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汉代豫章郡治所不在南昌，吕蒙战舰或从都昌出发

众所周知，关于汉代豫章郡的治所，由来已久的说法是南昌。然而，近日有著名专家考证认为，位于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的鄡（qiāo）阳城才是汉代豫章郡的郡治（简称汉代豫章城）。鄡阳县是汉代豫章郡的“首县”，泗山村既是鄡阳县城所在地也是豫章郡城所在地。

这个“新发现”有何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支撑？为此，记者采访了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省级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吴国富，以及都昌县博物馆副馆长曹正茂。

鄡阳平原为汉代豫章郡中心

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一南一北，分成两大块，而鄡阳城遗址位于鄱阳湖南部的心脏地带。吴国富教授考证分析认为，秦汉以前，这里是江西全境的人类活动中心，而汉代豫章郡的历史也与这里密切相关。

西汉初年，豫章郡成立，当时设置了18个县。汉代豫章郡呈“一个点、四条线”分布状态，“一个点”是中心区域，即鄡阳平原。这个小小的平原分属鄡阳、历陵、海昏、鄱阳、余汗五个县，南昌县、柴桑县、彭泽县则分布在鄡阳平原外围。

西汉初期，豫章郡还是一个“边郡”，直接面对闽越国、南越国这两个反复无常的诸侯国，直接掌控的区域面积很小。靠近长沙郡的赣西北较为安定，而鄱阳县、南城县乃至南昌县都面临闽越国的威胁。为此，在鄱阳县附近设有武林、白沙两个军事要塞，而位于江西腹地的新淦在西汉初期依然是驻扎重兵的豫章都尉治。

在吴国富教授看来，鄡阳平原是西汉豫章郡能够直接掌控的区域，也是豫章郡的中心，其他区域，或起到军事交通线的作用，或起到保卫鄡阳平原的作用，都不能成为豫章郡的中心。如果把豫章郡治设在南昌，那将直接面对闽越的威胁。因此，鄡阳城理所当然应成为豫章郡军事中心。

另一方面，在鄡阳平原存在时期，古代的赣江流到鄡阳平原，在接纳余水、鄱水之后，流经鄡阳城下，汇聚为古赣江最壮阔的一段，然后流入古彭蠡泽，这样鄡阳城就成为豫章郡的最大的水上枢纽，南来北往的船只都要经过这里，这就成了交通中心。同时，鄡阳平原又是古代江西最重要的产粮区，鄡阳城也就成为豫章郡的经济中心。

在汉代，经济和军事是区域行政的两大支柱，而水上交通则成为经济和军事活动最重要的基础。

因此，处于水上交通中心、区域经济中心、军事中心的鄡阳城没理由不成为豫章郡治；而在鄡阳平原存在的情况下，只控制着一条赣江的南昌，很难成为豫章郡治。

郡治或为鄡阳城有不少侧证

吴国富教授提到，与庐山、宫亭湖密切相关的豫章文化，从侧面佐证了豫章郡郡治或为鄡阳城。

庐山南麓的湖泊属于现代鄱阳湖的北部，在古代则属于彭蠡泽南部。东汉开始，古代彭蠡泽的北部逐渐消失，演变为现代鄂东、皖西之间的湖泊沼泽，而彭蠡泽南部成为东汉到晋朝时彭蠡泽的主体。

位于星子和都昌之间的彭蠡泽在古代被称为宫亭湖，湖边有一座宫亭庙。在鄡阳平原存在的情况下，从庐山、宫亭湖到南昌距离较远，有100多公里，交通不便。如果豫章郡治设在南昌，那豫章城的文化就不大容易与庐山、宫亭湖扯上关系。可事实恰好相反，汉朝、晋朝豫章郡治的文化几乎与庐山、宫亭湖难舍难分。

“这表明豫章郡治离庐山、宫亭湖很近，如果在鄡阳城，那就很合理。”吴国富教授说，西汉初期，豫章郡曾属于淮南王英布及长沙王吴芮管辖，两人在豫章郡的活动中心都在鄡阳、鄱阳一带，并不在南昌。此外，汉武帝在寻阳县（今湖北黄梅境内）设立“楼船军”（水军）基地，任命杨仆为楼船将军，驻扎在豫章城。如果远在南昌，杨仆如何就近指挥在寻阳的楼船军？

吴国富还列举了其他一些侧证——东汉时期，栾巴为豫章太守，一上任就下令拆毁宫亭庙，此举令百姓十分恐惧，深怕触犯神灵。如果豫章郡治远在南昌，栾巴实在犯不着兴师动众去拆宫亭庙。如果豫章郡治近在鄡阳，宫亭庙的鬼神崇拜对这里影响很大，栾巴此举也就很好理解。

三国初期，吕蒙担任寻阳令，偷袭荆州，导致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吕蒙就是在豫章郡治打造大型战船的。如果豫章郡治在南昌，吕蒙要费很大劲才能把大型战船驶出赣江，通过彭蠡泽进入长江，再沿江而上。如果豫章郡治在鄡阳，那么，进入长江就很方便了。

东晋时期，范宁为豫章太守，在豫章城大兴土木、修建学校，派人到庐山砍伐树木。如果豫章城在南昌，范宁何不就近取材，而要到庐山？东晋末年，卢循叛乱，刘裕大举反攻，卢循指挥水军退到豫章城，就下令在左蠡（都昌县左里镇一带）建造水上栅栏，意图拦住刘裕的兵马，保住豫章城。如果豫章城远在南昌，那么，卢循在左蠡建造水上栅栏就意义不大……

王莽曾改鄡阳县为“豫章县”

古代史书记载各府所属各县，通常将府治所在的县排在第一，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所属各县将南昌排在第一。因此，人们以为南昌就是豫章郡治所在地。可清朝学者阎若璩研究指出，《汉书·地理志》中至少六个郡中排名第一的县根本不是郡治所在地。《后汉书·郡国志》也是如此。所以，《汉书·地理志》无法提供“南昌就是郡治”的确凿证据。反过来，倒是王莽曾把鄡阳县改名“豫章县”，让人联想到鄡阳县应当就是郡治所在地。

明万历年间，宁献王朱权的七世孙朱谋玮作《水经注笺》，引用了雷次宗《豫章记》的一段话，这段话保留在《北堂书钞》中：“豫章城西有句鹿洲，去度支步可二里，是吕蒙作句鹿大艑处。”这是说，东晋末、南朝初的豫章城西边有“句鹿洲”，这里是三国吕蒙制作大型战船的地方，而距离“句鹿洲”一公里的地方就是“度支步”。

元朝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一引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说：“度支府，在郡城西临江，晋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处，领户三千五百，今福向钓矶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乡邸阁，度支尉所居之处，太尉陶侃置也。”度支校尉是晋朝管理军需粮草的官员，“度支步”就是度支校尉的治所，“步”略等于“埠”，就是水边码头，度支校尉建立的粮仓叫做“邸阁”。因陶侃曾在这里垂钓，所以又叫“钓圻邸阁”。总而言之，“度支步”、“度支府”、“钓圻邸阁”等都指同一个地方，它设置在豫章郡城西面的江边，便于从这里运输粮草。

关于“钓圻邸阁”的方位目前至少有四种说法。《同治新建县志》说，“钓圻邸阁”在新建县西北五里，《大清一统志》说在都昌县西南，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在湖口，杨守敬《水经注疏》则说：“其地在今新建县之东北，都昌县之西南。或以今都昌南五里之钓矶山当之，误矣。”

从这四种说法可以看出，“钓圻邸阁”无论在新建县西北还是都昌县西南，甚至是在湖口，都与南昌城没有关系。诚然，陶侃是都昌人，年轻时在江边垂钓，也不可能跑到南昌去。而据杨守敬的折中之论，“钓圻邸阁”应在新建县东北、都昌县西南的两县交界处——这就指向了鄡阳城一带。又因“钓圻邸阁”在豫章郡城西边临江处，所以豫章郡城也应在鄡阳城一带。

这个“新发现”有何考古实物支撑？

都昌县博物馆副馆长曹正茂介绍，1982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都昌县博物馆开始对周溪镇泗山村鄡阳古城遗址的探索，通过多年研究取得大量成果。遗址内文化堆积分布深浅不一，最深达2米，几何花纹砖、卷云纹瓦当、万岁瓦当、绳纹筒瓦及各种器形陶片俯拾皆是。

在修筑周溪圩堤和鄡阳圩堤时，一些窖藏的“五铢”铜钱、四乳蟠螭铜镜等出土。考古工作者曾在靠近城址附近的村子中收集到西汉“五铢”、王莽时的“货泉”、四乳蟠螭镜、昭月镜、金屑等。此外，还有人在城址挖得铜盆等器皿。这些证明当时鄡阳古城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城址西部和北端邻近山丘及沿湖高地上还布列着大量砖室汉墓，附近周围几华里内的山冈或高地也发现不少汉墓群。曹正茂认为，在泗山村鄡阳古城遗址发现大量汉代钱币、铜镜、金屑以及大量汉代古墓等，不是一个县城所能拥有的，应当属于郡城的遗物。而在汉代，能出现在这里的郡城只能是豫章郡的郡城。

经考古发现，泗山村鄡阳古城遗址的文物堆积层全部集中在两汉时期。这符合汉代豫章郡城的历史状况。豫章郡设立于西汉初期，延续到东汉。东汉灭亡之后，这里属于三国吴国管辖。

东汉末年到两晋时期，豫章郡地位陡然下降，两汉的豫章郡陆续被分为豫章郡、鄱阳郡、临川郡、庐陵郡、安成郡、南康郡等。也就是说，两汉的豫章郡辖境相当于现代江西省，而三国两晋时期豫章郡的辖境只相当于现代一个地级市。这使得豫章郡城的建设戛然终止。根据雷次宗的《豫章记》，东晋太守范宁在郡城多开了两个城门、兴建过学校，这可能是两汉后豫章郡城最大规模的兴建了。

（原题为《专家考证认为都昌鄡阳县才是豫章郡“首县” 王莽时期改名“豫章县” 吕蒙战舰或由此出发引出关羽大意失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