产品是三折伞，这块产品在国内市场热销，已经形成品牌效应，其他伞企很难竞争。

在王有余看来，尽管东石伞外销好，但应增加渠道，“两条腿走路”。王有余否认国际市场已经饱和，但承认东石伞业有一定程度上的产能过剩。

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思路，与东石镇政府重振伞都的想法不谋而合，都在思考如何打开国内市场。

在有大大小小130家伞企的萧下村，东石伞业文化馆、东石互联网+创业园正在建设中。陈奕忠表示，这里将成为集中展示东石伞的平台，通过电商平台拓宽东石伞的销售渠道。

然而，澎湃新闻连日来走访发现，东石伞企触网程度较低，拥有自家电商渠道的伞企更是少之又少。

36岁的萧清格早年去浙江义乌卖制伞配件，后回到萧下村和堂叔合伙开厂，做制伞配件生意。工厂越开越大，萧清格开始做成品伞，没有销售渠道，尝试通过电商平台打开国内市场。

“2016年下半年开始做，刚起步，很困难。”文化程度不高的萧清格说，他在天猫、京东均开有网店，把办事处设在厦门，但销量还是远不及预期，处于亏本状态。萧清格喊来公司负责电商的潘姓员工，该员工表示，他们预想销售额一月30-50万元，但现在只有10多万元，这主要是思路和决策出了问题，主打的伞定位太高，受众小，卖得很吃力。

尽管效果不好，靠做制伞配件的利润支撑着亏本的成品伞业务，也暂无好的应对之策，但萧清格仍较为乐观，认为电商是打开国内市场的机会，他会坚持做下去。

多位东石伞业从业者告诉澎湃新闻，在国内市场上，东石伞竞争不过浙江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物流和税负，福建物流相比滞后，成本高，当地伞企税负高，这让东石伞没了价格优势。该说法也得到东石镇政府一位不愿具名官员的证实，“这也不是地方能改变的事情”。

早在2007年，梅花伞业在A股上市、获评中国名牌后，也一度大举进军国内市场。线下发展100多家自营、代理门店，苦苦支撑四五年后，梅花伞业放弃国内市场，继续做外销。王卿冰说，从数据层面，梅花进军国内市场亏钱了，除了受累于货款拖欠，就是发现浙江伞业在国内市场过于强大，难以撼动。

重振与机遇

东石关于伞、伞都的标识很少，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中国伞都伞具五金市场”曾是最显眼的标志，由东石镇政府于2009年开始打造，但如今已成为当地人口中的“鬼城”，门铺紧闭。

王有余说，该项目想学义乌商贸市场，搞批发市场，初心是好的，集中展示东石伞，但运营情况不好，没能成功。

在交流中，王翔鹏主动说，“伞都”的知名度不够，就连晋江都有人不知道东石，更不知道伞都。王翔鹏希望，地方政府能做好城市配套，这样有利于东石伞企留人。

当前，东石镇政府提出“重振伞都”的口号。对于这一口号的理解，东石镇政府多位工作人员先后解释说，这不是指东石伞业进入困难期，甚至是没落，而是要把东石从“中国伞都”打造成为“世界伞都”。

在走访中，有中小伞企老板反映，东石部分伞企经营困难期，甚至倒闭。对此，陈奕忠反驳道，东石确实有伞企倒闭，但不是行业问题，而是经营者的问题，如就有人因赌博弄垮了企业。

作为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制伞业上世纪70年代自德国转移至日本，80年代又转型到中国台湾，90年代以来转移至中国大陆。不少伞业人士担心，随着土地、劳动力上涨，制伞业会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转移。

王有余认为这种担心过于悲观，东石伞业最大的优势在于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原材料都在这里，伞企通过转型升级，一定有办法留下来。王有余说，东石也有个别伞企转移到外地的，但原材料还得从东石购买，效果反而不好。

陈奕忠表示，加强研发，做强品牌，拓展销售渠道，推进自动化是东石伞业的转型之路，东石镇政府的策略是“抓大厂”，引导其转型升级。王有余表示，东石伞业的转型肯定会走自动化，可以预见中小伞企或难跟上，甚至面临淘汰，但这也是市场行为。

王翔鹏、王卿泳先后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们父辈发现伞业不如以前好做，利润在降低，已经加大在其他行业的投资，但他们作为二代接班者，想把伞业留在东石，做大做强。

针对当前的共享雨伞热潮，东石伞业从业者给出了不同的看法。洪瑜萍关注过共享雨伞，她认为是“借噱头搞直销”。看了一眼一把市面上的共享雨伞，洪瑜萍说，除了智能锁，这把伞的成本价也就10多元。

和共享雨伞有过多次接触的王翔鹏认为，共享雨伞有利也有弊，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哪家能存活尚难看清，他选择观望，如果时机成熟，可以在A、B轮选择投资。

同样观望的还有王卿泳，他认为共享雨伞有可取之处，一旦做开，量将会很大，快速改变整个行业，但现在没必要冒险，“（伞企）可以先做生意，再考虑投资”。王卿泳表示，伞企也没有必要抱太大的希望，就算共享雨伞成功，也不可能给生产厂家太高的利润。

相比东石伞企老板的观望、谨慎态度，东石镇政府则显得更为热情和激进。

陈奕忠表示，共享雨伞是在做平台，有前景，可以预见将对国内现有伞业市场冲击大，这对于东石来说恰好是机会，如果抓住可以顺势占领国内市场。李德铭也看好共享雨伞，他鼓励镇政府相关部门多与共享雨伞接触，要抓住这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