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采风录|印度小城“本地治里”:寻找“现代玄奘”的足迹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朱诺

2017-08-20 18: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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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治里(Pondicherry)是印度南部孟加拉湾海滨的一座小城,由于过去200多年的法国统治,这里的街道上流淌着浓郁的法式风情。近些年来,本地治里吸引八方游客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故事原型以这里为背景,拍摄也有在此取景;另一个是世界闻名的阿罗频多灵修院(Aurobindo Ashram),以及灵修院所属的一个乌托邦社区。
孟加拉湾海滨的印度小镇本地治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  朱诺 摄
然而,我到访本地治里的原因却不是这些,我来,是为了寻找一位“现代玄奘”的足迹。
“现代玄奘”
一直到大约10年前,徐梵澄的名字还不大为人所知。如今,他已经被称作“最低调的学术大师”、“孤独的思想者”、“现代玄奘”。他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鲁迅的学生,尼采著作最早的系统翻译者,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这些统统跟他相关。1951年,徐梵澄来到本地治理的“阿罗频多灵修院”,在这里著书、翻译、讲学,一直到1978年回到中国、进入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长达27年。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留在了印度,留在了本地治里。
“在这里你要想打听徐梵澄的名字,可不容易。”阿罗频多灵修院的工作人员戴维迪普听完我一路找来的过程,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他在这里使用的名字是徐琥,他的本名。”
在灵修院的接待室里,戴维迪普向我介绍了徐梵澄在这里居住时的一些生活片段。戴维迪普看上去30岁左右,徐梵澄离开印度回国时,这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恐怕还没出生。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解释道,他是从灵修院的档案里发现了徐梵澄的一些文章和字画,才开始注意起这个中国人,并着手收集了一些有关徐梵澄的信息。近几年,偶尔会有一些中港台的学者前来拜访,了解徐梵澄在这里的工作生活情况,几乎每次都是由戴维迪普陪同接待,渐渐成为灵修院里研究徐梵澄的“权威”。
徐梵澄在本地治里故居的院子里读书。  戴维迪普 提供
我迫不及待地询问:“为什么徐梵澄会选择来到阿罗频多灵修院?又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年?”
戴维迪普娓娓道来:“在我看来,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不同背景、不同国度的人,只要你对阿罗频多的理念感兴趣,灵修院都会收容你;另一个是相比于印度其他地方的贫穷和动乱,本地治理有着相对平静和富足的生活,灵修院对接收的每一位研究学者,都会配以免费食宿,个人只需购置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徐梵澄在这里遇到了理解他、欣赏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院母,大家都称她‘妈妈’。”
受“妈妈”特别照顾
灵修院的创始人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早年参加印度独立运动,人到中年时幡然醒悟,认为印度的现代化需要从印度教的改革开始。1910年,他放弃政治斗争,来到本地治里创办了灵修院,从事印度哲学、神学和瑜伽的研究与写作,被誉为“印度三圣”之“圣哲”(另外两位是圣雄甘地和圣诗泰戈尔)。
然而,灵修院在起初的十几年中并没有多大发展,直到一位法国女士阿尔法萨(Mirra Alfassa)加入之后,灵修院才得以从宣传到管理上取得了一个飞跃。阿尔法萨也因她的重大贡献、以及她在灵修院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员工们和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妈妈”。1950年阿罗频多去世后,灵修院的一切工作和研究项目基本上是由“妈妈”主导进行的。在她的领导下,灵修院接受的研究人员、以及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始不局限于印度教,而是扩展到世界其他宗教和哲学思潮的融合与互动。
徐梵澄正是在“妈妈”的鼓励下,开始了他在灵修院的研究和讲学生活。他开办了《圣人通义》的讲座报告,比较中国人眼里和印度人眼里的圣人;他在这里翻译了《薄伽梵歌》、《瑜伽论》等印度教和佛教经典著作50余部,为中文世界补上了对印度研究匮乏的一课;他又用英文撰写了《孔学古徵》等著作,试图系统地向印度人、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
徐梵澄在本地治里的书房里写作。  戴维迪普 提供
“妈妈”在灵修院为徐梵澄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分给他12间房子,任命他为灵修院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主任,又拨款到香港购买中文铅字,用以印刷徐梵澄自己的著作。戴维迪普对我说:“在‘妈妈’眼里,徐梵澄是一位贯通中、印、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大师,他能够用印度教的一些理论去解释中国的儒学著作,让印度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徐多才多艺,中国书法、中国画无一不精。难怪‘妈妈’对他特别照顾。”
翩然离去
如今,阿罗频多灵修院在被称为“法国角”的本地治里旧城区拥有400多套房产,基本上占到了旧城一半的建筑。灵修院的客房以很低的价格接待访客和进修者,不过,入住需要提早预订,并需通过严格的问答审查程序,以确定住客没有不良嗜好。我因徐梵澄的原因受到照顾,在戴维迪普的介绍下,住进了面朝大海、没有wifi的海滨招待所。
徐梵澄的故居距离招待所不足百米,院子里花木葱茏,但老房子已经被推倒,新建的高层建筑尚未封顶。戴维迪普带我敲开旁边一户人家的门,这里住着徐梵澄的老邻居、77岁的瑞士人彼得。彼得回忆说,徐梵澄瘦高的个子,经常带一顶绿沿的绅士帽,为人有礼,清心寡欲,恬淡知足,却很少与人打交道。他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写作、绘画,偶尔和邻居们一起到海里游泳。
徐梵澄的老邻居,77岁的瑞士人彼得。  朱诺 摄
彼得说,那天他游完泳,到了平时大家聚谈的时间,却发现徐已经不辞而别了。当被告知徐梵澄回中国去了时,彼得还认为,徐大概去去就回,所以没有郑重告别,“他的书籍和生活用品还留在房间里”。谁知,徐梵澄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本地治里。
在阿罗频多灵修院,戴维迪普带我穿过院子里一众正在冥想的人们,走进后院一处不对外人开放的图书馆。在一间类似仓库的房子里,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中、英、印文的书籍,还有一些画卷。“这是徐梵澄留下的,我们以为他会回来取,但他再也没回来过,这些书只好由灵修院为他保管着。”
戴维迪普打开存有徐梵澄所留书籍画卷的书柜。  朱诺 摄
“他为什么会选择那个时候回中国?而不是之前或之后?”我问。
“实际上,徐梵澄曾经至少两次提出过回国,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但两次都被‘妈妈’制止了。” 戴维迪普说,“时刻关注国际时局的‘妈妈’认为,徐梵澄回国不会有像灵修院这样的安静条件,不会对他的学术研究有帮助。”
“70年代,‘妈妈’去世后,新的负责人不像‘妈妈’那样器重徐梵澄,那些中文铅字也被融掉他用了,徐梵澄大概是感到了失落,才下决心离开的吧。”戴维迪普说。
中国和印度
我在孙波先生的《徐梵澄传》中读到过徐回国之后的经历,他经老朋友的介绍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收学生,不爱功名,倾心写作,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和印度的宗教哲学论著,迎来了其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直到2000年91岁高龄去世,尚有几本著作没能完成。
很多人称他为“现代玄奘”,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超越了玄奘。徐梵澄晚年曾对友人说:“印度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印度可以不懂中国,可是,中国不能不懂印度。”
我和戴维迪普谈起中印这个话题时,没想到,他先用反省的口吻说起来:“我们印度人有个不好的心态,印度人一直认为,在中印交往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来向印度学习的。法显、玄奘,取经。印度人知道的中国历史并不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更是少的可怜。”
由于徐梵澄的原因,戴维迪普已经两次到过中国,他这么说,恐怕是有他直观的、切身的感触。他话锋一转,“实际上,别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即使是古代,中国的茶叶种植,中国丝绸,中国的那些发明,不都是影响到了印度?”
然而,现在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又何尝不是同样少得可怜呢?幸亏有了徐梵澄,如果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向印度的输出大多是物质上的,那么,徐梵澄的工作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他不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大量印度精神哲学方面的理论(他用楚辞体,翻译了印度人的“圣经”《薄伽梵歌》),也致力于向印度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圣贤、中国的哲学。他用印度教中的“Guru”(导师,上师),来解释中国圣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用印度人能够听得懂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思维。他为中印文化的撞击和沟通所作出的努力,是双向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玄奘,超越了古人。
我在灵修院的书柜里发现了全套16册的《徐梵澄文集》,这是三联书店于2006年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戴维迪普告诉我,这些书是前两年中国学者带来的,留给灵修院,留在徐梵澄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南亚和东南亚问题观察者)
责任编辑:朱郑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印度,本地治理,徐梵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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