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谈｜当面求改善背后找麻烦：搞好中日关系？安倍还没诚意

8月15日，在日本战败72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如往年那样，向靖国神社进献祭祀费。在当日出席日本战败日官方纪念活动时，安倍在致辞中依旧不谈“加害”责任，也不对战争表示“深刻反省”。

尽管安倍此前包括重组内阁在内的一系列举动，被认为是在向中国传递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然而，他在8月15日的“常规动作”以及日本政府在不久前发布的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中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都让人对未来中日关系能否实现转圜感到疑虑。本文即以安倍重组内阁入手，分析安倍近一段时间所表现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背后的用心。

安倍新内阁与对华关系新布局

8月3日，面对国民的质疑和党内各派的压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改组内阁，更换了14名内阁成员，包括安倍自己仅留任6名。防卫大臣、外务大臣、总务大臣等一些重要的内阁成员被更替，文部科学大臣、法务大臣等一些牵涉各种丑闻及引发国民不满的内阁成员被替换。其中麻生太郎副首相兼财务大臣和菅义伟官房长官等5名内阁成员的留任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内阁的稳定和政权的延续性。在这看似大刀阔斧改组的背后，体现了安倍依然在自民党权力政治中扮演着操盘手的角色。

首先，内阁改组后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权力地位更加巩固。表面看此次改组满足了自民党内各派阀的利益诉求，削弱了安倍所属派阀在内阁中的影响力，但事实上安倍通过厚待岸田派（让岸田文雄出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增加2名岸田派议员入阁）的方式将双方利益捆绑，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岸田派造反的意愿，强化了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权力地位；其次，引入以“反对安倍”出名的野田圣子出任总务大臣。一方面回应了日本国民对于安倍“任人唯亲”执政风格的批判，展示了安倍愿意放低姿态，倾听党内不同声音的度量，另一方面通过“招安”的方式“收编”反对势力，有效的限制了其影响力的发挥；最后，安倍此次改组的出发点是为了挽回国民的信任和支持，寻求自民党内的理解和拥护，但其最终目的依然还是想获得2018年9月自民党总裁改选的胜利，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修改宪法的政治夙愿。

在此次内阁改组中，安倍邀请著名的“知华派”政治家河野太郎出任外务大臣一职一度引发中日两国社会诸多猜想。一方面日本政界认为将外务大臣这么重要的职位委任给与中国关系密切且重视中韩近邻外交的知华派政治家是否恰当；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则倾向于从河野太郎之父河野洋平身上解读出其未来的对华政策，对其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其父对华友好的“外交基因”非常感兴趣。

然而，此河野非彼河野，作为政治世家出身的河野太郎确实继承了父亲的许多政治理念，比如重视中国、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但在修改宪法、认可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方面则与其父分道扬镳。当然，安倍选择河野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并非仅仅只是因为双方在修改宪法方面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安倍看上了河野太郎“知华派”的背景，也认可河野家族在中日关系中的影响力。这样的人事安排意味着安倍将河野太郎当做未来对华战略的重要“棋子”，也预示着安倍在对华关系上开始了新的谋篇布局。

首先，朝核问题久拖不决，半岛局势日益紧张，日本通过改善和加强中日关系来进一步向朝鲜施压。随着朝鲜不断强化其远程导弹攻击能力，不断推进核武器的开发和研制进程，无疑严重威胁着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深知半岛局势的稳定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离不开中国的努力，要想进一步约束朝鲜，日本有必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推动中日韩三国建立有效的应对朝核问题的机制。为此，安倍选择重视中国、强调近邻外交的河野太郎担任外务大臣，希望借此打开中日在应对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之门。

其次，安倍此时启用“知华派”政治家担任外务大臣，意图着眼于未来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将在2017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承上启下的大会，将决定未来五年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安倍启用河野太郎出任外务大臣，利用河野家族在中日关系中的影响力向中国释放出有意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进而提前为十九大之后的中日关系谋篇布局。

最后，2017年同样也是中日建交四十五周年，而2018年将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四十周年，在这一系列的时间节点上，安倍启用知华派的河野太郎，给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

当面求改善，背后找麻烦

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对日本对华外交的冲击，为了防止特朗普绕开日本单方面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安倍有必要修正原有的对华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和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然而，这些都并不预示着安倍新内阁的对华外交将会发生颠覆性的变革。

第一，当下中日之间紧张的国家关系预示着我们不应过于期待河野太郎在助推中日关系转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仅靠河野太郎难以支撑起安倍对华外交的战略野心。这既由中日处于结构性的矛盾和对抗的现实所决定，也受制于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更何况河野太郎秉持的支持修改宪法和强调美日同盟的政治理念更是难以获得中国的认可。

事实上在8月7日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美日澳三国外长就南海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活动，这使得南海地区呈现出“区域内国家谋稳定，区域外国家跳得欢”的局面，以美日为首的有些国家不希望看到南海地区的稳定。甚至中国外长用“很好的完成了美方交给他的任务”来批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涉南海问题的发言。

第二，安倍在意图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不断渲染中国威胁。8月8日，日本政府发布了2017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海洋行动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妄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海上行动是基于自身利益主张试图改变现状的单边行为，已成为地区和国际上的担忧”。事实上日本才是制造南海地区动荡的重要推手，为了减少中国对东海地区的战略关注，减轻日本在东海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日本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妄图通过两海联动来牵制中国。如今中国与东盟各国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有望缓和南海地区的国际形势，但以美日为首的域外国家却一再制造不稳定因素，故意激化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关系。因此，改组后的安倍内阁对华外交政策依然显示出当面谋求改善关系，转身又找中国麻烦的特点。

第三，中日关系不会因为安倍改组内阁而迅速好转，而只是任命知华派政治家担任外务大臣也难以使两国关系有所突破。安倍优待岸田派、引入反对者野田圣子及任命知华派政治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其党内基础，获得国民谅解，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日关系的缓和，但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总裁连任和修改宪法。不过，加计学园等问题的调查仍在不断深入，改组后的新内阁依然未获得国民的认可，依据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新内阁获得42%的受访者支持，但有48%的受访者反对。为此，安倍新内阁的不稳定因素并未消失，接下来安倍是想利用中日关系回暖来实现政治加分还是优先处理国内政治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最后，正如中国外交部8月15日在评论安倍向靖国神社奉献祭祀费时所说：“我们坚决反对日方的错误做法……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实现中日关系的真正改善而言，正确认识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责任问题，是日本必须跨过去的一道坎。可惜，我们在包括安倍在内的一些日本政客身上，还看不到这样的觉悟和诚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