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测谎专家崔燕平：争议中探索“读心术”，不替法官判断

【编者按】

“法者，治之端也。”这句话出自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意为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大治的起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法治，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法律的公平、公正与人们的安定、幸福息息相关。依法治国，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学法、守法，也需要每一个执法、司法者的维护和坚守。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寻访全国各地的法治人物，记录他们的故事，触摸法律的刚性和温度。是为“法者”。

“孩子是被你扔下去的吗？”被提问者回答这个问题时，仪器同时记录了他的血压、呼吸、皮肤电等数据，以供提问者进行分析。

这是崔燕平在对一起案件的嫌疑人做心理测试，类似常在影视剧中出现的场景，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崔燕平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七支队心理测试室副主任，已专注心理测试15年。

她所做的心理测试俗称“测谎”，民间称为“读心术”，常被用于刑事案件侦查。测试人根据案件情况，用事先编制好的题目向被测试者提问，形成对被测试者的心理刺激，同时用仪器记录其多项心理反应，分析这些心理信息与测试主题对应相关度。

自200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崔燕平参与测试的案件千余起，从接案、看卷到去现场、编试题，从见面测试到分析图谱、出鉴定书，这些看似流程化的工序，却攸关着司法公正，稍有不慎或将影响被测人的命运。

她说，这项技术在国内一直备受争议，但它能拿下嫌疑人的口供、探寻物证，指明真相的方向，为定案提供依据。

带着测谎鉴定报告上法庭质证的第一人

2013年年底，崔燕平走上法庭，成为中国带着心理测试技术报告在法庭接受质证第一人。

那起发生在5年前的命案令她印象深刻。

一个没有任何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从高楼掉下去摔死了，孩子的父亲被指为嫌疑人。

据崔燕平回忆，事发时孩子由父亲抱着，他说自己是要弯腰捡东西，于是把孩子放在窗台上，捡完起来时发现孩子没了。而孩子的母亲却不相信，当时正值双方闹离婚，她一口咬定孩子的坠楼是其父故意所为。

检方的最初公诉意见也是故意杀人。基于嫌疑人异议，崔燕平接到了案件委托，希望为此做一次心理测试，探知案发的真正原因。

“这个案子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父亲故意把孩子推下去，二是他放任孩子自己掉下去，三是他的确没拉住孩子。”崔燕平明白，这一判断直接关系到量刑，罪名可能也会有差别。

她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去现场、看案卷、编试题、约见面，做测试。很快，她发现，在这起看似简单的高坠案，关键问题在于：是故意还是过失，或纯属意外？

“这个孩子是被你扔下去的吗？”嫌疑人反应正常；“你是不是明知孩子会掉下去，但你没有在意？”嫌疑人的生理反应出现了异常……经过一连串提问，崔燕平逐渐有了主意。

通过分析测试图谱，崔燕平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并随案附卷。案件开庭时，承办法官见到了鉴定意见书，希望崔燕平能出庭普及心理测试技术，并帮助她确立内心确信。

在质证现场，辩方提出了许多问题。“显然是有备而来。”崔燕平说，辩方的重点集中于质疑测谎技术的精准度，嫌疑人的问题则是关于测试规范，“我能做的，就是把测试技术做清楚了，对鉴定书负责。”

在此期间，嫌疑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测试时自己感觉特别冷且紧张，可能会影响测试结果的真实性。

“我们在测试技术规程里对环境是有要求的，测试记录上也会有登记，测试的全程录像也都可以去查看到温度计指数。”崔燕平在庭上回应。

最终，法官作出了过失致人死亡的判决。

这个案子开启了心理测试技术的新篇章，这一技术开始逐渐走向台前，开启了心理测试技术的新篇章。

一项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由检察院和法院委托进行心理测试的案件数量逐步增多，比例已经接近40%，“在此之前只有10%，大多是刑警自己的案子”。

崔燕平开始有了新忧虑：如果法官办案时，因别的证据无法断案，视心理测试鉴定报告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自己又该如何表达意见？

有法官就曾私下想让崔燕平明确告知，接受心理测试的嫌疑人是不是真正的凶手，想以此为自己的判断添上“砝码”。

这一询问让她感到为难。“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技术做到最好，递交给法庭。”崔燕平认为，法官的内心确信应该是建立在自己的感知上，“他自己确信了，才能去判，我们无法替他确信，也不能越俎代庖。”

在崔燕平看来，一份测谎鉴定报告最后出具的无非是三重意见：“通过”、“不通过”、“不结论”。“我们会把所有关于案件的测试问题都会列在鉴定意见书里，给法官断案提供参考。”

“读心术”：真相藏在案件细节里

“虽然现在心理测试技术走上了法庭，但这个技术在中国一直存在争议。”崔燕平告诉澎湃新闻，许多侦查员对这一技术的了解也比较局限，“很多时候来委托案子，直接上来就说，您给测一下，看他说没说谎，甚至说用这个‘吓唬’一下。”

争议的关键还在于测谎技术的人为操作性。“有句老话叫‘人机结合’，‘以人为主’，这里的‘人’既包括测试人员也包括被测试人。”崔燕平直言，整个测谎过程，人为因素特别大，出具的鉴定结果无法直接成为证据。

不过，也正是因为人工的能动性，才更利于探知到事件的真相。“测谎机器只是一个辅助，起关键作用的是被测试人员。”崔燕平认为，要取得不偏不倚的测试结果，测试人的侦查思路非常重要，“最后真正拿下测试效果的，是测试人员列举的问题。”

每一个案子，在测试题目的设置上都有所不同。崔燕平说，关键的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测试目的决定了题目设置的方向，但也不能将被测试者设定为嫌疑人。

崔燕平的经验是，来了一个案子，她会在看完所有卷宗后，把自己假设成作案者，去还原整个作案过程。紧接着，围绕作案过程，有针对性编题，在问询过程中观察并用测谎仪记录被测试者的反应。

也有人为此质疑，会不会因此出现“先入为主”，从而影响最后的判断？崔燕平解释说，测谎仪在使用设置上有3道生理信号：血压、呼吸、皮肤电。

测试时，当问到的问题与被测人相关，他会变得紧张，精神会很集中，血压会升高，同时伴随心跳加快，这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被测人回答什么都不重要，我要看的是他的反应而不是他的回答。”

当然，这还不够。“如果一个问题，嫌疑人有反应，再问七八个问题，还有反应，他就无法撇清关系。”崔燕平说，最终的生理信号会替他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和事件真相。

与此同时，比起常规套路式的编题方式，案件的细节也是寻找真相的突破点。

按照崔燕平的说法，共性的问题是用来探路的，但个性的问题则是为“攻坚”准备的，“就像一场战役初始派出去的一个集团军，然后才是尖刀利刃。”

她举例说，自己曾接手一个老太太被杀案就是通过细节追问出了真相。

遇害人被发现时躺在马路里边，但她的姿势、衣着，位置等现场信息，在民警出警时，不少群众也都亲眼目睹了。“嫌疑人肯定也能得知一二，这时候再问常规问题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崔燕平说。

崔燕平留意到一个细节。死者被发现时的位置是在距马路内侧100米处，而死者的一只鞋却在马路边，两者相距百米。这意味着，嫌疑人可能有拖拽尸体的行为。

案发当晚是夜里，乡间公路基本没有什么灯，崔燕平猜想，致使嫌疑人将死者挪了位置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突然受到惊吓。

巧合的是，侦查的信息显示，当天晚上11点多，附近的确有车经过，“死者死亡时间也在夜里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应该是突如其来的车辆吓到了疑犯。”

针对这一细节，她便在测试时向嫌疑人发问：“是否确定知道作案人在行凶时发生了什么事？比如有人经过？有车经过？或者下雨了？”结果，嫌疑人对有车经过这个问题反应特别大，这一细节击中了他的心理防线，成了突破点。

规范：被测试者若受污染结果一定不准确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尽管测谎技术愈加成为拿下嫌疑人口供、探索物证的有力侦查手段，但其精确与否仍是学界与业界争论的焦点。

崔燕平说，在测谎技术中，有一个理论叫做被测人的污染和漂白。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一张白纸，结果被人为地盖上了一些因素，让你觉得好像他是嫌疑人，但实际上可能不是。这就好比做化学实验，一旦试管被污染，结果一定是不准确的。

被测者的记忆是否因为距离案发时间过久而被漂白过？测试结果是否存在假阴性的可能？“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一旦存在，就不适合做测试或者需要具备条件才可以做，否则价值不大，做了可能也是白做。”崔燕平说。

如此一来，有关测试技术的标准和规范问题也变得极其重要。北京市公安局从开始建立心理测试室，规范就被放在工作开展的首位。曾制定出台的相关规范文件，是国内第一份心理测试规范化文件。

“只有十几页，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崔燕平说，这一文件已经进入北京警察博物馆，载入了史册。

从业多年以来，崔燕平还参与撰写了全国《公安机关心理测试技术应用规程》、《心理测试人员资格考试大纲》以及《心理测试人员资格考试题库》等公安部规范，为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建言献策。

在崔燕平看来，这一技术规范不仅是为了规范测试者的行为，更重要是为了给测试者的保护，“包括什么案子可接可不接，被测人、环境都有什么要求等等，从最开始我们就画个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