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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创客”:返乡创业却像“异乡人”,难适应小城市规则

袁贻辰/中国青年报
2017-08-30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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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车库咖啡馆里,很多年轻人在交谈创业项目。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这份数据让张成忧心,甚至比公司快倒闭时的财务报表更令人难受——由他领头成立的湖北某县级市青年创业商会刚走完一个年头,150余人走了近一半。

见惯了失败的张成总结,有时是“小城市的规则”逼人低头;有时是花团锦簇又冷嘲热讽的氛围让年轻人迷失;有时是“只锦上添花不雪中送炭的环境”催创业者放弃。

张成默默注视着这些离去的年轻背影,很难开口相劝。这个青年创业者能确定的是,电子地图上,几年间冒出的小点点,很多被抹掉了。一点一抹之间,上百位返乡创业青年的店面、工厂和他们在家乡曾寄予无限希望的事业,就这样悄悄消失了。

拜马云

“异乡人”

这座长江南岸的小城有太多令李杰心动的返乡理由了。

从事互联网营销工作的李杰看到了一幅值得期待的经济蓝图:坐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家乡,在最近一年创造了超过300亿元的GDP。全市常住人口超过40万。

电子地图上,鼠标拖长再拖长,这个旅游城市展示了让李杰欣喜又陌生的街景。在这个动辄以“xx大道”“铜锣湾”“国际xxx”命名街道和楼盘的小城里,商铺密密麻麻。

但李杰回乡创业数月,却“招不到一个合格的文案”。他先跑去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武汉招聘,可有些高校一听这是个只有七八个员工的“草台班子”,连场也不让他入。他转头又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需求,却一直无人问津。没办法,他只能把学历和从业经历的要求越降越低,咬着牙把薪水那一栏的数字提了又提。

勉勉强强,人凑齐了。

可这些从本地招来的中学毕业生拿出来的作品“全是东抄一句西抄一句”。一个老客户和他打趣,“你们公司员工的文案,最多值3元一条,我一天可以随便写20条。”

最困难的那段日子,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这个睡过板房和工地的90后返乡青年想感染家乡的这批同龄人。他兴致勃勃地跟员工讲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和文案的重要性,讲这家公司的无限可能,但他的员工面无表情。对方说,自己更关心“啥时候结婚生孩子”。

那一刻,回到故乡的李杰觉得“很孤独”。

回到家乡之前,他在苏州运营着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那时,蜗居在胶囊房里的他梦想着拥有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可以养点绿植,可以看到太阳,可以在累的时候站起来溜达几圈。

可当他真正拥有这间办公室时,身边却没有了那群同在苏州打拼的年轻人。那些昔日的同事从全国各地而来,“就为了追梦”,能吃苦、不怕累,讨论起文案来总像“打了鸡血”,每天晚上四五个人就着泡面和鸡爪,用油腻腻的手指一下下敲击键盘,可以拿下“UC浏览器”等一个个难啃的客户。

而现在,他需要打交道的是一群“今天请假要旅游、明天请假要参加婚礼、后天请假要回去带孩子”的员工。李杰气不过,批评了一个常请假的员工,对方第二天就辞职了。

他很后悔,当时应该把一直憋在心里的那句话狠狠地吼出来:“要么工作,要么滚蛋!”

可这毕竟只能是“想想而已”。

张成理解李杰的纠结。刚回家乡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异乡人”,路上的年轻人背影都有些懒散,快步行走的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他怀念在深圳时那种年轻人都为梦想拼搏的感觉。

开店后,张成培训员工穿职业装,进门微微鞠躬欢迎顾客。可员工觉得小城市不大,都是熟人,鞠躬会让人“尴尬”。

刚回来时,老家这些不逊于深圳房市的楼房名称一度让他感叹发展真快,可这些住在“欧洲城”“塞纳河畔”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跟上这座城市的节奏。

他觉得,车水马龙的街道、热火朝天的工地越来越像深圳。可家乡的人,好像还停留在十几年前自己离开时的模样,“聊不到一块儿去”。

14岁就外出读书的李杰开始重新认识家乡。在这个“不工作也饿不死”的地方,他被拖进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圈,商界的前辈语重心长地教他,有了圈子就有了生意。

奔波于一场又一场婚礼、升学宴、满月酒和“朋友聚会”的李杰似乎真的发现了商机,他的口袋里多了厚厚一沓名片,有“朋友”找他做品牌故事,他和团队忙前忙后交出了成品。可收到成品的对方就跟没事儿一样,也没有给钱的意思。

“我们是朋友,不该要这个钱。”双方僵持不下,那个“朋友”慢吞吞地吐出一句,“那你的产品我不要了。”

势单力薄的李杰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解释,定制化的产品不能退货。

他说自己像是被“裹挟”了,几年间不断重复着远离和认识朋友的过程。“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往下咽。”李杰说自己不能坚持要钱,尽管他认为那是捍卫正当利益,可这个小县城太小了,“如果名声传出去,谁还会搭理我这个‘小气’的人?”

他的好友胡伟也一度被家乡的朋友圈包围。这个退伍士兵返乡后开了修理厂、KTV和酒店,参加了很多聚会。

总有人开了新店,吆喝着这些朋友捧场。胡伟觉得很逗,“都要朋友捧场,却根本不管市场到底有多大。吃饭的人就那么多,却有那么多朋友开店,难不成还能每天都来捧场?”

胡伟的朋友圈以返乡青年创业者为主,如今,他的同学大多离开了这个城市。这几年,他看着同学搬回3D打印、健身器材的店铺,生意寥寥。“大家都觉得这些产业是朝阳产业,一股脑儿地把钱砸进去,却没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人群。”

他说,有意愿创业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可市场留给年轻人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

有整整一年,李杰泡在饭桌上,被“朋友”带着搞投资。年末,他发现自己错过了VR技术的兴起,错过了短视频和直播的浪潮,像完全被隔绝了一样,在互联网行业固守着老本。

他发现,自己被行业狠狠甩开了。

8月3日,很多青年在杭州“梦想小镇”内合影留念。

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李杰的肩膀曾在南方城市工地日复一日扛起六七十斤的重物,他的双手也曾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天组装成千上万个电脑配件,这个不怕吃苦的年轻人很想在家乡闯出一片天地。

他瞅准了一款电子地图软件,向这个小县城的商户推出地图标注的服务。

这个项目遭冷遇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有本地商户跟他说,“小地方用不着这些”,还有人说,“你添加可以,但不能收我的钱,我哪儿知道会不会有用。”

“你可以先添加看看,如果觉得有用再给钱。”李杰的姿态也放得很低。

真的有商家添加后拒绝付款。那是一家电脑商店,对方说,看不出这项服务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帮助。这个钱,是不打算给了。吃了无数次类似亏的李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跟对方说:“行啊,那我就在软件上把你们店的地址改成附近电脑店的。”

对方最终给了钱。

但这个项目李杰没能坚持下去,这个曾梦想着要在小城扎根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累了”,“没有动力再拼了”。

回乡前,他给公司取名为“戈壁”,意思是希望在“狂风呼啸、土地干涸的环境里也能生存,展现异于常人的生命力”。跌跌撞撞一年多,他才发现,自己的“乌鸦嘴”说中了,公司似乎真的长在了一片戈壁滩上。

在他和张成加入的那个青年商会里,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一个年轻的姑娘开了茶楼,却被各式各样的朋友赊账,到最后,店铺直接拖垮了。

会长张成曾经也加入了这个讨账大军。他的茶楼没开多久,却多了很多笔赊账,最后倒闭时一清点,竟然赊了70多万元。到现在,还有60多万元没有追回来。“小城市没办法啊,你不赊账谁还会来照顾你生意。”张成说。

这个在深圳安排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生意的创业者,在过去的那几年,就像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开着车穿梭在小县城的大街小巷。那时,他不是正在要账,就是在去要账的路上。

青年商会的会员胡伟深有同感。这个90后创业者模仿大城市的优惠券,提出只要在KTV消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张用于酒店的38元代金券。一开始,效果不错,可没几天,就有顾客说自己没带代金券,或者说不小心把优惠信息删掉了,一定要享受38元的优惠。

胡伟当初为了开这家酒店,外出考察了好几个月,几乎把周边大城市的各色酒店睡了个遍,他亲自参与设计、装潢,一点点把酒店打造起来。

他很想硬气地坚持原则,冲着这些顾客吼一句:“没券就不行!”

可他不敢。这个县级市的市场太小了,“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下一次一定不会来的。还有那么多酒店等着住呢。”

他妥协了。

胡伟刚加入KTV市场时,还能保证供需平衡,“包房数量刚刚好”。眼瞧着胡伟挣了钱,小城的好几家KTV像是在一夜之间就修起来了。

商业竞争不断加剧,这个年轻人被迫打起了价格战,他一点点放弃了曾经最为重视的服务质量。“他们一便宜就是便宜一半的价格,我一千他们就五百,啤酒还随便喝,这样谁耗得起?”

他精心设计的服务元素轻而易举地被恶性竞争冲散,这个供大于求的市场一点点消磨了胡伟的信心和动力,所有人都很难挣钱,而他“毫无办法”。

他偶尔也会幻想,如果当初自己去了省城武汉创业,是不是就可以纯粹一点,少一点妥协,能遵循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规则,“在省城开个自己的店,就靠口碑揽客多好啊。”

张成不惧这样的竞争。他在深圳14年,干过餐饮、做过医疗器械,深谙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他和胡伟等几个返乡青年一道,加入了几个土生土长商户的项目,开餐饮店。

最开始那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守在餐厅当服务员。胡伟则坐上饭桌,每天陪不同的客人喝酒。餐厅的生意很好,张成一度觉得自己走出了茶楼赔钱的阴霾。可突然,这些土生土长的商户强令年轻人拿着本金退出,他们看餐厅营业顺利,想独吞这份产业。

这群后知后觉的返乡青年创业者就这样被偷走了果实。

张成后悔不已。当初签订合同时,他想拿出自己在深圳创业的经验,跟这些本地合伙人好好谈谈退股的条件和规则。在深圳,双方一般会通过详细的合约来约束股东的行为。

可对方说:“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你这个人有问题,怎么还没合作就想着退股呢?”前辈训斥道。

因为担心不让自己入股,也担心真的撕破脸皮,张成最终妥协了。

几个月后,这家餐厅因经营不善停止营业,街道依旧车水马龙,挂着商会和餐厅名字的几个镏金大字还突兀地留在墙上。

一名90后创办了自己的眼镜店。

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小城中心有最繁华的街道和最汹涌的人流,李杰发现,好多店铺一年之间换了两三拨儿人。上次来这里还在卖夏装,过两天再来,这里就换了招牌。

他忍不住思考,“老家的市场真有那么大吗?”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但街道告诉了他答案。尽管总是有店铺倒闭关门,但街道热火朝天的装修气氛始终没有被冲散,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接手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商铺。

不远处,起重机在霓虹灯闪烁中若隐若现,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商圈在这座南方城市拔地而起。

可是,就像自己一样,“那些失败的人去哪儿了呢?”

有返乡青年说,当初回乡创业时,领导都去了现场剪彩,一派热闹的景象。后来的几年,生意越做越难,再无人问津这个失败者。

张成感觉,小城很难记得这些故事,也很难记得这些年轻人来过。热闹的小城气氛下,悲伤和冷清的事情,总是被人忽视的。

他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一个又一个青年典型,却从没看到那些创业失败的朋友的去向,仿佛这些返乡致富的故事只需要一个开头。

他冷眼看着热衷于讨论“下一个马云”“下一个马化腾”的媒体,拒绝了一个又一个让他背书念稿的采访。

只有在青年商会这样的角落,还遗留着这些故事的后续——风光地开始,亏完本金还欠了外债的创业者“灰溜溜地”回了大城市。

有人总结,外出打工不是一条出路,却是一条活路。

80后杨子明回乡以前,在温州负责一家文具厂的产品开发和销售工作。农民工出身的他年薪已经到了6位数。可家乡一系列返乡创业的政策让这个年轻人动心。4年前,他辞职带上全部积蓄和家人回到家乡。

他想开一家属于家乡的文具厂。这个个头不高的湖北男人把全部积蓄砸了进去,购置设备,在乡间租下工厂,把房子拿去抵押,再依照政策向政府借款,就能撑过一开始的周转期。

出乎他的意料,银行的贷款批不下来,政府的申请也卡住了,没有借给他救命钱。

创业第一个月,他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差点搭上十多年打拼的全部积蓄。

遣散了全部工人、只留下一个亲人看门,杨子明奔赴浙江,带着订单找到不同的工厂,请求对方生产。

整整半年,他一直待在浙江,刚怀孕的妻子在老家天天跑银行申请贷款。老家的人冷嘲热讽,“工厂突然关门肯定是犯事儿了”。还有人嘀咕,要离这家人远远的,更不能借钱。

“雪中送炭根本不会出现,大家都只愿意锦上添花。”扛过那段困难期的杨子明,如今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三四十个员工,他苦笑着回忆,后来自己日子好过了,借钱的人多了,政府也给了不少支持,银行的贷款更是顺畅。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说,自己刚回来就遇到财政困难,换做谁都不敢贸然借钱。

只是,“在最难的时候真的孤立无援。”那时,他甚至借了高利贷,没日没夜地干,就怕还不上钱。

这种孤立无援于张成而言也不陌生。最初他投资什么产业都赔,妻子和丈母娘发火了,她们希望张成把积蓄存进银行,安安心心找个工作上班度日。听到他还要创业,妻子和他分居了,丈母娘留下一句狠话,“你再这样下去,你俩就离婚。”

“这里不是深圳,你不行的。”“你不要创业了,都失败那么多次了。”张成很清晰地记得这两句“最常听到的话”。

他不服,想要再试一次。

可更多的返乡创业者,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再尝试。

曾有一位返乡创业者想要提升本地人的饮水质量,带来了净水器项目。一开始项目势头良好,围着一圈又一圈儿“朋友”,后来,这个项目遭遇困难,这个年轻人迅速被孤立,“都怕他来借钱”。

这个年轻人孤独离开家乡后,张成给他打电话,想邀请对方来自己的公司上班。电话那头,年轻人沉默了许久,随后苦笑道,“老家这个地方啊,太太太太难搞了。”

电话那头的张成沉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开口劝说了。

他想不通,“很多返乡青年失败了,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带动他们?”他语气急促地说,“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这个年轻的青年商会会长不止一次地说,要是有一个机构能对失败的创业者给点反应就好了,“就给一点点支持、一点点鼓励、一点点温暖,不要躲着他们,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张成觉得,濒临“死亡”的企业也许只需要一笔周转资金,也许只需要一个续命的客户,甚至只需要一个宽松点的舆论环境。

可惜,很多创业者的离去都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远离他们了,甚至不知道企业是什么时候‘死的’。”他说。

这样的一个机构也是胡伟所期待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自己不需要机构给多少钱,不需要给多少资源,“就像你这样,坐在我身边听我说说我这些年的难处就行了。”

他觉得自己像孤军奋战的战士,“办一个证可以只花半天时间,也可以拖你半年。”他清楚地记得,为了几本证件,他往政府部门跑了一两百趟,有时候“腿都快跑断了”,回到宾馆还要马上开始装修。

“想想蛮心酸的。”他说。

张成曾去相关部门办手续,但“工作人员聚在一起讨论买菜,就当没有看见我”。李杰想为公司更名,可被有关部门卡了半个月,一会儿是缺了这个证,一会儿是那个要求不达标,甚至有个女工作人员说:“你咋又来了?”

最后,愤怒压不住了,李杰冲到了领导的办公室,大声喊:“你们不能把我当小孩耍啊!如果她记不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培训完再上岗啊!为什么改个公司名称这么这么难呢?”

李杰如今在武汉创业。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已经挣到了房子和车子,这个90后创业者说,省城的相关机构有绿色通道,很多业务都能一天办完,窗口也都是“素质很高的年轻人”。

他很坚定地说,自己不会再回老家创业了。

张成惋惜李杰的离去。他担心出现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失败者离开,他们会劝说未来打算返乡创业的青年,“别回去,那里不适合创业。”

返乡创业青年越受挫,离开得越多,城市发展也会更慢。张成为此忧心不已。

这个青年商会的年轻会长不想妥协了。他给被赊账困扰的年轻人支招,都少去店铺,收银交给店员,就“公事公办”。他很清楚,外部环境不够好,可正因如此,才需要去努力。“如果连我们都不愿去改变,都去妥协了,这个环境还可能变好吗?”

李开复创办创新工场,帮助年轻人创业,图为工场办公室一景。

硬扛着活下来

很多年轻创业者离开时,张成都不知情,那一年多的时间,他的项目也在“水深火热”中。最糟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大不了就重回当年去深圳的光景,一分钱没有而已。

那时候,老家发大水冲了土地,证件不全的他跑到深圳。分文不剩的张成在公园住了两天,饿了两天,他每天去喝公园浇花的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给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给我打点钱吧,我真的要饿死了。”

这一次,虽然不会饿死,但积蓄再经不起折腾了。他看准了儿童摄影领域,准备再试一次。

他想跟医院院方谈合作,免费为新生儿拍一张出生照,孩子几斤几两都写在上面。等孩子大一点儿了,再去家里免费提供洗澡和按摩的服务,并为孩子拍满月照。当时,老家县城的儿童摄影市场竞争激烈,提倡服务意识和品牌意识的张成认准了这个领域,决心要做下去。

可光是进医院的产科就难倒了公司的初创人员。他们被保安轰出来,有时候对方生气了,还把张成他们摁在墙上。后来,张成决定早上6点前就去,晚上10点后再来。

杨子明走过困难期的法则也是硬扛。在浙江的那段日子,他辗转各家工厂完成订单,他担心家乡的妻子,大着肚子还要为他跑贷款。他担心老家的夏天潮湿,工厂的设备会生锈。

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回家。”

有一次,客人要求的生产日期漏打了,产品要得急,但工人手上都排满了活儿。杨子明啥话也没说,一个人去了车间。

每晚工厂下班,他独自站上流水线,打开打码机,把纸盒一个个放进去,再码整齐。20万个纸盒,他一个人干了大半个月。

这个出生于1982年的返乡创业者说,在浙江的那半年,他每晚都留在车间盯着,他怕工人偷懒,更怕自己偷懒让单子被抢走。他“说尽了好话”,终于熬完了这半年,挣到了周转资金,妻子也顺利批下了贷款。

他回家了。

他希望有一天,在中国夜景卫星图上,自己的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

回乡以前,杨子明和温州的大老板告别。对方眼睛红了,“做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要求你说。”

“我不可能打一辈子工的。”杨子明说,“我还是要回家啊。”

创业4年多,他说自己从家乡得到很多支持,新的厂房是有关部门帮他联系的。厂子从村里搬到了城里,离家就3公里。虽然,他根本不会回家,把家安在了厂里。

这个返乡青年很自豪,自己的工厂一年也能为家乡纳税6位数,还可以解决三四十人的就业岗位。他拿出自己设计的品牌和专利,预备慢慢加大生产量。他希望就从这个市郊2000多平方米的工厂开始,诞生文具行业最新最好的品牌。

张成已经拥有了5家摄影店面,如今,他的店面爆满,地暖、衣服罩子、游泳池、专业育婴师、二次消毒的衣服柜等等元素吸引着小城的父母。

可在最初的时候,劝他放弃的人太多了。几乎没人能想到,张成近乎“傻子”般坚持,真的敲开了医院的大门。免费的摄影工作持续了整整9个月,很多消费者怀疑张成是骗子,“哪有这么傻的老板?还免费送东西?”

还有人直接说,“你们干这些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张成就当没听到这些话,他提倡的上门服务一直没断,最远的一次,他们免费跑了200多公里为消费者的孩子拍了几张满月照。

这一次创业,最大的不同是这个年轻人不再打算妥协了——招聘的条款都按照他在深圳总结的套路,他招聘的大多都是在外地工作返乡的年轻人,“如果能给到差不多的待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周末还能帮着家里干点活儿。”

这些在外面“感受过社会危机感”的年轻人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力,奖金、提成、分红、甚至入股,张成靠这些留住了人才。

免费拍照业务打开了市场,也让这座县城的年轻父母近距离接触到了营销的概念。张成说:“一定要把好的观念坚持下去,你要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出结果。”

这个年轻人始终觉得,小城市想要跟上大城市的脚步,就要靠这些返乡青年的努力,一点点改变行业规则、产业生态,最终一点点改变人们的思想。

“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坚持下去,能被改变、被撬动的产业就会越来越多,最终让一个城市进步。”他有些兴奋地想。

他不喜欢大城市中心论,看到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到大城市甚至会“很难受”。最近这一年,每离开一个返乡创业青年,他都会难受一阵,“长此以往,谁还会回来?未来的小城市还会有人吗?”

前些年,网上曾流传过一张中国夜景卫星图,黑色的背景图里,国内几个特大城市成了光球,小城市是零零散散的小光点。掩映在山群里的村庄漆黑一片。他希望有一天,在这样的图上,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有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原标题:县城“创客”)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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