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一个区域政策带动的可能是几千亿和若干大项目

【编者按】

2017年8月17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第109期鸿儒论道，以“区域经济政策新趋势”为主题，由《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主讲，新望著有《苏南模式的终结》一书，他是孙冶方奖的获得者。

本文探讨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国土开发方面的思想和脉络以及最后形成的政策。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确有区域政策可讲，小国可能没有什么区域政策，联邦制国家讲国土开发政策、区域政策意义都不是很大。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国土面积大，区域差异又非常大，因此特别要讲区域经济政策，要有国家层面的国土开发政策。

这门学科严谨的说法应该是叫生产力布局经济学或者叫空间经济学，这是学术名词。美国人着眼于微观，衍生出企业选址理论。我觉得截止到目前，这门学科应该是中国最发达，而且政策效果最明显。我认为一个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一个教授，每年也来中国大陆做区域经济的一些调研活动，同时也做两岸这方面的交流。我到台湾那儿看到挂了一块牌子叫“区域经济论坛”。我说你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何来区域经济？他说我们实际研究的是大陆的区域经济。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也是非常特殊的一门学问。

中国应该是1912年《国富论》翻译出版才引进的现代经济学。但是中国古代就有经济这两个字，有经邦济世的说法。中国的国土开发和区域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古人的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经邦之学，纵横家苏秦、张仪是最早从事经邦之学。当然还有济世之学，从汉代《盐铁论》开始就是，讲的是民生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古人把经邦之学，作为很重要的晋身士阶和关心国家命运的途径。顾炎武讲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经邦之学的集大成。当然，除了国土开发、区域经济，经邦术作为御国术还包括现在所谓地缘经济、地缘政治这些。

中国的国土面积大，这些年区域发展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各个地方的特点越来越分化，应当说区域政策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区域经济学原来是一门比较冷的学问，这几年很热，尤其是这十多年以来。在“十一五”、“十二五”，尤其是“十二五”期间，如果说是把区域政策做一个梳理，在这个阶段，出台的政策是最多的，到了国务院这一级粗略统计大概100多个。

区域政策作用很大。原来是叫跑项目、跑资金，后来就跑一个区域政策，到发改委要一个区域政策。4万亿下来后，区域发展司一度门庭若市。其实，钱都不重要了，给一个区域政策，带动的不是一个项目，也不是几十亿，带动的可能是几千亿和若干个大项目，所以搞区域经济和区域政策研究的变得越来越热。国家宏观调控，我们原来说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现在多出来一个区域政策，叫区域调控。区域调控成为国家的宏观政策重要的调控手段。

我们这些年实际上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某种程度我们对内开放落后于对外开放。我记得北大颜色教授在今天我们这个会场做过国内区域市场分割的演讲,印象很深。他定量分析的结果，中国国内地区经济的分布造成的地区之间的隐性关税达到48%左右。

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区域政策的推动，也有互联网技术的作用。我前两年在研究浙江为什么出来一个马云，为什么出来一个阿里巴巴的时候，我讲到阿里巴巴对中国的贡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打破了区域分割。电子商务一夜之间实现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因为电子商务是虚拟的，所有的七站八所在网络上很难实现封锁和分割。这一条我觉得很多人没注意到，我们国内区域市场，尤其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因为有了电子商务，有了互联网，几乎是一夜之间实现了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区域的一体化和中国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一体化应该是同步推进的。区域经济政策出台和实施，也因为一些新的经济现象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一、国土开发政策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政策有三大变化。第一：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第二个变化：从绝对的平衡走向相对平衡，标志是主体功能区这个新的开发观的提出，这个转变是在上届政府的后期发生的；第三个转变，国土开发从以往的块状开发变成了网状开发，标志性转变是2014年城镇化规划的出台，这个规划对两横三纵的国土开发有详细的阐述。

1、非均衡向均衡的转变

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非均衡发展开始的，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叫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么这个地区就是东南沿海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平两次南巡之后，4个特区、14个开放城市，出台了一系列东南沿海的率先发展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非均衡开发理论的有很多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厉以宁老师写过一本关于非均衡发展的书《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该书虽然主要讲企业，但也讲效率导向的区域间资源配置。也有很多国内学者提出梯度开发政策，但随后就有学者提出反对。

应当说这种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至今东南沿海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方。但是这个政策实行了十多年之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区域差距非常严重。东西部的差距，高的时候GDP的增速有7个点的差距。这时候西部的一些干部和学者都开始呼吁，东西部的差距再不能拉大，如果再进一步拉大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后来国土开发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非均衡政策做了调整，标志就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提出。

提出西部大开发是在西安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会议上，本来会议的主调是国有企业改革，大家想可能要讲产权改革问题，结果从头至尾讲话内容都围绕着西部开发进行。大出意料，西部的同志欢欣鼓舞。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今天看来仍然不寻常。

中国的区域差距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包括外国人并不看好，认为区域差距很难遏制，但中国政府还是有些办法的，集中型的体制有自身优势。从实施西部开发，即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区域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了遏制，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几百年来遗留的历史问题，尤其近代以来，区域差距越来越明显。中国历史不是这样，多数时期中国是一个帝国，他的发展是多元一体，分分合合，是一个分散的状态，相当长时间处在这样的状态。

历史上中国有三次比较大的民族融合，其实也是重心南移，人口、生产要素逐步南迁。第一次是西晋之乱，西晋末年到东晋，一些齐鲁豪强南移；第二次是安史之乱，关中一带豪强向南移；第三次是北宋到南宋时期，靖康之变，一些富人从中原南迁到杭州一带。

经过历史上三次大的移民和多次战乱，到大约600年前，中国的国土格局变成了一个东西区域差距很大的状态。1935年时有一个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划分，云南腾冲到黑龙江的爱辉，这条线是一条中国近600年来成立人口、地理、经济、文化的区隔线，这条线也叫胡焕庸线。这条线上很多内涵还没有标出来，线西北人口占6%，国土面积占57%，实际上经济总量一直占比较低，直到现在仍然是线东南占全国GDP总量的60%以上，线西北占全国GDP总量的30%多。这也是新中国建国时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这个状况做了很多改善，如三线建设等等，但是这个状态一直在扩大，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差距已经拉得非常大。

1999年西部开发提出来之后，到了2002、2003年又出现了东北现象，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破产、下岗、亏损非常严重。东北的冬天零下20几度，沈阳的铁西区等一些老工业基地没有暖气供应，国有企业的状况非常糟糕。甚至当时东北的传统农业也出现了问题，农产品加工以后卖不出去，东北经济告急。当时有人把这种状况叫做东北现象。于是，在1999年成立了国务院西部办之后，2003年又成立了另一个国务院下属的正部级机构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办公室，简称东北办。

到了2006年，中部的七个省的领导聚在一起说，东南率先发展了，西部开发了，东北振兴了，我们中部塌陷了，怎么办？能不能也给中部一个政策。华中科技大学的著名教授张培刚当时提出一个“牛肚子理论”，说一头牛陷入泥潭，怎么办？老百姓的办法就是从牛肚子下面用一根杠子抬起来。意思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中部使劲。所以2007年又成立了一个中部地区崛起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不是正部级的机构，只是放在发改委底下的一个司，到了现在已经成了发改委地区经济司的一个处了。当然，西部办、东北办后来也并入国家发改委之下，成了西部司、东北司。

这样，到上一届政府时，国土开发倾斜性政策已经失灵了。所有地方都给了倾斜政策，也就相当于都没给了。都是重点，就没有重点了，区域倾斜政策可以说是失效了。

2、绝对平衡向相对平衡转变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叫主体功能区。什么是主体功能区呢？就是根据国土开发的潜力和这块国土所能承载的人口、生态、经济发展的潜力，把国土做一个有机的功能性区分。这种区分可能不是那种片状的，而是一个有机的区分。“十一五”规划提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2011年6月，国家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这个主体功能区对原来机械式的开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原来讲西部开发、讲东北振兴，但是根据主体功能区理论的话，西部有些地方并不适于开发。西部的很多地方处在一个禁止开发区，因为生态非常脆弱，没有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没有什么发展前景，恰恰很多东部地区还要进行重点开发，重点开发的依据是他能建成都市圈。未来最重要的重点开发地区仍然处在东南沿海，是一小时都市圈。而西部、东北、中部，则重点规划发展城市群。

其实，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法籍美国经济地理学家戈特曼发现，美国的人口、要素主要分布在东西海岸。1957年，戈特曼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提出在美国东北部出现了人类社会居住空间的新形态‚即大都市圈。所谓大都市圈通俗的说法就是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区域内，由一二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一批中小城市，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这种城市群或城市带具有集聚效应的制造业产业链和集约化的永久性城市社区居民群体。

这样的政策转变，可以说是国土开发从原来的绝对平衡走向了相对平衡。所谓相对平衡是根据经济发展前景对人口、生态的承载来取得国土开发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有机的平衡，是一种更加科学的平衡。就是根据这个主体功能区理论，未来中国的发展仍然还是需要放在东南沿海有潜力、生产要素容易集中、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率的地方。三大都市圈就显得非常重要。大家知道，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三大都市圈。上世纪80年代先从香港、深圳、广州那边率先开放，形成了珠三角城市圈；上世纪90年代后，以上海为龙头，浦东、苏州先后得到了开发，形成了长三角都市圈，也叫大上海都市圈；到了新世纪以后，环渤海的发展受到了重视，尤其是上届政府对环渤海都市圈的发展非常关心。这三个都市圈各有其特点与核心竞争力，珠三角都市圈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好；长三角都市圈是中国经济的心脏，其制造业的竞争力是最优的。京津冀都市圈，其要素集聚力是最强的，因为首都在这里。

3、块状开发向网状开发转变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到了本届政府以后彻底明确了，而且出现了质的变化，对要素的布局有了更科学的理解，对国土的开发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我把它总结为由以往的块状开发，转化成现在城镇化规划里面提出来的网状开发。尽管两横三纵在上一届政府的后期已经提出，但真正得到实施使这届政府。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是区域经济政策很大的一个变化，未来国土开发将重点沿着图上的两横三纵来展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城市群都要围绕着这样一个布局来进行。对两横三纵，在2014年底公布的城镇规划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变化呢？是因为现在生产要素布局的新形式，资源配置一些新方式出现了，主要是现在交通格局的改变，尤其是高速铁路的出现，出现了很多围绕着快速运输线形成的要素集聚，从而使以往的经济发展从块状的发展方式转向了围绕快速交通线形成的带状发展的新方式。

未来的企业选址，要在全国范围内考虑项目、考虑资金布局，要围绕这样一个图来考虑，看看自己的项目在不在这张网的节点上，在不在两横三纵上，而不是像前十多年那样，听到要搞西部开发就盲目地赶过去，许多西部的地区处在禁止开发区。

二、本届政府时期的一个观点、四大战略

讲完近二三十年以来的区域政策大的三个方面的变化，我接下来讲本届政府在国土开发上的新政策，新思路，新观点，新战略，新动作。下面我就着重来讲本届政府国土开发重点布局和具体思路。

1、观点：城镇化

观察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国土开发政策，城镇化应该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观点，我接下来做一些解读。

李克强总理的博士论文就是《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阵势很大，答辩委员会主任就是较早提出“三元经济论”的原社科院农发所所长陈吉元。什么是三元经济呢？简要讲就是随着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除了城市和农村这一元以外又出现了另外一元，叫小城镇。

当时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的非常迅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许多国家的元首来考察中国的乡镇企业看看是怎么回事。对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198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小城镇大问题》，后来在对苏南模式的宣传中，小城镇也是重点介绍的经验之一，还曾经掀起过一阵小城镇热。

我本人也研究乡镇企业，我在苏南也呆过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些文章反思小城镇热，我认为东南沿海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不应该搞小城镇，应该搞大城市、大都市，不是城镇化，应该是城市现代化、都市化、都市圈化、城市群化。许多东南沿海的小城镇像是一个塑料花篮一样，只有城市的外形，没有城市的灵魂，只有城市，而没有市民。我们跨界群的任何一个群友去生活在小城镇都受不了，小城镇的社会结构非常简单，只有干部、群众这两种人，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宗教人士，他们在小城镇没有容身之地。

当然总理提出城镇化没有任何问题，它主要指的是经济的发展，把城镇化当作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抓手，城镇化率、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提高城镇化水平仍然是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主要推力。从这个角度上讲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也认为表述成城市化会更加准确。

城镇化提出以后不光是我们这些研究过城镇化的人，其他很多人对城镇化也做了一个校正。不得不承认，这个政策是一个博弈和完善的过程。城镇化提出以后，发改委提出要推进城镇化进程，总揽这件事；建设部后面加建设两个字叫推进城镇化建设；人社部马上提出，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镇化；国土系统的同志提醒城镇化要防止新一轮圈地热，提出了绿色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个有道理，在后来的文件中加上了新型两个字是正确的。新型城镇化可以说是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城镇热做了一个区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视察时强调，在城镇化前面加新型两个字是有所考虑的。《之江新语》中对此有较详细论述。

城镇化的规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这其中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完善和补充。规划当中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是城市群。这就把上一届政府后期提出的主体功能区要重点开发城市群和都市圈这个观点贯穿进去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制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讲到这我补充一点轶事，当年李克强总理的博士论文三元经济的文章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篇文章与前一届获奖的另外一篇主张城市化、走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化路线的一个学者辜胜阻的文章《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观点相反，两篇文章对照阅读，也算是一种平衡、互补。这也反映了评委会的意见分歧，争议的焦点是，三元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过渡形态，还是成熟形态、最终状态。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城镇化规划出台的过程本身比较漫长，应该说广收博采，充分吸收了各个方面的意见，是比较完善的。把总理提出的观点做了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准确的贯彻落实。城镇化的规划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的国土开发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2、战略之一：自贸区

以往中国国土开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设立各种区，特区、开发区、高新区、综合改革试验区、新区等等。什么是区呢？就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或试验区。培育一个经济的增长点，实际上是一种飞地政策、特殊待遇。当年有一个机构叫国务院特区办，特区、开发区都在特区办底下，后来归到了国家发改委，现在主要的职能管理在商务部外资司。因为开发区主要针对外资。在开发区之后科技部紧随其后，又搞了一个高新区，归科技部火炬中心统管。

高新技术园区主要针对内生的生产要素，催动内生增长。如果说开发区是移花接木，把人家已经长出的大树，移来栽到自己的地上，高新区则是培养自己身边的生产力，不是把要素移过来，而是让要素从地底下长出来，这也是借鉴国外像硅谷等大学科技园的一些经验，做了高新区。

后来国务院各个部委都发挥自己权力的专长，像海关设立了保税区、旅游局设立了旅游园区，各种各样各类级别的区，虽然清理整顿过，但现在估计仍然不下千家。

最早有突破意义的是叫综合改革试验区。入世之后有些人提出中国能不能试行外国WTO通行的一些法律，然后做一个法律特区，引进WTO一些成熟的规则，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一些问题。

最后上海说能不能在上海来做，于是就搞了一个上海浦东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后来批了一大堆改革试验区，如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浙江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等等，情况也都类似。

特区、综改区之后，还有一个国家级新区。1992年10月成立上海浦东新区、2005年10月天津滨海新区、201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2011年6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2012年8月甘肃兰州新区、2012年9月广州南沙新区、2014年1月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2014年6月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2014年10月四川天府新区、2015年4月湖南湘江新区。说句实话，这些区很多人都记不住，到现在，区的政策应该说到了头。

但上海自贸区比较特殊：自贸区的出现是有突破的。在这个区停止实行了与外商外资相关的一些法律。授权区内暂停四项法规实施，给予外资完全准入权，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拟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试行“境内关外”监管。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一点，我们所说的自贸区是试验性自贸区，我们的英文翻译Free Trade Zone的前面还有Pilot这个字，这个必须要告诉人家外国人，这不是国际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制，不是自由企业登记制度，不是迪拜免税区，不是开曼岛自由港。自上海自贸区之后，第二批自贸区试点名单公布，它们是福建、广东、天津自贸区，这也意味着海西自贸区、粤港澳自贸区以及天津自贸区正式获批。但批了这么多，能不能形成增长极，能不能通过先行先试加以推广，还有待观察。

3、战略之二：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是本届政府提出的非常重大的区域开发规划，已经开始实施。发展长江经济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政策，也是一个被耽搁了的区域政策。

前面讲到，中国经济发展告别了块状发展，以后是带状发展。长江经济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带，这个带的依托就是长江黄金水道，实际上这个黄金水道存在了很多年，现在才开始重视起来。实际上1980年代就有学者、领导提出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把长江经济带搞起来，提出弓箭型经济，或者叫T型开发。中国1980年代最杰出的老一代经济学家马洪就曾极力促进这个战略早日实施，马洪这代人设想，中国经济沿海是弓，长江是箭，要把这只箭从太平洋射出去。

长江经济带原来就有，不太明显，很长时间里，它是基于水利灌溉的农业经济带。各国文明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从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先出现文明，最后走向繁荣，一个文明最发达的时候走向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以入海口沉积平原发展而来的三角洲经济是现代文明的高度体现。无疑，处在江海交界口的上海是这个大型经济带的龙头。现在，长三角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反哺长江文明的发源地，应该沿着这条线往西走，把长江这条龙真正舞动起来。

武汉，2013年武汉联合长江中游几个城市搞了“武汉共识”。2013年7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明确表态支持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目标，在武汉新港考察提出打造长江全流域黄金水道，加强流域经济协作。李克强总理很快组织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到长江沿线7省2市调研，制定草案。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这是对中国国土规划很有影响的一件事。

现在的长江经济带确立了三大中心城市：上海、武汉、重庆，这个经济带上这三个节点非常重要，上海是龙头。武汉在这次的提出长江经济带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赢家。而且2015年5月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获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什么没有南京？长江经济带之所以重要是依托了黄金水运线，重庆以下长江的运量是二十个高速铁路的运量，但是南京长江大桥太低，影响了航线充分发挥作用，而要让南京把长江大桥拆了，似乎又有难度。

4、战略之三：一带一路

长江这支箭要射出去，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平洋，太平洋中间有美国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第一岛链美国人也做了精心的布局，第七舰队等等；马里加海峡实际上也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下。所以这只箭往东射，遇到很多问题。尤其是美国曾经要做一个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如果这个计划实施，整个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可以说面临着灭顶之灾。一旦TPP实现，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会统统搬到越南、柬埔寨去，那边的免税力度可以使进出口成本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中国的制造业利润非常之低，成本下降这么大，企业搬迁是肯定的。在这一支箭向东射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届政府提出了新的开发政策：向西射一支箭。

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两横三纵上面北面的一横：陇海线。陆地丝绸之路虽然说起来是从西安开始，其实是从连云港就开始一直向西走。自行车和小帆船对应小城镇，高速公路、小汽车对应大城市，城际铁路、快轨对应都市圈，黄金水道、高铁对应大型经济带。陇海线不仅有高铁，还有地下石油管道、空中高压走廊，符合形成经济带的条件。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提出：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因此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就是说：中国要在维持东面与美、日“竞争”的同时，大力“西进”，进入这个中国外交传统上的非重点区域。中国政府应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并举，陆权与海权并行。

5、战略之四：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初有人提出叫一体化，我认为一体化是不可能。

“十一五”规划将天津定位成北方工业中心城市。“十一五”期间有很多大的项目放在了天津。如大飞机、火箭、化工园、新加坡生态园等等，靠大项目拉动，天津尤其滨海新区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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