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不是西安的古名，可为什么我们总是误把西安当长安？

长安城是我国汉唐时期的都城，也是世界知名的古都，还一度是世界上最雄伟和最大的城市，声名闻于海内外。近年来，网上流传的一篇关于地名变化的文章《那些改名后肠子都悔青的城市》，长安也在此之列。如果说黄山市改回古称“徽州”还有史可据的话；那么，西安改名“长安”则并不妥当。因为，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长安改名西安的事；或者说，西安的古名并非“长安”。

“西安”的由来

讨论这个问题前，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在政区层级上，西安是统县行政区名，不是一个县名。今天的统县政区多为地级市；明清时多为府；唐宋时多为州；在秦汉时多为郡。县级政区，在今日即县、县级市、市辖区、自治县（旗）等几种；在古代基本为县。

西安之名始于明代。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大将徐达进兵奉元路后，改奉元路为西安府，今西安名称即从此开始。换句话说，“西安”这个地名，不是“长安”改的，当时是由“奉元”改的。再往前追溯，则是安西路、京兆府、京兆郡、京兆尹。其中，“京兆”这个地名用的时间最长。京兆之名首现于西汉时期。秦代置内史管理京畿地区。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分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以右内史部为辖区，治所在长安县，职同郡太守，参预朝政。曹魏改京兆尹为京兆郡。隋初，一度改雍州。唐朝开元元年（713年），升雍州为京兆府。宋金时期，西安虽然不是首都或陪都，但是名称仍旧叫“京兆”。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世祖忽必烈封其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京兆府，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京兆府为安西路，西安也从此失去带“京”字的地名。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又改名为奉元路。

所以，西安名称的历史沿革是这样的：

内史（秦）→京兆尹（两汉）→京兆郡（曹魏）→雍州/京兆郡（隋唐）→京兆府（唐宋金）→安西路/奉元路（元）→西安府（明清）

从这里，可以看到，统县政区层面从来没出现过“长安”，也就不存在“长安”改“西安”的事了。

“长安”本是个俗名

既然西安府及其众多前身是统县政区，理所当然地要辖县，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以西汉京兆尹为例，辖长安县、新丰县、船司空县、蓝田县、华阴县、郑县、湖县、下邽县、南陵县、奉明县、霸陵县、杜陵县等12县。而长安，正是其中一个县的县名。

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命萧何建造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被称为长安城。长安县在秦代为长安乡，隶属于内史。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始置长安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长安县属右内史。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后为京兆尹治所。中国古代把没有独立县城而将治所附设于上级政区（府、州、郡、军等）城郭之内的县，叫做附郭县（又称倚郭县）。以西汉时期为例，长安只是京兆尹附郭县的县名，完整的称呼应该是京兆尹长安县。西汉长安县的县城很特殊，不但是县治、郡治、州治（司隶校尉部）所在地，还是国都。套用后来的一句俗话来说，它就是附郭京城了。

这种重合的关系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误会，大众认知里著名的“长安”，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实际上指的都是那座城池，是一个俗称。这座城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是属于哪个官方行政区划管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且行政区划和城墙圈起的范围并不一定一致。大部分人认知里著名的“长安”只是一座城的城名，而“京兆尹”才是那片行政区划正式地名。换句话说，认为“长安”改名“西安”的人，是把点状的城名“长安”误解成为片状的正式统县政区名了。于是，“长安”成为了“京兆尹（西安府）”等统县政区的民间俗名。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一开始也是定都在汉长安城。但他嫌弃当时的旧城破败狭小，以及水污染严重，便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塬南坡另建一座新城。开皇二年（582年）起建造新城，用9个月左右的时间建成宫城和皇城。次年，迁都至新城，因为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便将其命名为“大兴城”。唐朝建立后，可能是“长安”之名影响太过深远，朝廷将其易名为“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当时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据说，大兴城（长安城）人口在隋文帝开皇之治时为25万人（一说60万人），到了唐朝（武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100万左右。

被唐诗宋词所误会的“长安”

中国人有写籍贯的传统。在行省时期，一般是省名+县名；在州郡时期，一般则是州郡名+县名。京兆杜氏是唐朝显赫的官宦世家，世居京城长安。出身京兆杜氏的著名诗人杜牧，他正式的籍贯是京兆万年。现在问题来了，没长安什么事啊，但大家都知道他是“长安”人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杜牧传记附于祖父杜佑的 《旧唐书.杜佑传》中，据此传记载， 杜佑是京兆万年县人。

因为当时的京兆府，出现了双附郭县。我国古代，把有两个或三个县治附设于一级政区治所城市，这类县就分别被称作双附郭县或三附郭县。按照规定，住在州府城内的居民，其籍贯也要写到县，而不能直接只写州府。于是，出现了同住一城，籍贯却不属同县的现象。北周明帝二年（558年），析置万年县，与长安县同城而治，首现两县附郭情景。隋初，长安县属雍州。隋文帝大业三年（607年），改雍州为京兆郡，长安县为郡治。唐武德元年（618年），长安县与万年县以皇城朱雀街为界，街西五十四坊属长安县，街东五十四坊属万年县。这就出现了杜牧是“长安城”人，却不是“长安”人的现象。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把他称作长安人，这里的“长安”应该是“长安城”的城名，而非是官方序列中的正式县级政区名；而如果严格按照官方序列的地名来说，他不能称作“长安”人，因为长安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唐天宝年间，万年县一度改名咸宁县，后又复名。宋金时期，万年县先后被改为为樊川县和咸宁县，一直与长安县同城而治。

唐诗、宋词里面的“长安”指的都是“长安城”，其实长安城还有半个是万年（樊川、咸宁）县城，除了官方文书，很少有人会提到了或知晓了。当代大众将“长安”误作为正式统县政区名，唐诗、宋词恐怕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民国二年（1914年）， 北洋政府将咸宁县并入长安县，结束了千年来两县共治一城的局面。

南京原本也是俗名

长安这个俗名并没有变成正式的州府名称；而后来的都城，却实现了俗名演变为正式地名的现象。

历史上，我国有多京制的现象，为了分不同的都城，会依其方位，称作某京、或某都。唐朝有两都：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宋有四京： 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此处的“某京/都”就是相应都城的头衔，一般来说，一旦失去都城地位，京号就不再与其发生联系。

今天的南京市，在明朝洪武年间，真正的统县政区名是应天府，而京师只是它的头衔。明成祖迁都后，京师的头衔从应天府转移到顺天府（北京的实际政区名），但旧都应天府获得留都的名份，头衔改称南京。

明亡后，应天府不但失去了南京的头衔，也失去了带“天”字的地名，清政府将其改为江宁府。但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南京”已演变成特指江宁府（应天府）的地名，开始与地域挂钩了，民间一直称呼它为“南京”。这个民间俗名不但影响着国内，还影响到了西方人，导致他们的地图将清代的江宁府也写成Nan-king。

1737年，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中国新图集》中的江宁府就被注为“Nan-king”，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清朝乾隆二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改江宁府为南京府。这时的南京，才真正成为官方序列中的正式统县政区名 。

结语：西安是长安的上级行政单位

可见，俗名演变成正式的地名也要看历史的进程。城郭是城郭，俗名是俗名，行政区划名是行政区划名；长安城是长安城，长安县是长安县，西安府是西安府。这些概念并不相同，且存在一个并不简单的演化关系。作为正式区划地名的“长安”，从古到今只是一个县名。2002年6月，长安县撤县改区，成为西安市的市辖区之一长安区。如果不计分出去的万年（樊川、咸宁）县，长安县自西汉立县开始一直没有变更过县名，如同“永恒之县”。西安和长安是两个不能混为一谈的概念，一个是统县政区名，一个是县名。两者也是明代开始两个并存的地名，两者关系不是谁取代了谁，而是上下级关系。类比现在的话，西安府是地级市，长安县是市辖区，知府知县（市长、区长）同城办公。

参考文献：

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