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外大城市的贫民窟:忘不了他们脸上写满的期待

人民日报

2017-08-14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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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达拉维贫民窟内的一位居民,呆滞的眼神仿佛在诉说生活的艰难。本文图片 人民日报
2016年8月30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的马萨雷贫民窟,一名学生经过学校旁的一条小巷。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郊一处贫民居住区,一个少年骑着骆驼在街上行走。
当地时间2014年5月3日,肯尼亚内罗毕,基贝拉贫民窟进行街道拓宽工作。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然而,在大都市鲜花着锦之盛的背后,还有贫民窟里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配套设施的发展并没有追上城市扩张的脚步,贫民窟化正在成为城市化的同义词。本报驻外记者近日相继走进国外大城市的一些贫民窟,近距离观察那里的生存状况。
纽约旁边有个亨特镇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秉新
来到与纽约市城区拉瓜迪亚机场仅一水之隔的布朗克斯区亨特镇,很难把眼前破败不堪的建筑同纽约这座世界级都市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亨特镇与曼哈顿直线距离不过2公里。
亨特镇在历史上以农业种植为主,1895年至1900年期间,开始有大批纽约曼哈顿居民涌入居住。到了20世纪初,纽约地铁建成,地铁站修到了附近,城市功能逐渐建立起来,一些公寓楼和别墅在该地区北部拔地而起,南部则成为纽约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工业区。
20世纪70年代后,亨特镇逐渐成为纽约的废品回收地和废旧汽车处理厂,大量的报废汽车被堆积在这里。随着经济结构逐渐改变,居民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显示,亨特镇人口有2.72万,面积4.27平方公里,白人和亚裔分别只占1.3%和0.7%,黑人占22.2%,中南美洲人占74.6%。政府长期为人诟病的种族政策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贫富两极分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衰落,稍微有固定收入的居民纷纷搬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亨特镇经济更是一落千丈,曾经的一家小炼钢厂濒临倒闭,只有农副产品批发业、废品回收业和废旧汽车改装业留了下来,在经济结构上已经处于最低端水平。失业和教育设施的缺失使亨特镇目前已经成为纽约吸毒、抢劫和强奸等犯罪案件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此居住的人们处在极度贫困状态——一多半人口生活在联邦政府设定的贫困线以下,挣扎在被社会忽略和遗忘的角落。
汽车改装厂修车工胡安37岁,是加勒比小国伯利兹的一名黑人,上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现在是6个孩子的父亲。他边干活边介绍说,他来到美国后在大城市没有工作,住不起房子,只能到城市边缘地区寻找出路。后来辗转定居在亨特镇,在修车铺学了修车技能勉强有些收入,住在政府的廉租房里,水电和煤气免费,一家老小勉强维生。他说:“根本不敢想象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如何抚养6个孩子长大。”虽然生活紧巴巴的,但胡安还是个乐天派,天生一副好嗓子,除了平时上班修车外,他在业余时间就到一些繁华街区自弹自唱挣点外快,自娱自乐的同时还能贴补家用。
据了解,位于亨特镇南部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美东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是该镇仅有的亮点,本应为当地财政做出较大贡献,但仅靠批发市场的税收和盈利已经难以改变目前亨特镇的积弊。此外,只有积极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引进大量投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才能彻底改变目前状况。这在美国能做得到吗?
(原题为《纽约旁边有个亨特镇》)
孟买达拉维的辛苦谋生
本报驻印度记者 苑基荣

印度最大金融中心孟买,是印度房价最贵的城市,住着印度最富有的人群。然而,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和镀金豪华建筑却被低矮的贫民窟包围其中。
19世纪末,随着陶瓷厂等工厂的建立,一批印度南方贫民涌入孟买,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大批无家可归者又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最终形成了亚洲最大贫民窟——达拉维。现在的达拉维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人口却超过100万。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是臭名昭著的犯罪中心,现在已转变为所谓的“亚洲最大小商品制造中心”。
狭窄的街道有的地方宽不足一米,开放式排水管,刺鼻的臭味,悬在空中杂乱的电线,抬头只见一线天,偶尔出现的呆滞眼神都在诉说着生活的艰难。然而,这里却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区,狭窄街道两边都是一个个小店铺和手工艺作坊。
侯赛因生于斯,长于斯,已经是达拉维的第三代,现在的他是一位塑料垃圾回收商。“原来人们只是住在这里,现在商铺作坊要比住宅多。随着业务的拓展,越来越多富起来的贫民开始移居到其他住宅区。人们就将他们的居住地改造为工厂或商店。”侯赛因告诉本报记者。
有6万多个住户拥挤在达拉维的贫民窟内,其中大部分为小作坊。人们在一楼工作,二楼居住,楼顶和楼道及小巷被用来堆放原料,还有的人直接就住在白天工作的作坊里。据孟买市政府数据显示,达拉维有大约1.5万个小手工加工厂,这些作坊和小工厂每年创造6亿到10亿美元的产值。
走进一个小作坊,可以看到十几名青壮年工人正在熟练操作着缝纫机,制造箱包、衣服和皮带等。这里最大的业务是回收。全印乃至外国的塑料、金属和纸张等垃圾废弃物,80%以上孟买的塑料垃圾都被运输到这里,经过人工分拣、洗涤、干燥等程序变成塑料颗粒,用来制造各种商品。
孟买2000万人口中有超过60%生活在贫民窟,而且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加入其中。达拉维是贫民窟居民的工作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避开孟买昂贵的租金,找到落脚的地方,这里的很多人一天工作长达16至18个小时,辛苦谋生。
(原题为《孟买达拉维的辛苦谋生》)
“上帝之城”路漫漫
本报驻巴西记者 张远南

第一次亲眼见到贫民窟是在深夜的里约热内卢。夜幕下,贫民窟褪去了白天的杂乱,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灯光在夜色里摇曳,随着山势起伏,绵延好几公里。我指着这片山间的星辰,询问出租车司机。
“您到过贫民窟吗?”
“没有。”
“进去会怎样?”
“也许有去无回!”
巴西人对贫民窟避之唯恐不及。“有一次汽车导航出错,我开到了距离贫民窟很近的地方,真是惊出一身冷汗。”出租车司机说。
2002年上映的电影《上帝之城》让巴西的贫民窟名声大噪。在里约,“上帝之城”“罗西尼亚”“阿勒芒”携一众贫民窟被打上暴力、毒品与死亡的标签,与之相关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世人心怀畏惧,却也总想亲身一探究竟,游客葬身贫民窟的事件时有发生。
里约最早的贫民窟已有100多年历史。伴随着城市化浪潮,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里约,贫民窟应运而生。据统计,如今这座城市有近800个贫民窟,大大小小,星罗棋布,200万人居住于此。不少贫民窟和富人区仅一墙之隔,他们共享里约的碧海蓝天,居住条件却有着天壤之别。
19岁的拉斐尔是一位里约小伙,常年居住在贫民窟。“里约是大都市,这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身边很多人做家政、物业、保安等工作。小城市里岗位少,竞争激烈,没有关系很难找到工作。”
谈及小时候,拉斐尔说得最多的就是“没钱”。他的父亲一个月只有几百雷亚尔(1雷亚尔约合2元人民币)的工资,母亲的收入也不高,一家四口生活拮据。对贫民窟的孩子来说,改变命运是一种执念。“成为足球运动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踢出名堂,成为下一个罗纳尔多、内马尔是我们的梦想。”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与金钱的驱动交织在一起,拉斐尔也有过这个梦想,曾效力过低级别联赛,然而伤病让他停下了逐梦的脚步,“再踢下去可能会无法正常走路。”告别绿茵场,他哭过,绝望过,但是他选择朝前看。
如今,拉斐尔通过职业学校培训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从小就渴望用知识、用双手去致富,有一份正经工作,然后离开这里。”但在贫民窟,并非每一个人都如此。有些人则走上了另一条致富的“捷径”——贩毒,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谈及贫民窟里的治安状况,拉斐尔神情黯淡。在他口中,《上帝之城》所展现的黑暗与血腥绝非耸人听闻。“毫不夸张,我很多时间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拉斐尔说:“帮派间的火拼时常上演,随时都会爆发枪战,有时感觉枪声就在门口,我们躲在屋里,生怕被流弹击中。”纵然如此,这里也有拉斐尔难以割舍的温情:“这里生活着很多正当营生的老百姓,热情善良。我们很团结,经常聚餐,相处非常愉快。”
拉斐尔坦言,在里约,贫民窟的状况不尽相同,一部分贫民窟有警察驻守,治安相对稍好,但总体并不乐观。在他看来,里约贫民窟的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题为《“上帝之城”路漫漫》)
殖民时代遗留大片铁皮屋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志伟

“如果有工作,请您介绍给我,打扫卫生什么的我都能做。”20岁出头的滕比向记者说道。她居住的约翰内斯堡北郊“迪普斯洛”是一大片贫民窟,中产阶层的漂亮小区与它相隔仅一座小山丘。如果从空中俯视,这种差异更令人感到震惊,一边是绿树成荫的整齐花园,另一边则是密集的铁皮屋顶。贫富差距显而易见。
滕比居住在一间狭小的铁皮屋里,每天需要步行两三公里搭乘小巴士翻越山丘去中产阶层小区找工作。如果当天有活儿干,她可以挣到150兰特(1兰特约合0.5元人民币)。下班时,需要和数百号打工者一起等候回程的小巴士。
据统计,有14万人居住在迪普斯洛,其中98%是黑人居民。狭窄的道路旁是一望无际的铁皮屋,沿马路排列着简易的移动厕所。贩卖二手衣服的小贩把货物摊在地上,往来的人们络绎不绝,小巴士停在路口鸣喇叭招揽客人。大多数人居住在6平方米大的铁皮屋内,所有建材只是废弃铁皮、木头和塑料。许多家庭用不上自来水。“你可以看到的这些并不算是真正的贫民窟,更贫穷的还在里面。”熟悉这里情况的当地华人介绍道。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一份报告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61.7%的城镇居民居住在不同形式的贫民窟里,这在全球范围是最高的。
非洲贫民窟的产生多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而非洲许多城市则没有相应规划,导致贫民窟人口聚集。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6年非洲经济展望》显示,2015年非洲的城市人口较1995年时翻了一番,约4.72亿人。到2050年,非洲城市化率预计达到60%。
由于失业率高企,贫民窟成了暴力和贫穷的聚集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拥有全球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基贝拉。这片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内罗毕1/4的人口。泥泞的土路,拥挤狭窄的铁皮房,成片的垃圾山。让人担忧的是,这里70%的人口是儿童,失业率高达50%,大多数居民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
此外,非洲的贫民窟产生也有其历史原因。非洲许多城市都是由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殖民者建立城市的时候,并没有给涌来的农民提供住房安排,而是将他们视为暂时的劳动力,仅给一张床的容身之所。后来这些劳动者的亲人也跟着搬迁到了城市,他们没有办法购买房子,于是贫民窟就产生了。这也是为什么非洲许多城市的市中心规划很好,但是郊区却聚集了大量的贫民人口。
另一方面,殖民者人为的隔离也造成了许多贫民窟。例如,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白人政府以卫生监控、疾病预防、种族等原因强行进行隔离,有色人种被驱赶到城市边缘,形成了一系列著名的贫民区。其中,规模最大、最出名的莫过于人口达到200万的索韦托,在英语里是“西南镇”的缩写。类似的区域还有很多,尽管这些区域近些年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与中产阶层生活的街区相比依然差距很大。
(原题为《殖民时代遗留大片铁皮屋》)

忘不了他们脸上写满的期待
王海林

提起贫民窟,你会想到什么,是巴西贫民窟的脏乱差、猖獗的毒品贸易和犯罪?是南非和肯尼亚贫民窟那些蜷缩在铁皮屋里佝偻的身影?是印度贫民窟狭窄的过道?抑或是美国贫民窟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下被忽略的人群?
联合国对贫民窟的定义是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犯罪率高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巴西与印度分别拥有拉丁美洲和亚洲最大的两个贫民窟,无论是《上帝之城》还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都只让我们窥探到了贫民窟生活的一角,那里有泪水、挣扎和绝望,但也有欢笑、奋斗与希望。
贫民窟是巴西、印度等不少国家城镇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些贫民窟大多位于市中心或与闹市区仅一墙之隔的黄金地段。从巴西的罗西尼亚贫民窟可以远眺里约著名景点基督山和面包山;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紧挨着市中心豪华的建筑;纽约贫民区亨特镇旁一水之隔就是纽约市城区拉瓜迪亚机场……
贫民窟从何而来?有一种看法是因为城镇化带来的失衡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大量农村劳动力只能聚集在大城市周围从事低端服务业,居住在最简易的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聚集人群越来越多,贫民窟也就形成了。但由于最初大多数政府对此并没有合理的规划,贫民窟社区内相应的卫生、水循环设施极度匮乏,一些基本的电力供应等也很难跟上需求,所以贫民窟居民的居住环境在很长时间内是相当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恶劣也导致这些地区犯罪高发,极大影响了城市安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巴西通过“家庭补助金”及“我的生活我的家”等项目,向穷人发放补助及建造廉租房,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环境;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因其低廉的房价发展成为小商品制造中心;纽约的亨特镇则成为美东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但这些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都或多或少面临一些问题,巴西不少居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花完补助金后依然穷困潦倒;达拉维贫民窟的不少小商贩还是一家人蜷缩在几平方米的房间内;亨特镇的教育等配套设施依然无法跟上……
当然,我们不应忽视那些在贫民窟里积极生活的人们干净澄澈的笑容。尽管住着破败的房子、用着破旧的家具,他们依然在努力地生活。
至今还记得在里约罗西尼亚贫民窟遇到那群十几岁少年的场景,破旧的衣衫遮掩不了梦想的光芒、黝黑的面庞上满是对未来的期待。我问其中一位少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回答:“我要成为下一个内马尔。”他们赤足在贫民窟的巷子里练习踢球、柔道,还兴奋地给我表演,这才是梦想该有的样子。
贫民窟治理是个系统工程,政府除了出台相关措施改善贫民窟的基础设施建设外,更应该通过职业教育培训等给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及受教育机会。治标又治本,让当地居民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摆脱贫困,贫民窟才能真正不再贫穷。
(原题为《忘不了他们脸上写满的期待》)
责任编辑:张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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