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三):善作善成

学习时报

2017-08-21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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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
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晖,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员反对办沼气了。说老实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店,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店,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店,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3把老镢(陕北方言,撅头),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3把,就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3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1毛、2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要拿起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7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如果用毛驴推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近平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队长当得可好了。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作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10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3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20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武刚文《“近平让我当队长”》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即梁玉明,他的小名叫王栓)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支书“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了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大概是1974年12月份,我们七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 需要的,也是我们在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们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7、8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黑荫贵《“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讲着一口比我还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6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原题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三)》)
责任编辑:李琪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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