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我的江南史研究之初的体验

十几年前，我正在大洋对岸的工作市场上为生计疲于奔波。一次暑期回国，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的原先的一位学生，问我要不要把自己以前的中文作品，特别是江南史研究的系列论文，结集成册？我答：现在看，那些成果虽然不乏思想性，但缺少学术性；况且自己的治学路径发生了重要转折，毋庸“敝帚自珍”。

七年前我回国再就业不久，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邵勤师姐来访。她谈到自己研究的转向：从先前在国内做秦汉史，到后来在美国做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但偶然翻出旧文，如《秦王朝：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析“民本”》，不禁慨叹自己初出茅庐时期的思想锐气，那是在思潮跌宕的八十年代勇于探索的结晶。我也受到感染，尤其是鉴于这些年不时听到这样的议论：九十年代初以来的中国学术在“国际化”的语境里有了长足的发展，包括规范、程式上的“洋八股”；经验主义的实证研究硕果累累，但在“碎片化”中“思想”没了。于是，也重看自己以前的作品，回忆起初入学界时的历程。

“文革”浩劫后的“新启蒙”十年里，大学校园与理论界、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一样，激情澎湃，风云变幻。校园里弥漫着名著热，但课堂已经容纳不下学子们的身心。正如先师谢天佑教授经常倡导的，书本和社会这两本“书”都要读。关注社会成为学者、学子们的高度自觉。而这时的历史学，虽然在逐渐失去显学的位置，但变革时代的召唤驱使广大史学工作者把现实关怀融入到了历史研究中。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颇符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记得第一次见到谢天佑师，是在1983年底或1984年初他给开设的一次讲座上，题目为“让历史学焕发出青春”。我大三时写孔子中庸思想的一篇作业，后来改进成本科学位论文，主标题为《时代·思索·厄运》。

理论“思辨”，而不是埋首故纸堆，在上海史学界，尤其是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氛围里格外绚烂。陈旭麓教授广为流传的论文集题名为《近代史思辨录》。谢天佑师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公式应该是宏观—微观—宏观。我有一段时间对考据学和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由此对下一步读研的方向十分纠结，一次就教于时在上海宣传部工作的魏承思学长。他说：“考据可以自学；而导师的‘史识’指导至关重要。本系最好的中国史导师便是陈旭麓、谢天佑、王家范先生。”我于是坚定了追随谢师继续深造的想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尤其吸引着包括我在内的历史学者。在彼岸已经“过气”的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正在被后学肢解的现代化理论在此岸成了“前沿”话题，并与如“五朵金花”等旧议题交织在一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停滞？为什么资本主义、现代化发生在西方？叶晓青、刘昶等人的大胆探索振聋发聩，成为我们这代仿效的榜样。时光如梭，物换星移，但年轻时对这些大问题的思想与学术的关切延续至今，可称为韦伯情节、李约瑟情节；而且至今我对早已被欧美学界主流否定的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亦心有戚戚焉。

19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也令人瞩目，如在“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等议题上的争论。而我本人的理论基础即来自对马列原典的研读，这是我知识结构的基石。谢师知道我在大一便开始读《资本论》时，十分高兴。我进入研究生阶段后，随他再读《资本论》，还有《盐铁轮》—他所谓“两论”；他本人那时在读《剩余价值理论》；我们的共同目地是写一本“中国封建社会”（当时的术语，指中国传统的秦至清帝制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受他的影响，我对理论素养深厚的王亚楠、傅筑夫、胡如雷、马克垚等先生的著述高度重视。

不幸的是，谢师在1988年春猝然辞世，年仅五十六岁。我的导师遂转为王家范老师。显然，我当时无力独自做出一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于是把专研的时段由奠基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汉时代跳跃到近代开埠前的明清时代。关于硕士论文选题，有一次王师建议我考虑山东地区。我对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至今有些后悔，因为在明清山东社会经济史领域，之前只有罗仑、景甦1950年代末关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研究，1980年代也只有许檀一人在认真地做；而江南史领域则涌进了众多学者，门槛高，脱颖而出难。但当时有一个夙愿挥之不去：探究传统中国社会最后阶段即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聚焦于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应该更有利于解决“资本主义”能否发生的终极疑问。这也不啻为“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方向上的一种尝试，大约冥冥中在承续谢师的遗志。

硕士论文取名《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功能及其历史价值析评论纲》。关于该课题的定位，如在“内容提要”中所云，系“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凡，解析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评估其历史价值。”记得先草拟了个近万字的纲要拿给王师。他问：计划写多少字？我答：10万字左右。他笑曰：按此框架，至少需要300万字。结果，在仓促中完稿，竟拉拉洒洒近乎10万字。“内容提要”中所概括的主要观点如下：

明清江南地区的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的发展达到中国古代最高水平，并出现了一些异于前朝的新气象。但是江南商品经济不仅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而且受到全国分配、消费结构的制动和规定。同时，明清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军事专制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种种强有力的直接与间接的控制和干涉，使江南商品经济的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变化仅限于“传统内变迁”的性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一直蹒跚在“中世纪”，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以今观之，这种“目的论”、“决定论”式的断言，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全文的构思遵循了谢师引导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同时，具体的观察和观点，深受王师的影响—他在明清江南市镇、消费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他对自幼所熟悉的江南生活的深切体验和感受，帮助我克服了不少空谈的缺陷。另外，顾准先生的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关于中、西文明差异的其他著述，吴承明先生关于明清社会经济高屋建瓴的见解，规范了我基本思路逻辑的展开，是全文的灵魂所托；而且至今他们还是我学术思想上的“导师”（mentor）。

谢师、王师，还有他们那代不少知识人，搞学术的根本动因是为了社会进步，所以他们能在“文革”后把批判精神融入到教学与研究中，激扬出思想的魅力。我深深沉浸在这种情怀中，直到1990年代末在彼岸，才开始有意识地把历史与现实做明确的区隔，使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记得近三十年前发表的那篇“批判”孔子的处女作，曾收到编辑部“现代意识过强”的评议。而这篇硕士论文基于预设的立场，对于传统社会的批评总的来说过于苛刻了，特别体现于对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力量的过度重视，对其负面作用的过分强调。看来，从事历史学研究，不被现实“俘虏”，又不被历史“俘虏”，不是件容易的事。

毕竟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术，不能全然采用线性进化论式的评定标准。就个人的学术轨迹而言，以今之“是”来断昨之“非”似乎亦不公允。不同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行为，历史学家无法复制过去，每一项研究都不过是经过阅读文本等环节，解释历史。鉴于历史学家所生活的各个特定时空的不同语境，每一种解释都是有局限性的话语。而在1980年代的中国，虽然不是每个做历史的人都这样，我所师承的旨趣和路数是借助学术表达自己；学术成了思想的载体。

该硕士论文课题曾在1990年代初、中期略加整理，其主要内容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在杂志上相继问世。几年前开始，又因一些机缘再次整理，也多属零碎的技术性工作，因为这个课题究竟是个自圆其说的体系。况且，根据现在的学术标尺，很多“失范”的部分、成份难以得到恰当的补正，集中表现为对前人、他人学术成果的无形的吸纳，殊为遗憾，纵然或可这样自慰：这种吸纳应该超越了囫囵吞枣的“拿来主义”，是通过消化形成了自己的解释体系。还有，彼时对文献的领悟，包括曾经有点自负的“思想”，远远谈不上细致、深刻、充分。

本来做这个硕士课题的时候，曾萌生告别学术研究的念头，也因此下笔无所不及，弄出个唬人的大题目。在本科生阶段立志做一名杰出的学者，但在研究生阶段数番思忖自己是否适合、愿不愿意选择教学与研究的终身职业。然而，个人在不可测的时局大变迁中是渺小的，无力的。历史与现实不停地交织着，演绎出一幕幕悲、喜剧，还有闹剧，无关乎个人的在场、缺场与否。似乎还没有思考好一个合理的人生模式，生命的年轮已经碾过了“天命”的门槛。逝者如斯夫，重新审视、整理旧作，那段急切、浮躁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注：作者所主编的《江南区域史研究论丛》第一辑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