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都市情感剧别在套路里打转

杨洪涛/光明日报

2017-08-30 15:56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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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阶层逐步壮大,都市文化成为影响社会思潮走向的重要一翼。然而,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人固有的传统观念和新兴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碰撞与摩擦,让都市人在迈向小康的同时,也有着诸多的焦虑、困惑,于是爱与恨、悲与喜、苦与乐、分与合纷纷上演,都市情感剧应运而生。新世纪以来,都市情感剧在类型化发展几近成熟之时,却走进了创作招数同质化的窄巷。尤其是近日扎堆播出的《我们的爱》《盲约》等,给观众一种套路化的感觉,这一现象值得创作者思考。
《我们的爱》
给故事植入话题,是都市情感剧的第一个套路。都市情感剧脱胎于家庭伦理剧,并走出家庭视域的局促空间,放眼事业与生活、时代与个体、情感与欲望等诸多命题,通过透视都市人群的情感历程,揭示具有时代共性和典型意义的当代社会价值理念和精神图谱。都市情感剧将生活的琐细浓缩到典型故事当中,让情感博弈的种种情态逐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近年来,几乎所有成功的都市情感剧都绑定某一个甚至多个社会热点话题。《欢乐颂》系列聚焦于都市人群的阶层分化,观照社会转型时期职业女性的情感诉求;《大丈夫》和《小丈夫》分别通过老夫少妻和少夫老妻这两对非典型、极致化的婚恋角色,去审视和论证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的婚恋组合;《盲约》深度阐述“结婚狂”夏天试图通过不断相亲来寻找真爱的心路历程,探讨大龄单身女青年在社会面临的困境。创作者试图通过形成社会话题、引发受众讨论的方式,赢得高收视率。然而,如何在创作中发现情感波澜背后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敏锐捕捉话题背后的社会思潮和现实困惑,还需创作者深度揣摩。
《盲约》
给人物贴上标签,是都市情感剧的第二招。比起谍战剧或历史正剧,都市情感剧中人物的复杂性和传奇性要弱化许多。标签式、扁平化的人物占据了都市情感剧的荧屏。《欢乐颂》里的曲筱绡和《好先生》里的江莱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角色。创作者在角色设置上给她们贴上了鲜明的标签:“富二代”,率真、任性、洒脱,有着偏执的占有欲。《亲爱的翻译官》里,男主角被刻画成性格乖戾、冷漠刻板的形象。他时常莫名其妙地狂怒、焦躁,完全看不到幽默和优雅,显然不合乎人物性格逻辑。还有近日演员靳东在《我的前半生》和《我们的爱》中分别饰演“孔雀男”和“凤凰男”两种拥有极端特质的人物形象。都市情感剧的创作者大多着迷于典型性格的塑造,喜欢给角色贴上标签,再通过人物之间的性格碰撞,生成叙事强情节,结果就涌现出一批性格怪异,行为动机缺乏逻辑,给人神经兮兮之感的形象。
《欢乐颂2》
把台词变成金句,是都市情感剧的第三招。与电影相比,电视剧的台词密度要浓重许多。电视剧戏剧冲突的结构、人物关系的表现、人物性格的揭示等皆有赖于有声语言推进。尤其是都市情感剧,需要更多地观照生活,凸显现实主义气质。但过于世俗化的台词设计,会让剧作显得乏善可陈,缺乏戏剧性和愉悦感。于是,都市情感剧的创作者把台词进行格言化、段子化的设计,制造所谓“金句”,用看似富有哲理的台词昭示角色对人生和情感的态度,给予观众某种心灵触动和生活启示,让他们可以细细端详自己的情感和周遭的世界。《男人帮》里的矫情作家顾小白总在剧作结尾处发出类似“女朋友的定义可以随着每个人不同的认识而发展出五花八门的答案,有的人牵过手就是女朋友,有的人经历了一切却彼此否认曾经认识过”的感慨;《我的前半生》里贺涵不时对罗子君进行一番诸如“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的教诲;还有《好先生》里陆远的爱情宣言“为了爱情,甚至与自己为敌”,江莱的告白“真正的放下是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等。过多的心灵鸡汤式金句,有时容易变成创作者“伪哲学”“假深刻”的障眼法,来掩盖剧作在揭示社会深层矛盾的无力,有时也会喧宾夺主,影响剧作对人物性格真相的深层挖掘。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需要引起创作者注意。
《我的前半生》
都市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引擎,能够引领社会风气、表现时代风貌,是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重要的生活参考、审美依据和情感指导。因此,都市情感剧的价值引领显得尤为重要。试想,如果所有都市情感剧都以上述三种套路指导创作,只会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创作者应该努力实现差异化叙事,以规避同质化、套路化的创作弊端,用更加敬畏和审慎的态度面对创作和观众。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8月30日12版,原标题为:都市情感剧别在套路里打转)
责任编辑:程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国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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