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考尔：在世界大战废墟上重建意义的思想者

克拉考尔（1889-1966）不仅是德国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更是20世纪闻名于世的电影学者，也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启蒙并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西奥多·阿多诺，与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保持着终身友谊，而瓦尔特·本雅明用“拾荒者”一词高度评价了作为记者、社会批评家的克拉考尔。

克拉考尔早年做过《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时事评论员，写过小说，并以哲学论文的形式写文学评论。因持续撰文对纳粹进行批判，他于1933年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移居美国后，他任职纽约现代博物馆，专注于电影史和电影理论方面的研究。

克拉考尔的写作是多维的，而他本人也是难以归类的，他不是单纯的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更是多面向的思想跨界者，写作是其跨界的重要方式，而对现代性的反思贯穿着他的智识生涯。

在此次克拉考尔的早期代表作《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和《侦探小说：哲学论文》出版之际，电影研究学者杜庆春、德语文学研究专家胡蔚以及克拉考尔作品的译者黎静，与8月26日在北京外研书店展开对谈，内容涉及电影学、社会学、德语文学与哲学等角度，阐述他们所理解的克拉考尔，向读者呈现一位知识人的跨界人生。

胡蔚：克拉考尔的创新来源于这一代人的焦虑

克拉考尔1889年出生，和思想家本雅明、布莱希特、托马斯·曼、里尔克、茨威格都是同一代人。“他们有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胡蔚说，“他们在相当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战，这是一场幻灭。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行为动机，似乎都源自一种救赎的焦虑，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生活、生命的意义。克拉考尔一辈子开拓了很多‘未知领域’，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关系，比如他一会儿关注‘侦探小说’，一会儿又去做城市雇员的社会学田野报告，过几年又开始研究电影。他很多的创新、开拓，其实都来源于他的焦虑，这是一代人的焦虑。”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20）曾经影响过克拉考尔，其中将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诊断为‘被神所弃的世界’，新时代的人是‘先验的无家可归者’。其实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本雅明，同为左派阵营的卢卡奇、布莱希特，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病里面的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废墟时代，寻找救赎的可能。克拉考尔的最后一部书稿叫做《历史：终末之前的最后一些事情》，关于历史哲学。本雅明晚年也有著名的一篇论文关于历史哲学。他们最后还是有救赎的焦虑，当一切的意义都丧失以后，上帝早就死了，所有的意义失效了，所有的联结断裂了，到哪里去寻找救赎？克拉考尔找到的可能是，如‘拾荒者’般捕捉庞大理论体系缝隙中漏下的微光，找见浮尘，那些无法用概念归纳的，不易察觉的、转瞬即逝、碎片式的日常经验。这也是受到了胡塞尔和齐美尔的影响，‘从一个最小的偏门里也可以登堂入室，直接抵达人类本质的核心。’”胡蔚说。

黎静：克拉考尔是魏玛时期的一个接收器

“克拉考尔是魏玛时期的一个接收器。”黎静这样形容克拉考尔，“他非常敏感地接收这个社会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通过一种直觉来创作。”

《雇员们》这完成于1929年，克拉考尔当时是《法兰克福报》在柏林的编辑，他用了大概十周做社会调查。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正好是德国社会急速右转的时期，雇员人数庞大，在公共生活里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克拉考尔的这本书反响非常热烈。《侦探小说：哲学论文》写作于1922年到1925年，他把侦探小说里各个要素当做章节来排列，把社会的风吹草动、所有信息聚集起来，用侦探小说的理论来呈现。

克拉考尔利用《法兰克福报》这个阵地，把所有流行文化的产品放到读者面前。《法兰克福报》是左派报纸，关心的多是严肃议题，政治、法律、哲学之类，受众也多半都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群。克拉考尔把流行文化以及新的公共空间——比如街道——放到了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新的都市空间产生了。但是到他写作《雇员们》这本书时，也就是1920年代末，他对流行文化持批判态度。由于德国国产影片拙劣地模仿好莱坞，以及因为在魏玛的稳定时期，大量引进美国电影，所有的电影观众都投入到感官刺激当中去，麻痹了观众。

“他分析纳粹之所以会上台，就是因为这些产品麻痹了大家，尤其是在经济困难，国内有危机时，所有倡导民粹主义电影都会受到特别追捧，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整个德国民众的心理，都是指向希特勒的。”黎静说。

“《雇员们》特别重视雇员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女孩对时尚的需求，或者雇员周末的休闲。”杜庆春认为“他做这个调查的起点是哲学意义上的，跟本雅明一样。即当下为什么是有意义的？日常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时的整个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变化，在资产主义释放出那么大生产力之后，那么多人卷入一个表述的历史，你只有作为一个主体意识的构建者，当下和日常才有价值。”

杜庆春：克拉考尔将电影带回了现实世界本身

作为电影学者，杜庆春从学术角度评价了克拉考尔的价值：“他很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了学院学术一直不愿意进入的领域。二战后，在高等学院里，电影研究和教学成为一个新起的板块。大部分以前有比较好的学术训练的人其实不愿意做电影理论，所以克拉考尔关于电影的这两本书突然受到特别的重视。学术界需要他来填补空缺，他出来了。”

在杜庆春看来，克拉考尔对中国的启发是，需要严肃地处理大众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做意识形态立场的辩论，因为任何的大众文化产品都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中国在1980年代的时候，需要把电影和日常生活重新嫁接起来。1980年代时，最卖座的是《少林寺》这种电影。学术圈要为讨论“文革”电影找一个更为有力的支撑，于是引入了两本书：一本是巴赞的文集，一本是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克拉考尔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让电影和意识形态分离的愿望，因为克拉考尔将电影带回了现实世界本身。不过到了现在的电影工业时代，有关电影的讨论大概就止于票房了，克拉考尔几乎完全被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