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钱穆的“平民社会”是指“平等社会”吗

张邦炜(四川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7-09-02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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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称宋代为“第一个平民社会”,据说出自钱穆。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其原意。钱穆认为,平民社会始于秦汉,宋代只是更纯粹。他另有以士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一说,便与其平民社会论有所抵牾。尤须注意,钱穆所说的平民社会,其含义为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然而钱穆对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明清时代的绅士这两大特殊势力均有或深或浅的论述。何况在可视为“无定型时期”的西汉与宋代,同样不乏特殊势力。特殊势力在中国古代从来未曾缺位,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论之不妥是显而易见的,如若改称权力社会,或许较为近乎实情。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2017年第16期(8月下半月刊),题为《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现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一、引言:过犹不及
对于宋代社会,学界有两种看似相近,实则相远的结论性认识。
一种是“平民化”。邓小南认为,平民化是从唐到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过犹不及,凡事都得把握一个“度”。邓小南颇有防范意识,或许正是出于被无限引申的担心,她在访谈中格外强调:“所谓 ‘化’,是指一种趋向,一种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本人对此,深表赞同。90年代初,我曾草成《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一文,虽然仅着眼于狭义的文化,但多少包含这层意思。文中的某些认识,或可作为宋代平民化趋势的例证。当年之所以想到这个论题,是受到当代史学大家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的启示(商务印书馆1994年。本文以下凡引此书,均仅在正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他在书中将宋代“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175页)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件事之一。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未把《导论》一书读懂,至少领会不深。
另一种是“平民社会”。有学者将宋代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只怕就失度、过度了。其主要依据是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所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或系“贵族”之误)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岂止平民社会而已,并且是“纯粹的”。这段文字,我80年代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的《结语》中曾部分加以引用。当时我感兴趣的是其唐宋变革论,对“平民社会”一说虽心存疑义,但并未深究,仅在注释中有所表达。
钱穆“贵有‘系统’”、“本诸‘事实’”的治学主张,重在“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变动”的治学方法,受到学者广泛认同。其学问素有博大精深之称,其论著新意迭出,无论对错,均极具启发性与刺激性。由于钱穆名望很高,宋代“平民社会”论当前在学界较为流行。“平民社会”到底何所指?钱穆究竟是如何阐述的?近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学习钱穆有关论著(以下省称“钱著”),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于是写下这个读书报告,其中难免有尚未读懂与妄加评议之处,尚祈同好指教。还要说明的是,钱穆阐述论题,总是瞻前顾后,本文虽以宋代为题,不得不上挂下联,或有离题较远之嫌。
二、钱穆的原意是什么
我也曾下意识地以为,钱穆将宋代社会视为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多读了些钱著之后才发现,此说并不完全符合钱穆的原意。
第一,钱穆并非仅有平民社会一说。众所周知,他是位学术“长青树”,其学术生命极长。宋代是个什么社会?在不同时期,或因视角有异,或因语境有别,钱穆有多种说法。除平民社会而外,还有“平等社会”(177页)、“平铺社会”(171页)、“白衣社会”、“科举社会”、“进士社会”、“士人社会”、“四民社会”(《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其中含义相同或相近者较多,可归纳为两大类,即平民社会和四民社会。钱穆论及四民社会、士人社会之处,甚至多于平民社会。
第二,在钱穆看来,平民社会早已产生于“秦以下”,宋代不是“第一个”。他关于平民社会的阐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平民社会从秦、汉开始,并非始于宋代。他在许多情况下将秦以下的古代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历史大单元。钱穆说:“秦、汉以下的中国”,“当时已无特殊的贵族阶级的存在,民众地位普遍平等”(105页)。又说:秦、汉时代“平等社会开始成立”(177页)。还说:“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245页)。二是时至宋代,平民社会更纯粹。钱穆说:“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国史大纲》)又说:“一到宋代,社会真成平等,再没有贵族与大门第之存在了。”(190页)还说:“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国史大纲》), “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不让有过贫与过富之尖锐对立化”,“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国史新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钱穆
三、“平等社会”与“士人社会”
何谓平民社会,据我阅读所及,钱穆始终未曾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从其众多论述中,不难发现,所谓平民社会是指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全国人民参政”(242页),“一律平等对待”。其关键之处在于“平民、贵族两阶级对立之消融”,“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因此他又将平民社会称为平铺社会。所谓“平铺”即无高低上下之分,社会各色人等一律平等,都是平头百姓;“散漫”即“无组织,不凝固”,以致“没有力量,无可凭借”,犹如“一盘散沙”。在钱穆的辞典里,平民社会、平铺社会、平等社会是同义词。他断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如果说平民社会一词较费解,那么平等社会一语则相当直白。平民社会论是对还是错?弄清其含义之后,答案应当是明确的。“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吗?秦汉以后果真再也没有特殊势力了么?赞同者想必寥寥。行文至此,或可搁笔。下面要稍加补充的是,在钱著中反证比比皆是。
钱穆的四民社会说与其平民社会论便自相抵牾。他在力主平民社会论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国史新论》)如前所引,所谓平民社会是平铺的,无组织,无等差。按照钱穆的解释,四民社会则有高下,有领导,有中心。他说:四民社会“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而商人只成旁枝。”如东汉社会便是“一种士人中心即读书人中心的社会了”(126页)。并称:“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国史大纲》)钱穆反复强调:“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国史新论》);四民社会“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国史大纲》);“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国史新论》)因此,他又将四民社会称为士人社会。依我之见,士人社会说较之平民社会论有可取之处。 既无强大经济实力,又处于无权地位的平民决无主持与领导社会的可能,平民社会论很难成立。
问题在于:普通士人就能主导社会吗?按照钱穆的论说,士人是“一个中间阶级(或可改作‘阶层’)”,介于贵族与平民两者之间。其下层依然是标准的平民,而其上层则近乎于贵族。俗话说:“书生不带长,说话都不响。”真正有可能主导社会的不是普通士人,而是钱穆所说的“书生贵族”,即人们常说的士大夫。什么是士大夫,解释者甚多,如费孝通、陶晋生等等。愚见以为,所谓士大夫是士与大夫的结合,主要是指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正如钱穆所论,士人即使出身平民,一旦出任高官,即在社会上“居于翘然特出的地位”,其“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容易在少数家庭中占到优势”。他将此种情形称为“变相的世袭”(127-128页)。仅由此也可见,“士人社会”之说仍然不妥。如果将士人社会改称士大夫社会或书生贵族社会,其说服力也许会增强许多。
四、两大特殊势力
钱穆的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论,其主要依据是:“中国自秦以下即无贵族。”(《国史大纲》)尤其是“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162页)。仅以西周式封建贵族而论,这一论断大体属实。但断言秦以下即是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只怕就并非“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之论了。人们即刻会想到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和明清时代的绅士。其实,这两大特权阶层或称特殊势力均见于钱著。
对于门阀士族,钱穆曾反复阐述,可谓深中肯綮。他说:士族“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到东汉而大盛,下及魏晋南北朝,遂成为一种特殊的‘门第’”(128页)。又说:“门第社会远始于晚汉,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绵亘当历七百年以上。”(《国史新论》)还说:“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国史大纲》)钱穆将他们称为 “变相的世袭”“变相的贵族”(128页)、“门第新贵族”、“封建贵族特权势力”(176页)。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说:他们“多由‘累世经学’的家庭而成为‘累世公卿’的家庭”(128页)。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又说:“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他们将学问与书本作为“变相的资本”,由“读书家庭”变为“做官家庭”。钱穆指出:门阀士族“无异于一传袭的封建贵族”,是一种“书生贵族”。如果按照钱穆的言说,士族“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唐代门第势力正盛”,门阀士族前后延续岂止七八百年而已,而是长达近千年之久。这一特权阶层经久难衰正是秦以下无特殊势力一说的绝好反证。
对于明清时代的绅士,钱穆虽然涉及较少,但对“地方自治”“地方绅士”乃至“土豪劣绅”均有所论述。钱穆所谓“地方自治”,包括经济方面的义庄、义塾、学田、社仓等,营卫方面的保甲、团练等以及乡规民约。他说:“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说全由新儒家精神为之唱导和主持。”精神可以唱导,怎能主持?他接着又说:“宋后的社仓,则由地方绅士自己处理”(191页)。这下明白了,地方自治的主持者少不了地方绅士,他们或地方政府共治。地方绅士为地方上做了些有益的事。但作为特殊势力,他们“长者”与“豪横”这两种类型或两种面相均兼而有之(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其豪横者“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钱穆出于义愤,斥之为“土豪劣绅”。所谓绅士,即曾做官或将做官的读书人。他们可称为继门阀士族之后的又一种“书生贵族”。正如有关研究者所说:“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政府官吏也均出自这一阶层。”(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明清时代乃至近代的绅士同先前的门阀士族一样,都是平民社会论的反证。
五、两个“无定型时期”
剩下的问题是:西汉与宋代无特殊势力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但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先得从钱穆在《国史新论》一书中“提出两概念”说起。其一是“有定型时期”,“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如西周至春秋的封建贵族。以此为标准,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长期获得特殊地位,可视为继西周、春秋之后的又一个有定型时期。其二是“无定型时期”,这一时期从战国延续至汉代(主要是指西汉),“旧的特殊势力(指封建贵族)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指门阀士族)尚未形成”。这个历史阶段,“在社会上并无一个固定的(特权)阶级”。到东汉,“终于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特权)阶级”。而唐代则是第二个无定型时期,“旧的特权势力(指门阀士族),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当指绅士),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国史新论》)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又说:唐代“可称为门第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含义与无定型时期大体相同。第二个无定型时期延续到宋代,作为两大特殊势力之一的绅士尚未固化。
按照钱穆本人的论述,处于第一个无定型时期的西汉,并非没有特殊势力。西汉初期的诸侯王,即是一例。在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之后,汉高祖又裂土封王。钱穆认为:此举“较之秦始皇时代,不得不说是一种逆退”(100页)。除诸侯王而外,还有“无异于往昔之封君贵族”的商贾与任侠。钱穆指出:“‘商贾’与‘任侠’是西汉初期社会上的两种特殊势力,是继续古代封建社会而起的两种‘变相的新贵族’”(118页)。这批靠经营盐铁发家的富商大贾被当时人称为“素封”,其含义为虽无封邑,但富比封君。与此前的封建贵族和此后的门阀士族不同的是,诸侯王、商贾、任侠这三种特殊势力延续时间不长,尚未固化为阶层,在汉景帝、武帝时即先后被清除。可是汉武帝之后,又有郎吏。所谓郎吏,是指太学生入仕为官,补郎补吏者。钱穆认为,此项制度乃士族之温床,由此“逐渐形成了世袭之士族”。南朝人沈约所说:“汉代本无士庶之别”,是身处门阀时代之人倒看历史,专指门阀士族尚未成型,不能作为西汉无特殊势力的佐证。
处于第二个无定型时期的宋代,其情形与西汉相似。钱穆对宋代的特殊势力论述不多,但学界的探讨颇多。当时的特殊势力,既有势官地主,又有士大夫阶层。“势官地主”这一概念由白寿彝提出,他解释道:“势,当时叫作形势户。官,当时叫作官户。势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的。”对于官户、形势户,研究最深入、最详尽的是王曾瑜,请参看其《宋朝阶级结构》一书及《宋朝的官户》、《宋朝的形势户》等文。对于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既有研究难以备举。可稍加补充者有三:一是钱穆本人就指出,宋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崇高”,“为社会之中坚”。面对这一实现,当时有人将宋代社会直呼为“官人世界”,换言之,即士大夫社会。杂剧人说得更形象:“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二是熙宁四年(1071),枢密使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吴晗早于40年代便在《论皇权》一文中引用,并在《论士大夫》一文中列举了士大夫享有的种种特权。三是至迟在南宋时期已有明清时代绅士的雏形。如辞官闲居处州(治今浙江省丽水市)的南宋执政何澹与退休回到家乡华亭县(即今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的明代首辅徐阶就相仿佛,两人虽然面相不尽相同,但在地方上的地位与作为很相似。或许可以如是说:绅士阶层肇端于南宋,成型于明代。
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西汉与宋代都处于无定型时期,其平民化趋势较为明显,只怕是个不争的事实。钱穆将西汉政府称为“平民政府”、西汉政治称为“平民政治”,言过其实。但他所说的“大臣出自民间”(110页),“乡村学者尽有被举希望”(125页),平民学者讲学之风很盛,太学生“不限资格,均可应选”(103页)等等,都是平民化趋向的表征。至于宋代,钱穆的论述不限于所谓平民参政,也不限于平民学者“讲学风气愈播愈盛”,讲学内容“牵涉到政治问题”(190页),等等。其重点在于文化,并使用了“平民化”这个概念。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从“文学平民化的趋势”说起,直到“平民的美术”(197页)、平民的音乐、平民的工艺,并称:“唐代的美术与工艺,尚多带富贵气”,“否则还不免粗气”。“一到宋代才完全纯净化了,而又同时精致化了”。“民间工艺实在是唐不如宋”(201页)。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中,又讲到书法特别是绘画的平民化及其与理学精神的关联。宋代的平民化趋势涵盖面广,无论是从充实、细化还是梳理、深化的角度,都还有文章可做。
六、结语:权力社会
世上万事万物均处于变换不居之中,动态是绝对的,静态是相对的。钱穆治史重在“明变”,并将变化分为“大变”与“小变”的主张,本人举双手高度赞同。就中国古代特殊势力演变史而论,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实现万世一系,永不倾覆的幻想。确如钱穆所言,总是旧的特殊势力在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在形成。这是大变。从小变来说,正如钱穆所说:特别是“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显贵家庭,不过三四代,家境便是中落了”(248页)。然而也有不变的,那就是特殊势力和特权家庭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来不曾缺席。大而言之,贵族之后,士族继起;士族之后,绅士继起。尽管其权势有大小之别,从总体上看“一代不如一代”,呈递减趋势,贵族非士族可比,而士族又非绅士可比。 翦伯赞当年曾强调:“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对于贵族、士族、绅士应作历史的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然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殊势力始终存在,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学界有权力社会一说。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称为权力社会,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并不确当。但与平等社会一类的说法相比,权力社会一说似乎较为合理,关键在于它揭示了包括宋代在内的秦汉以下社会的不平等性。就宋代而言,与其说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极具不平等性,于是出现了《不平歌》这类激愤之词:“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不平等社会在古代历史上周而复始,翻来覆去。人们回望往古,才不免有“六道轮回,出路何在”之叹。平等在中国古代只是美妙的向往。当时人曾述说:“此间不问人贵贱,不问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间正不正尔。”“此间”者,虚拟世界阴间也。不平等是我们的祖先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社会现实。一言以蔽之,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一说只怕是想当然耳,恕我直言不讳。
(成荫、陈鹤两位学友曾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宋史,钱穆,平民社会,四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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