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测谎专家崔燕平:争议中探索“读心术”,不替法官判断

澎湃新闻记者 林平 实习生 金韵怡

2017-08-27 07: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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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法者,治之端也。”这句话出自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意为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大治的起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法治,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法律的公平、公正与人们的安定、幸福息息相关。依法治国,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学法、守法,也需要每一个执法、司法者的维护和坚守。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寻访全国各地的法治人物,记录他们的故事,触摸法律的刚性和温度。是为“法者”。

“孩子是被你扔下去的吗?”被提问者回答这个问题时,仪器同时记录了他的血压、呼吸、皮肤电等数据,以供提问者进行分析。
这是崔燕平在对一起案件的嫌疑人做心理测试,类似常在影视剧中出现的场景,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崔燕平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七支队心理测试室副主任,已专注心理测试15年。
她所做的心理测试俗称“测谎”,民间称为“读心术”,常被用于刑事案件侦查。测试人根据案件情况,用事先编制好的题目向被测试者提问,形成对被测试者的心理刺激,同时用仪器记录其多项心理反应,分析这些心理信息与测试主题对应相关度。
自200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崔燕平参与测试的案件千余起,从接案、看卷到去现场、编试题,从见面测试到分析图谱、出鉴定书,这些看似流程化的工序,却攸关着司法公正,稍有不慎或将影响被测人的命运。
她说,这项技术在国内一直备受争议,但它能拿下嫌疑人的口供、探寻物证,指明真相的方向,为定案提供依据。
崔燕平。受访者供图
带着测谎鉴定报告上法庭质证的第一人
2013年年底,崔燕平走上法庭,成为中国带着心理测试技术报告在法庭接受质证第一人。
那起发生在5年前的命案令她印象深刻。
一个没有任何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从高楼掉下去摔死了,孩子的父亲被指为嫌疑人。
据崔燕平回忆,事发时孩子由父亲抱着,他说自己是要弯腰捡东西,于是把孩子放在窗台上,捡完起来时发现孩子没了。而孩子的母亲却不相信,当时正值双方闹离婚,她一口咬定孩子的坠楼是其父故意所为。
检方的最初公诉意见也是故意杀人。基于嫌疑人异议,崔燕平接到了案件委托,希望为此做一次心理测试,探知案发的真正原因。
“这个案子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父亲故意把孩子推下去,二是他放任孩子自己掉下去,三是他的确没拉住孩子。”崔燕平明白,这一判断直接关系到量刑,罪名可能也会有差别。
她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去现场、看案卷、编试题、约见面,做测试。很快,她发现,在这起看似简单的高坠案,关键问题在于:是故意还是过失,或纯属意外?
“这个孩子是被你扔下去的吗?”嫌疑人反应正常;“你是不是明知孩子会掉下去,但你没有在意?”嫌疑人的生理反应出现了异常……经过一连串提问,崔燕平逐渐有了主意。
通过分析测试图谱,崔燕平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并随案附卷。案件开庭时,承办法官见到了鉴定意见书,希望崔燕平能出庭普及心理测试技术,并帮助她确立内心确信。
在质证现场,辩方提出了许多问题。“显然是有备而来。”崔燕平说,辩方的重点集中于质疑测谎技术的精准度,嫌疑人的问题则是关于测试规范,“我能做的,就是把测试技术做清楚了,对鉴定书负责。”
在此期间,嫌疑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测试时自己感觉特别冷且紧张,可能会影响测试结果的真实性。
“我们在测试技术规程里对环境是有要求的,测试记录上也会有登记,测试的全程录像也都可以去查看到温度计指数。”崔燕平在庭上回应。
最终,法官作出了过失致人死亡的判决。
这个案子开启了心理测试技术的新篇章,这一技术开始逐渐走向台前,开启了心理测试技术的新篇章。
一项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由检察院和法院委托进行心理测试的案件数量逐步增多,比例已经接近40%,“在此之前只有10%,大多是刑警自己的案子”。
崔燕平开始有了新忧虑:如果法官办案时,因别的证据无法断案,视心理测试鉴定报告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自己又该如何表达意见?
有法官就曾私下想让崔燕平明确告知,接受心理测试的嫌疑人是不是真正的凶手,想以此为自己的判断添上“砝码”。
这一询问让她感到为难。“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技术做到最好,递交给法庭。”崔燕平认为,法官的内心确信应该是建立在自己的感知上,“他自己确信了,才能去判,我们无法替他确信,也不能越俎代庖。”
在崔燕平看来,一份测谎鉴定报告最后出具的无非是三重意见:“通过”、“不通过”、“不结论”。“我们会把所有关于案件的测试问题都会列在鉴定意见书里,给法官断案提供参考。”
“读心术”:真相藏在案件细节里
“虽然现在心理测试技术走上了法庭,但这个技术在中国一直存在争议。”崔燕平告诉澎湃新闻,许多侦查员对这一技术的了解也比较局限,“很多时候来委托案子,直接上来就说,您给测一下,看他说没说谎,甚至说用这个‘吓唬’一下。”
争议的关键还在于测谎技术的人为操作性。“有句老话叫‘人机结合’,‘以人为主’,这里的‘人’既包括测试人员也包括被测试人。”崔燕平直言,整个测谎过程,人为因素特别大,出具的鉴定结果无法直接成为证据。
不过,也正是因为人工的能动性,才更利于探知到事件的真相。“测谎机器只是一个辅助,起关键作用的是被测试人员。”崔燕平认为,要取得不偏不倚的测试结果,测试人的侦查思路非常重要,“最后真正拿下测试效果的,是测试人员列举的问题。”
每一个案子,在测试题目的设置上都有所不同。崔燕平说,关键的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测试目的决定了题目设置的方向,但也不能将被测试者设定为嫌疑人。
崔燕平的经验是,来了一个案子,她会在看完所有卷宗后,把自己假设成作案者,去还原整个作案过程。紧接着,围绕作案过程,有针对性编题,在问询过程中观察并用测谎仪记录被测试者的反应。
也有人为此质疑,会不会因此出现“先入为主”,从而影响最后的判断?崔燕平解释说,测谎仪在使用设置上有3道生理信号:血压、呼吸、皮肤电。
测试时,当问到的问题与被测人相关,他会变得紧张,精神会很集中,血压会升高,同时伴随心跳加快,这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被测人回答什么都不重要,我要看的是他的反应而不是他的回答。”
当然,这还不够。“如果一个问题,嫌疑人有反应,再问七八个问题,还有反应,他就无法撇清关系。”崔燕平说,最终的生理信号会替他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和事件真相。
与此同时,比起常规套路式的编题方式,案件的细节也是寻找真相的突破点。
按照崔燕平的说法,共性的问题是用来探路的,但个性的问题则是为“攻坚”准备的,“就像一场战役初始派出去的一个集团军,然后才是尖刀利刃。”
她举例说,自己曾接手一个老太太被杀案就是通过细节追问出了真相。
遇害人被发现时躺在马路里边,但她的姿势、衣着,位置等现场信息,在民警出警时,不少群众也都亲眼目睹了。“嫌疑人肯定也能得知一二,这时候再问常规问题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崔燕平说。
崔燕平留意到一个细节。死者被发现时的位置是在距马路内侧100米处,而死者的一只鞋却在马路边,两者相距百米。这意味着,嫌疑人可能有拖拽尸体的行为。
案发当晚是夜里,乡间公路基本没有什么灯,崔燕平猜想,致使嫌疑人将死者挪了位置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突然受到惊吓。
巧合的是,侦查的信息显示,当天晚上11点多,附近的确有车经过,“死者死亡时间也在夜里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应该是突如其来的车辆吓到了疑犯。”
针对这一细节,她便在测试时向嫌疑人发问:“是否确定知道作案人在行凶时发生了什么事?比如有人经过?有车经过?或者下雨了?”结果,嫌疑人对有车经过这个问题反应特别大,这一细节击中了他的心理防线,成了突破点。
规范:被测试者若受污染结果一定不准确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尽管测谎技术愈加成为拿下嫌疑人口供、探索物证的有力侦查手段,但其精确与否仍是学界与业界争论的焦点。
崔燕平说,在测谎技术中,有一个理论叫做被测人的污染和漂白。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一张白纸,结果被人为地盖上了一些因素,让你觉得好像他是嫌疑人,但实际上可能不是。这就好比做化学实验,一旦试管被污染,结果一定是不准确的。
被测者的记忆是否因为距离案发时间过久而被漂白过?测试结果是否存在假阴性的可能?“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一旦存在,就不适合做测试或者需要具备条件才可以做,否则价值不大,做了可能也是白做。”崔燕平说。
如此一来,有关测试技术的标准和规范问题也变得极其重要。北京市公安局从开始建立心理测试室,规范就被放在工作开展的首位。曾制定出台的相关规范文件,是国内第一份心理测试规范化文件。
“只有十几页,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崔燕平说,这一文件已经进入北京警察博物馆,载入了史册。
从业多年以来,崔燕平还参与撰写了全国《公安机关心理测试技术应用规程》、《心理测试人员资格考试大纲》以及《心理测试人员资格考试题库》等公安部规范,为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建言献策。
在崔燕平看来,这一技术规范不仅是为了规范测试者的行为,更重要是为了给测试者的保护,“包括什么案子可接可不接,被测人、环境都有什么要求等等,从最开始我们就画个了框。”
责任编辑:马世鹏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测谎 北京 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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