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返乡记，现在的津巴布韦到底什么样？

Stu Lloyd；编译／Loene

赞比亚1月的夜里，我在炎热中辗转反侧，纠结于一个重要决定：要不要回津巴布韦看看呢，——40年来头一次？

我出生在罗德西亚的索尔兹伯里市，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如今被称作津巴布韦。我是那里的第四代英国人，我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出生在那里。我父母两边的家史中，都能找到为所谓“先锋者纵队”服务的代表人物，那是一支准军事部队，是罗兹爵士为了吞并马绍纳兰地区（Mashonaland）而建立的。1890年，大约180名公民——其中包括我的祖先Henry Llewellyn Lloyd和George Frederick Seymour——坐着62辆马车，携带各式各样的枪炮武器，从南非朝北行进，踏上野心勃勃又危险的征途。

那年9月，米字旗高高飘扬，不列颠拥有了这片土地。每位殖民者都赢得了3000平方米的土地，并分到了若干采矿权。Henry Llyod选好了土地，开始把好运气转化为财富。他的资产一度包括两座金矿和一座酿酒厂——“Lloyd啤酒厂”。

不幸的是，他还有个弱点：爱玩扑克牌。他大输特输！曾经的王朝只留下个破旧的白镴杯子，一面刻着Lloyd啤酒厂的标识。

多年之后，我又见证了一幅与此相互映衬的景象：津巴布韦原本是非洲的“粮仓”，却一路急转直下，堕落成非洲经济中无药可救的拖累。我记忆中的国家是一片美丽、和平而丰饶的土地，它曾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充满冒险和机遇，农场、网球派对和异国情调的假日组成了令人怀恋的家庭时光，而这一切如今都已无处可寻。

1968年，我们全家离开了罗德西亚，因为我父亲接受了一份南非的工作。后来我父母移民澳洲，而我的孩子们是欧亚混血儿，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等我带着一家人造访非洲南部五国时，我不想重访津巴布韦，害怕会玷污自己关于这个国家的鲜活记忆。因此，我们2008年的行程包括南非、莱索托、博茨瓦纳、赞比亚，可能加上……仅仅是可能加上津巴布韦。

于是我躺在床上，心焦难以作出选择。我早就决定不去哈拉雷、也不深入津巴布韦，但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过那条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惹人惊叹的维多利亚瀑布大桥。如果这样走，我们就能体验一下津巴布韦，却不必靠近那些能勾起我回忆的地区。真要踏入那个极度危险的国度，我肯定要为我17岁和8岁的两个孩子的安全忧心。毕竟，近年来我的许多亲人已经被枪口指着、赶出了他们的农场，从此一无所有。

我给我的叔叔和婶婶递了消息，说我可能会造访津巴布韦，要是能见一见就太好了；他们是我们在这个国家仅存的亲人。他们回复说，在维多利亚瀑布见面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汽油，——我们能来首都吗？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钻进旅馆窗帘时，我做出了决定。

“好吧，我们去津巴布韦，伙计们。”我要回到津巴布韦了，我出生之地，离开整整40年后，这还是第一次。

在度假村的南面出口，维多利亚瀑布如雷咆哮，赞比西河标志了两国的边界。我们在维多利亚瀑布大桥——一座钢结构拱桥的北端办好了出关手续。周围的稀树草原风光完全符合人们对非洲的想象：柚木高耸，矮草遮盖着色泽鲜亮的红土。在两国之间打响那场“丛林战争”的若干年间，大桥停止使用，敌对双方经常分踞河流两岸，相互随意射击。

抵达桥另一端的津巴布韦时，我忧心忡忡。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个伪装好的地堡，但看不出那黑黢黢的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看。我们递过护照，有人在上面盖了章，就算入境津巴布韦了。

在指定的旅游区，很容易买到雪碧和薯条。真难相信，不过几公里外，当地居民还要极为努力地寻找每日生活最基本的食物，才能存活下来。

然后我们开始探索津巴布韦境内的瀑布，沿着震撼人心的景色一路回到主瀑布旁。面前立着高大的大卫·李文斯顿塑像，这位苏格兰的传教士、探险家、科学家俯视着我们。1855年，他成为第一个见到这座瀑布的白人。我很惊讶，这个国家明明已经清除了其他所有与殖民时期相关的遗迹，这座塑像却依然伫立。

维多利亚瀑布的壮丽景观

我给自己制订的旅行计划中还包括在维多利亚瀑布酒店（Victoria Falls Hotel）吃顿午餐。酒店外观豪华，与周围缺乏生气的城市风景形成鲜明对比——你可以想象一下新加坡莱佛士酒店移到非洲稀树草原中的视觉效果。爱德华时代的建筑上悬挂着华丽的大观景台，设计得很周全，能让你看见瀑布的风景。野牛草草坪修剪得很美，侍应生们穿着洁白的制服，简直有英属印度时期的水准。我立刻感觉像回了家。

我们选择了斯坦利阳台上的一张桌子，上无遮挡，开阔的草坪对面就是风景。周围植满枝叶蔓延的遮阴树，有几百岁年纪了。

我给孩子们讲了些自己的轶事，彼时我还是个厚脸皮的小孩，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过日子，并不知道这样的时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当年我生活在一座烟草农场里，周围长满美丽的灌木。那里有河流、猴子、名叫Zeta和Zimba的宠物狗，甚至还有头宠物猪！目力所及的地方都是我的游乐场。这是我曾熟知的生活。

我叫侍应生结账，账单送来了，我倒抽一口冷气：四个人的午餐花掉了我1.28亿津巴布韦币！我决定再加上1200万当小费，总共1.4亿元，真是笔巨款。我们为这天文数字大笑起来，实际上这笔钱大约等于100美元。

但好景不长，女服务生走了回来：“对不起，先桑，您的讯用卡被拒了。”

“呃，被拒？不可能被拒的。”

“真的，先桑。”

我在座位里扭动了下。我肯定卡里的钱足够付账了，但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能跟经理或者谁说句话吗？”

她引我去收银台。我感到自己手心出汗。

“是我的信用卡出了问题吗？”我问。

“不是，先桑，我们的通讯连接坏了。”

啧！好吧，这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说津巴布韦的通讯糟透了还算客气，停电的时候更是比有电的时候多。

可我还是有了一个麻烦：我需要用现金付账。我在钱包里翻来翻去，深知自己出于安全考虑没带很多现金。我先掏出津巴布韦币，点了点数目，不够。我再次冒汗。又摸出美元，还是不够，汗流得更凶了。我还有点赞比亚克瓦查，让我数数……最后还有些博茨瓦纳普拉。终于够数了！

大家纷纷露出释然的笑容。

出了酒店，我们坐进一辆出租车，一辆白色小型车。司机叫詹姆斯，是个可爱的黑人，对我们露出一个生平所见最灿烂的微笑。

“我们要回边境线，但还有两件事……我想买几张津巴布韦音乐的CD，还要去邮局，谢谢。”

詹姆斯和蔼可亲，主动聊天。他的女儿如今在美国生活，他穿着件“我爱纽约”的T恤。我们聊了聊非洲音乐，尤其是津巴布韦音乐。我可是个彻头彻尾的非洲音乐重症患者，每种风格都喜欢，哪怕我不懂歌词，那音乐也直入我心，对我的灵魂开口讲话。

但讽刺的是，我真的对津巴布韦的音乐家都不太熟悉。

“Thomas Mapfumo是最棒的。”詹姆斯说。Thomas Mapfumo发展了Chimurenga这种音乐风格，在修纳语中意为“抗争”，从而奠定了自己在民间音乐界的地位，被誉为“津巴布韦之狮”。他的歌词富含政治意味，驱策黑人奋起抗争少数白人控制的政府。最终他被视为激进分子，1979年入狱，甚至没有经过审判。

穆加贝掌权后，他被释放。起先他支持穆加贝，但随后他的政治观点又发生变化，重新开始编写反对新政府的抗议歌曲。他1989年发行的专辑名字可不怎么低调：《腐败》。政府开始构陷他，他最终不得不流亡美国，如今仍生活在那里。

詹姆斯把我撂在一家音像店门口，这家店里有不少Thomas Mapfumo的CD，当然，我一点也不吃惊。

“你推荐哪一张专辑？”我问店主人。

“哪张都行，都很棒。”他答道。

于是我全买了，总共五张碟。我付款的时候，又看见“畅销”架子上的另一张碟：《罗伯特·穆加贝最佳演说》。不骗你。我没买它，但现在我后悔了。这张CD该是个不错的纪念品，——穆加贝显然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他执政之初有正确的方向，后来却似乎在某处坚决地拐上了错误的弯道。

Mapfumo的演唱风格无疑很低调。他的音乐在许多方面都很哀伤，但非常独特，尤其是他伴奏用的拇指钢琴的撕扯纠缠。

非洲音乐总以一种极为原始的方式打动我。它逼迫我面对罗德西亚和南非的旧日光景。它随处可闻，——在公交车上，商店里，尤其是一天结束后的农场上。大约总是在日落时分，大鼓的声音越过山谷“咚咚”地传来。那是我年轻时代的配乐，或许潜意识里，我在iTunes里装满61张非洲各地的音乐时，即是想重新捕捉逝去的时光。

我们的下一站是邮局。我想寄几张贴着津巴布韦邮票的明信片给朋友们。

我怀揣最后的两美元，进了门。

黑人收银员说，两张明信片和两张邮票价值45万津巴布韦币！

“好吧，但你们收美元对吧？”

“不，只收津巴布韦币。”

这简直荒唐。你大概本会以为，在如此危急关头，这个国家会尖叫着想要国外的硬通货呢。

于是我递回明信片，闷闷不乐溜回停车场。

“不行，詹姆斯，他们不肯收美元，我们现在就回边境吧。”

“喔，是多少钱啊？”

“45万。”我说。

他微微笑了，打开烟灰缸，扯出一厚沓纸币，从最上面揭下一张50万元的。“去吧！”

我就这样回了邮局，为我的明信片和邮票付账。然后我等待。但营业员已经开始招呼下一个顾客了。过了一会儿，她迷惑地抬起头问：“怎么了？”

“我的找零，谢谢。”

她差不多哼了一声，用嘴角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另一个营业员咯咯笑了，也说了点什么。很快，窃窃声和咯咯笑声传遍整个邮局，每个人都看着这个白人，这个居然索要5万找零的白人。

我不太懂。

最终，一位头发灰白、卷曲的当地老人说：“你要找零？来……”他在钱包里摸了一遍，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递给我。

“呃，谢谢，”我继续困惑。

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讲这个故事，他问我那到底是多少钱。我拿出计算器，“哦，难怪他们笑话我……那是0.09美分。天啊！”

2009年，津巴布韦终于弃用了津巴布韦币，通货膨胀让它成了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之一。几年后，我的婶婶已移居英国，她从一大叠纸币中抽了一张50万亿元给我，——那可是50,000,000,000,000元！她说：“来，拿着。自从我们开始一万亿、一万亿地算钱，它就一钱不值了。”

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回到赞比亚，喝着Mosi冰啤酒，很高兴我们去了津巴布韦。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吃了顿好饭。我发掘了新的音乐，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在听它。我踏上了我的非洲故土，与它重建联系。我们看到了津巴布韦如今能提供的最好的一面，也让我体会到了这个国家人民的困苦。

但重要的是，我美好的童年回忆未受损伤、未受玷污。它们还在我的记忆深处闪闪发亮。现在我家客厅里有一架拇指钢琴，和一面色泽丰富的津巴布韦国旗。

很多年里我都告诉别人，我来自罗德西亚，他们会纠正我说：“哦，这么说政治不正确。你是说津巴布韦吧？”

“不，我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叫罗德西亚。我从没在津巴布韦生活过。”

而后，渐渐地许多年过去了，我开始告诉别人我来自津巴布韦，而他们会说：“你是说罗德西亚吧？”

不管怎么讲，我感觉如今我有了个名义上的“故乡”，尽管它其实已不复存在。我少年时曾故意不理睬我承袭自非洲的一切，想要融入澳大利亚，如今却轻松地与它和平共处。

让人高兴的消息是，津巴布韦现在又有了汽油和食物。今天你甚至可以用人民币在那里付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