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⑩|百岁抗战老兵刘靖:曾带兵全歼一个日军小分队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2017-09-01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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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抗战老兵刘靖在口述访谈中。
口述人:刘靖
采访人: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陶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31日
采访地点:苏州昆山刘靖家中
整理人:黎云海(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一、少年求学在罗田
我叫刘靖,湖北黄冈人,1916年8月出生于黄冈罗田,今年101岁了。
我出生的时候呢,曾祖母还在,祖父、祖母,叔父、叔母也在,一大家子人。我父亲弟兄四个,一个过继给其他人,一个早年夭折了,所以我父亲这辈就他和我二叔两人。我们家世代耕读,不过到我祖父这辈,家道已经中落了。因为家里缺少可耕之田,父亲和二叔就去学习编篾手艺,做点小生意谋生。
我十岁的时候,到该读书的年纪了,父亲和二叔就合力供养我读书。不过那个时候教育条件差,全县也只有两所中心小学,农村只有私塾。私塾的老师一般都是几家几户合请的,十几、二十个家庭共请一个老师,上课地点就在祠堂、庙宇等地的公房。而且我们的私塾是不分年级的,来读书的学生什么年龄都有,一起跟着老师从《三字经》学起,进而《左传》,进而《四书五经》。我记得我们第一个私塾老师叫刘友田,教了我们几年书,第二个叫刘昌浦。刘昌浦老师的文化程度很高,我们跟他读了一两年。
到了十八岁以后呢,不念私塾了,我去考了县里的中心小学,那是我们县里的最高学府。通过考试,我直接上了五年级,学了五年级上和五年级下的课程。第二年该上六年级了,我一看六年级的课程我都知道了,就没有接着往下读。再加上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老穷人家庭,没钱了,没办法支持我接着往下读。而且我已经十八岁了,该出去做点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了。所以从罗田县中心小学出来没多久,我就追随同乡张世蕃去了武汉谋生。
那一年,我大概十九岁。
二、青年从军入行伍
张世蕃是我同乡,也是我在中心小学的同学。我没上六年级,张世蕃上完六年级毕业。张小学毕业时,恰逢好友陆晋初从武汉回乡探亲,力邀张世蕃去武汉报考禁烟督察处巡缉团学兵连,说是待遇好,给钱多。张将这一消息告知我,邀我一同前往。我一听,这是求之不得的差事,便一同前往。
到了武汉后,我们一同参加了巡缉团学兵连组织的考试。考试很简单,稍微有点文化,能写篇像样文章就行,所以我们很顺利就被考取了。录取后,我先在学兵连受训三个月,然后分发到巡缉团补充营三连当禁烟特种兵,负责禁烟缉私工作。
那时候鸦片盛行,吸鸦片的人很多,种植鸦片、买卖鸦片的人也很多。国家为了禁止鸦片,防止鸦片走私,设立了专门的禁烟机构——禁烟督察处。我是禁烟督察处巡缉团的一员,部队番号是巡缉团补充营第三连,任务是在鸦片走私的重要通道设卡巡查,查禁鸦片。因为当时来自四川和云南的川土和云土是鸦片的重要来源,所以我们在湖北宜昌和贵州铜仁等地设有专门的缉私关卡。
我先在宜昌工作,宜昌是四川烟土走私的重要通道。为了防止四川的鸦片从宜昌出口,我们以班为单位设卡,日夜巡查。但是烟贩们在烟土的暴利下依旧铤而走险,成群结队、黑夜走私,非常猖狂!并且有枪支护送。在禁烟过程中,我们经常与烟贩发生直接对抗,但是相比我们而言,他们人少枪少,所以不敢主动打。在宜昌一年多时间,我们缉获的烟土甚多,收效很大。部队会在我们每次行动结束后,给我们发一些奖励金奖励我们,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不等。那时候钱还值钱,而且发的都是银元,所以我们的生活待遇还是很不错的。手里有钱后,我偶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回去,接济一下家中父母。
1936年,部队被改编为巡缉支队第一中队,调防贵州省铜仁市。
我们的部队先由宜昌出发,乘轮船顺江而下到武汉,接受改编后再坐船经洞庭湖到常德,转坐汽车顺湖南沅江直上,途经玉屏、遵义等地,最后到达贵州铜仁。该省地瘠民贫,生活艰苦,当地民谣有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我们沿途目睹山区现状,确实如此。
到了驻地后,当地中学聘请我们去给学生当军训教官。光阴似箭,屈指已有年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倭寇疯狂侵略我国土,全国人民忍无可忍,一致奋起抵抗。我在大后方听到前线传来的消息,更是义愤填膺、忍无可忍,遂决定抛弃在贵州的平静生活和优厚待遇,请缨上前线杀敌,以尽匹夫之责!
三、抗战请缨上前线
1938年2月,我和一同调防贵州的同乡同学高立中、张世蕃二人决定同去武汉前线,杀敌卫国!我们三人在铜仁乘民船,顺沅江直下抵湖南常德,又乘轮船经洞庭湖入长江,到达武汉。此时的南京、上海已经沦陷,武汉也正在经受日军的狂轰滥炸,楼毁人亡,惨不忍睹。
我们到武汉就是想参加抗战的,这时候正好遇到从淞沪前线撤下来的陆军13师在汉整编。为了补充兵员,恢复战斗力,13师在武汉成立了战时干部训练班,招募有志青年从军杀敌。训练班分军官和军士两个队,我和高立中、张世蕃三人报考了军官队。录取后,我们三人被编入军官队训练了三个月。训练内容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整顿勤务,以及初级军官在排、连协同作战中的指挥技巧和任务。三个月后,我被分发到该师的74团3营8连一排任少尉排长,连长夏伯成,团长余跃龙,师长朱鼎卿。
我们的部队驻防于武昌京口,负责构筑防御工事,保卫大武汉。六七月的武汉骄阳似火,暑气袭人。为了赶工程进度,全连日以继夜高强度工作,不少人因此感染上痢疾。那时候医疗条件差,防疫条件也不行,不少染了病的士兵因此病死。我也受了传染,发高烧,不省人事,还险些掉入江中,所幸被发现后及时抢救。我从鬼门关回来后,被抬至野战医院治疗,打针、吃药、洗胃,住院20余日。病虽治愈,身体却因这场大病饱受损害,枯瘦如柴,不能工作。此时日寇逆长江而上,水陆空协同作战,对武汉步步逼紧。我军虽节节抵抗,但武汉已经危在旦夕。经团长批准,我办了停薪留职,回家休养,想等康复后再归还建制。可惜到家未及一月,武汉就已不幸沦陷。
我在家休养数月,身体才告复原。本准备归队工作,但因敌军阻隔,此时已经探听不到第13师的下落,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蛰居在家期间,我去找了黄埔八期毕业的同村亲戚叶蕃,他此时正在县里当区长。叶蕃介绍我到本县的石桥铺当警长,暂时安身。在石桥铺工作三个月后,乡长汪伯潭、书记叶慎伯又调我到县办战时干部训练班受训。三个月训练期结束后,我被分发到县自卫一中队当少尉分队长,负责县城的防御任务。
1939年春,国防部派员到沦陷区招收知识青年,组织入伍生团。沦陷区的青年只要通过考试成为入伍生,再经过三个月训练就可以报考黄埔军校。我认为这是正当出路,就在得知消息后不久辞掉分队长职务,专心参加考试。
四、学在黄埔十八期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干部创建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抗战期间,为了满足对日作战的需要,黄埔军校先后在成都、西安、昆明等地创建了九所分校,作为培养抗日军事人才的摇篮。我立志报国,所以当知道入伍生团正在选拔黄埔军校预备生后,马上选择了报名。我和黄埔的结缘,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报名入伍生需要有高中文凭,我没上过高中,所以只能以同等学力报考。这次考试,英山、罗田、浠水三县共有三百多人报名参加,罗田有五十多人。考试内容分为作文、历史、地理、时事、英语、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等科目,很多中学内容。我在罗田只上过小学,所以考试时候毫无把握,只能是姑且一试。考试那天我写了作文、历史、地理、时事4门,其他数、理、化、外语各科都交了白卷。我觉得录取大概是无望了,但结果三县一共录取一百人,罗田就有四十多,我榜上有名,因此欢喜至极。
要离家上学了。我们由教官率领从湖北罗田到安徽立煌(今金寨县),又行经河南商城、潢川、驻马店等未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十余日后到达鄂北老河口,再到谷城县的盛家嵻镇入伍生第三团驻地受训。
第三团全团1500人,团长张权黄埔军校毕业,其他教官也都大学毕业或留洋归来,因此水平很高,知识丰富。我们刚到驻地没多久,就遭遇了敌机空袭,同学死伤数人,剩下的被迫迁往南漳县山区暂避数日。回防后,我们借住在地主家,房屋虽然宽大,但是无桌椅、无床,睡觉只能打地铺。
战时的物资维艰,一切都因陋就简,我们穿粗布衣,赤脚草鞋,吃高粱小米蚕豆饭,生活非常艰苦。上课也没有课堂,笔记只能用50公分的方板书写。前线紧张,国家把物资都支援了前线,再加上敌军阻隔、交通不便,物资经常不能按时供应,以致夏季五月我们还穿棉衣,冬季十月还以短袖衬裤御寒。老话说的虱子多了不痒,但是一到冷天虱子就特别多,要就着太阳地脱衣捉虫子,很难受。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
1939年10月10日,国庆节,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视察,通知所有入伍生到老河口中山公园听部长训话。盛家嵻驻地到老河口有30华里,规定我们上午8时准时到达。我们早起跑步按时到达会场,但是视察的长官一直到10时才来。当时的天气很冷,白霜如雪,同学们身穿的还是短袖、衬衣、短裤,虽然年轻体健,也难支持。为了取暖,我们只好原地跑步,以增加体温。10时,长官开始训话,勉励同学们要刻苦学习,增长技能,锻炼身体,毕业后好赴前线打败日寇,救生灵于水火。还勉励我们同仇敌忾,奋发图强,要争做民族的英雄等等。长官视察时,见同学们仍穿短衣裤,非常关心,每人发给一元银洋改善生活,而且很快我们的棉衣也到了。
入伍生本是黄埔军校的预备生,但是在这里受训年余,平日里只复习高中课程和学习基本军事知识,却一直不见军校来组织考试。再加上生活这样的艰苦,使得一些同学心灰意冷,不少人逃跑。
1940年6月,四川成都黄埔军校来盛家嵻招生,全团1000余人,我幸被录取。
录取后,我们由教官带领从盛家嵻步行前往成都。同学们发给生活费,每日自由步行60华里,然后到达指定地点宿营。途径河南南阳时,我们参观了卧龙岗三顾茅庐胜地,瞻仰了诸葛武侯祠,向先贤先烈致敬;行经洛阳故都,还未及参观花城,我们即乘火车经潼关去西安古城,路上突遇敌机轰炸,同学一人死亡,数人受伤。热血青年,尚未报国,身却先死,想来令人感叹感伤!随后,我们由宝鸡步行到汉中,再到广元宿营过中秋节。在广元休息一天后,我们翻秦岭、走栈道、过剑阁,继续向成都进发。最终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美誉,抗战时也是中国大后方的重要堡垒之一,战时黄埔军校本校即设于此。成都有东西南北四个校场,黄埔本部设在北校场,一总队分驻青羊宫、草堂寺和西校场,二总队在南校场。我在通过黄埔复试后,进入十八期二总队学习,就在南校场。军校管理森严,各大门都有兵卫守岗,成为军校学员后,平素若无长官假条,无法外出。
我从罗田当入伍生算起,前后共通过五次考试才被黄埔录取。进入黄埔后,新生首先要受三个月训练,每天四点半起床,半小时跑步,两小时操场制式学习步法,非常严格。尤其慢正步最要命,不合规格就拳打脚踢,还必须绝对服从。我们同学张大任训练时被班长打伤,住院不治而死。
平时吃饭,我们就是一日两餐,上午九点吃早饭,下午五点吃晚饭,吃不饱。学生虽然按国家规定是上等兵待遇,一天一斤半米,但是七扣八扣,到了学生这儿只有三两米。一天三两米,都是一二十岁的学生啊,哪儿能吃得饱?都是经常挨饿的。抗战期间苦得很。
三个月后分科学习,我在步兵科。晚上练习单双杆、跳木马、走天桥等课外项目,白天学习数理化、政治、时事、战略、战术、外语等课堂内容,以及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和测绘地图等军事常识。操场演习还有针对实战的班排连攻防战术和实弹射击、行军演习以及夜间紧急集合等项目。除了这些日常学习,学校每到星期日还会统一检查学生内务,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以及枪支保养不合格者,不准放假。
那时候苦,学生手里也没什么钱,每到周日的娱乐活动就是到电影院里看场电影,不给钱。老板有意见,我们后来妥协了下,来之前知会老板,然后由长官带队,全副武装来看电影。所以到我们来这一天呢,电影院停演,光学生看,一星期一次。
我们那时候还要早起升国旗,读总理遗嘱,唱国歌、校歌,训话。
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蒋介石虽然是我们的校长,但实际主事的是我们教育长陈继承,后来是万耀煌。在黄埔两年,蒋介石就来过我们学校一次。他来看学生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看,个个都看,很注重。
1943年,我毕业了。这一年,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
五、再上战场杀敌寇
毕业那年,在安徽立煌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来电,要五个军校毕业生前去报到。我和罗田同乡陈吉森、郭纪以及两个安徽同学王勇、刘子端应招前去。
安徽省会原是安庆,1938年6月沦陷。为了支撑安徽的抗日局面,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宗仁,把位于皖西大别山区的立煌县打造成战时安徽省会,以钳制日军行动。
我们到立煌后,陈吉森、郭纪二人被安排去172师当排长,我和其余两位同学留在司令部做参谋,负责保卫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在司令部当参谋的时候,我们见过李品仙,他是司令,上将,但对我们还蛮客气的。我们参谋室分作战和征兵几个处,我在作战处,是作战参谋,少尉军衔,后来升中尉。
为了上前线杀敌,我主动请缨从司令部到172师任连长。有一次,我们奉命到下塘集突袭日军的一个小分队。当时正好是阴雨天气,我们利用天气和夜色掩护,先把日军的电话线和通讯设施捣毁,然后炸碉堡、突然袭击!全歼了一个日军小分队,共几十人。我胜利而归,因功升营长。
我们在金寨守了两年,大部分时间和日军相安无事。日军如果来进攻,我们就依靠大别山地形和依山修建的大批明碉暗堡相配合,积极阻击。我们的防御工事修的很好,碉楼、暗堡、交通壕,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互相支援。我们在山里,敌军不容易进来,如果他们来,我们就把他们打回去。
1944年,日军从六安苏家埠方向出发,妄图进攻立煌。立煌是我们指挥部,日军使用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配合飞机大炮,轮番进攻。我军利用事先做好的防御工事,依托有利地形,与敌人做殊死战斗。日军有飞机大炮掩护,我军有地形掩体之利,双方激战数小时,均伤亡惨重。在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之后,我军从偏僻小路包抄,日军被迫撤退,我军乘胜追击,敌军大败。此次战斗,我军打死一个大尉,击毙官兵五百余名,缴获大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六挺、步枪百余支、弹药一千余发。我军亦死伤三个连长、四个排长、士兵千余名,以惨重代价完成防御任务。
1945年,我累功至少校参谋。为响应中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安徽省成立青年军独立第一团,在六安毛坦厂训练。我被调往该团搞训练计划,帮助编制教育科目。原计划将该团训练三个月后,调往印缅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岂料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真是万分高兴!
青年军独立第一团训练结束后被改编为宪兵团,调往南京接受宪兵训练。我和副团长任大庸被调往江苏连云港,负责遣送在华日本人。日本人归国要乘船,乘船的时候被严禁携带任何武器和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按次检查完才能登船。
我在连云港的任务完成后,又回到原来部队司令部工作。
六、风雨人生咏晚晴
1948年,上级调我至安徽芜湖市工作,我所在部队的司令部也迁至芜湖,负责长江防线。
1949年5月,中共第二野战军在安庆附近渡江,夜袭芜湖。芜湖守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向南溃退。解放军一枪未发,占领芜湖。我看大势不利,就和妻子在原地等待,听候处理。第二天,城里贴出安民告示:“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民心就此安定,我也心安向二野投诚。
共产党政策宽大,指示投诚人员每天到司令部学习四小时,食宿在家。干部宣讲政策时,态度也和蔼,毫无敌意,指示我们要好好改造,为人民服务。共产党说量才任用,既往不咎。我因为妻和子不能生活,自请回湖北老家生产。蒙准所请后,发给证件和路费放行。
我们从芜湖沿长江逆流直上,行至安庆时,敌机空袭,投弹十余,幸未命中。到县后,我主动去公安局登记,交投诚证件存案,回家生产。
少年求学、青年从军,壮年与日寇搏杀。兜兜转转多年,最终又回到了罗田这片土地上。可喜的是,双亲犹在,百战之余,还可以回家侍奉二老,可称喜事。
1951年土改,政府调我当夜校老师,参加土改工作。写标语、搞宣传,造土改册,丈量田地,歌唱文娱、编演话剧,搞得都有声有色。政府嘉奖,我被评为模范,红花佩戴。
1954年,国家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政策。我被调到大河岸粮管所当助征员,负责粮食收购。工作三年,领导满意,功绩可嘉。可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留用,最终只好回家生产。
光阴荏苒,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九十多年,行将就木。在身强体壮,风华正茂之时,未能施展所学贡献祖国于万一,诚为终身遗憾。
责任编辑:蒋晨锐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抗战老兵,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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