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纪”出现，说明新自由主义话语已不具绝对说服力了吗

症候只能被遮蔽，不能被彻底消除。——齐泽克

在去年此时，我们还在谈论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谁会最终赢得美国大选的胜利；一年之后的今天，美国面临的似乎是更为现实的问题：强大的、信奉多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正在抵御白人至上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挑战。

半个多月之前的夏洛茨维尔李将军雕像事件，虽然不能说是白人种族主义彻底颠覆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其冲击力的确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左翼也在美国这片大陆上点燃了星星之火，他们将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日趋没落的传统帝国的形象，而马克思、列宁重新成为一批知识分子指路人。

当然，今天我们绝不能说，主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大洋彼岸已日暮西山，这种论调一方面太罔顾事实（即新自由主义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在美国仍然有着十分坚实的根基，尤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海岸尤为如此）；一方面太过乐观。但是，这种试图通过一种多元文化的熔炉（melting pot）将各种异质性元素，一锅烩成最美好的新自由主义图景式的话语，的确正在丧失其魅惑光环。

也正是由于发生了这种变化，有人宣布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代的来临，甚至一些学者耍弄起一些新名称，相对于人类纪（anthropocene）之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特朗普纪（Trumpocene）。虽说这样的词汇并没有什么太大实际意义，但是这个词的出现，恰恰意味着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衰微，而选票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这种新自由主义话语已经不再具有绝对说服力。

对于这一切，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极右民粹主义复兴来说明。毕竟，扣帽子太容易，要理解之前被遮蔽的事实要困难很多。从另一个方面，法国思想家巴迪欧的判断还是值得我们深思。在今年上半年的法国大选中，候选人梅朗雄失利后，巴迪欧曾经对今天的选举政治有一个整体判断。即我们今天看起来很时髦的新政治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中被上演过无数遍的内容，只不过由于新自由主义用多元主义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进行了一次简化操作，并让绝大多数人相信这就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政治现象，甚至这种政治现象被1990年代的福山标上了历史终结的名号。

的确，这种简化版的自由主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声誉达到了巅峰。实际上，这种政治哲学最要害的问题在于，由于绝对差异或敌对阵营的消失，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政治自由主义之下的程序性操作，即一种公共理性名义下的政治协商，所有参与协商的成员都拥有特定政治权利，使这种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政治协商得以圆满实现。

在绝对政治协商之下，任何观念和习俗上差异，都是一种具体差异，在特定的框架下（即程序正义中）可以被暂时被悬置起来。在政治哲学中，这种原则被简化为“权利优先于善”的原则，即在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程序正义之下，将各种善的差异都还原为这种框架下可以协商的内容。当然，在现实的政治中，以欧美为代表的政治体制，先天地成为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尽管在更多的时候，人们的权利仅限于往票箱里投票和上街抗议的权利。

然而，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营造出来的太平景象，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却步履维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政治哲学缝合起来的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差异的协商式统一，越来越遭到保守右翼的质疑。实际上，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对自由主义左派的方案表示出忧虑，尽管亨廷顿的很多表述，在自由派看来十分的政治不正确（实际上，亨廷顿已经表达出用白人基督教文明，而不是用什么协商政治的政治后果来统一美国精神的看法，而自由左派当时就对亨廷顿的态度嗤之以鼻），但是，亨廷顿表达出来的某种忧虑恰恰是指向今天的症结所在。即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协商性的政治哲学，实质上只能在表面上来维持一个统一和平衡，而各种社群和文化之间根本性裂痕，是无法在协商政治或公共理性大框架下来解决的。

那些资本主义最古老的问题全都存在着，只是在自由主义“最光辉灿烂”的那一刻，它们被其耀眼的光芒所遮蔽。的确，在资本主义这个光谱里，折射出来的现象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存在着多重褶皱和裂变的复合体，我们甚至无法用单一的光束将其内容彻底所穿透。

简单来说，让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得以实现的唯一前提是，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所有的无法简单解决的问题都超越决定为公共理性下的协商问题。但是这个前提，与其说是解决了现实中的诸多症候，不如说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对症候视而不见。他们以为用了一个上古的魔咒将资本主义群魔全部封印了，实际上只是营造了一个斯洛特戴克所说的大气泡，将自己封闭在知识分子和理性的水晶宫里，让嗜血的海盗、无情恐怖分子、开膛手杰克、甚至各种想象出来的怪物都永远隔绝在他们那美奂绝伦的水晶宫之外。

然而，这个被他们自诩为永恒正义国度的气泡，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产物。无数无法被这套体系所化约的症候，不断敲打着气泡的外壁，而一旦某种逆于他们认定的政治正确的现象刺入了他们的水晶宫，成为了十分醒目的景观，他们就会惊呼，后真相（post-truth）时代来临了。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后真相。所谓的后真相正是这种虚构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活生生的现实所刺穿后，从自由派的“小确幸”们中嚎叫中所吐露出来的东西。换言之，真正终结的是他们在他们营造的气泡的反射回来的“真相”的终结，特朗普的当选、英国的脱欧、甚至法国国民阵线的高歌猛进都是某种在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事实，他们宁可对它们视而不见，反而称之为“后真相”。

“后真相”的悖谬式伪概念的出现，恰恰暴露了自由派在他们营造的意识形态的天堂和碎裂的政治现实的交叉路口中的焦虑感，他们宁可将之归为“后真相”，也不愿意去挣脱滋养了他们几十年迷梦的奶嘴。这或许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说服力的原因所在。

在一套被精心营造了几十年的话语体系与日渐撕裂的现实政治之间，他们的举措是苍白无力的，他们无法在协商政治的框架下来改善社会撕裂的状态，也没有魄力回归一种克里斯玛的强人政治类型，我们可以理解奥巴马在下台时所说他感到很累的理由，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遭遇到它面对现实政治最大的障碍。

如果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足以面对现实，那么现实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某种原因，一部分欧美地区的居民，对现实生活状况并不感到满意，这个结论是从一系列欧洲和美国的研究机构做过的调研得出来的。然而，问题并不是在于是否满意，而是在于为什么不满意？

我们看到，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恶化（这种恶化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上、政治上、甚至生活环境上的恶化），人们会进行一系列的归因。一部分人会归因为大资本家、金融资本的盘剥，政治统治者与资本的同流合污，政治的腐败等等。如果出现这种归因倾向，人们更愿意走上街头，抗议甚至是起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也代表着工薪阶层将自己恶化的状况归咎于1%的掠夺和剥削。这也的确解释了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马克思著作重新成为欧美热门读物，而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不再仅仅是在象牙塔里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学者，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底层大众也开始重新来阅读马克思等人著作。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生活状态的恶化，还有另一种归因的可能性。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的恶化简单地视为外来移民的威胁。外来移民不仅仅是抢夺了他们的财产，威胁了他们的安全，也抢夺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甚至带来了恐怖袭击。外来的陌生人，是一个最好的罪责的承担者，个别外来移民的罪恶会被现代化传播手段迅速扩大。

巴迪欧在几年前的一本《反犹主义》的著作中就强调了，这种言论实际上并不新鲜，唯一有区别的时候，之前欧洲人指责犹太人、吉普赛人的那些罪恶，在今天的欧美，完全被阿拉伯裔移民，黑人，西班牙裔所承担了。事实上，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类似的经历：当罗马人区别了有着罗马本身血统的公民与从外邦来的有着异乡背景的平民时，已经奠定了这种归因的基础。一旦出现严重的问题，自视为本土力量的保守势力倾向于保存最本真的血统性的力量，而将外来的一切异己的因素都视为威胁。

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法国，巴黎拥有一种特权，有权力将犯事的外省人遣送原籍，一个来自于奥弗涅山区的穷鬼，还有绕过比利牛斯山脉过来的西班牙人，都是巴黎潜在的威胁。今天这些名字被换成了叙利亚人、也门人、摩洛哥人、索马里人等等。当特朗普宣布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墙的时候，当欧美在遣送非法移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面对了是一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潮。

其实，很容易看到，革命性的左翼和保守主义的右翼在历史上往往是成双成对的出现的。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我们看到了左翼的登场，看到雅阁宾派推进的激进平等，将诸多贵族送上了断头台，同时也看到最严厉的流浪法也出现大革命前夕，那些没有任何身份的外乡人，随时可能以流浪罪被送上绞刑架。因此，今天在夏尔洛维茨出现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复兴，与同时出现的左翼思潮的回热，这恰恰说明了美国政治处在一个动荡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幕布下被遮蔽的症候，并没有消失，只是静静地蛰伏起来，一旦处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框架式微，它们便会立即登场，宣示自己的存在。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