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班农走了之后会怎样;薛定谔的移民

季寺

2017-09-04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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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走了之后会怎样

班农
本周,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发文,认为班农离去后,“班农主义”可能仍将延续。
在美国自由派眼中,特朗普总统太缺乏学识,无法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班农填补了关键位置——邪恶的天才、充满仇恨的理论家、大师级操纵者、班农“总统”。他的离去在感情上留下缺口,也在意识形态上令人困惑。这是否意味着白人民族主义者输了?倘若如此,是否都要停止害怕和厌恶特朗普总统了?
拉赫曼认为,尽管班农离开了白宫,但他曾代表的威胁不会消失。这些威胁可以归纳为三类战争——贸易战、内战和世界战争——这样说虽有些夸张,但情有可原。这些威胁没有一个会因为特朗普首席战略师的离开而突然消失。因为它们是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和国际紧张的产物——班农利用了这些紧张,但并没有发明它们。
要理解在班农离开白宫后,“班农主义”为何会继续存活,甚至可能得势,需要逐个考虑每一个“战争”威胁。
班农被炒之际,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等美国保守派评论员公开撰文谈到“第二次内战”的可能性。由于之前班农被普遍视为白宫内部白人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他的离开令人希望:特朗普现在可能与极右翼撇清关系。但这不太可能。
尽管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暴力事件发表的评论引发普遍愤怒,但美国总统或许再一次准确读懂了政治情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最近一次民调显示,68%的共和党选民同意他的观点,即“双方”都应该为夏洛茨维尔的骚乱负责。这表明,白人的愤怒比边缘纳粹团体在街头展示的深刻得多,也普遍得多。特朗普将继续引导这种愤怒,这将起到扩大美国社会危险裂痕的效果。美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仍然极小。但是,伴随着街头暴力和国内恐怖主义的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这种局面很可能出现。
尽管班农很可能会排斥“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但他肯定承认自己是经济民族主义者。正如他在接受《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采访(实质上是他的临别采访)时所表明的那样,他认为美国已经与中国处于一场“经济战”。尽管有人认为班农离开白宫标志着以加里·科恩(Gary Cohn,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为首的“全球主义者”的胜利,但各种长期趋势将为班农式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沃土。
还有就是真枪实弹的战争威胁。在这一点上,尽管班农在声誉和言辞上都咄咄逼人,但他实际上可能是温和派。在最近一次采访中,他讥讽了他在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手们发出的先发制人打击朝鲜核武计划的威胁。班农还反对向阿富汗派遣更多军队。特朗普和班农高举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旗帜源于孤立主义,这使得班农不那么倾向于支持美国广泛的安全承诺——而他的全球主义者对手拥护这些承诺。
尽管关注班农这样的争议人物很有意思,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正在国内外破坏美国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班农本人离开中心舞台很久之后,班农主义很可能仍会得势。

薛定谔的移民
近日,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托恩(Robert Rowthorn)和由学者和记者组成的《差别》杂志联合创办人大卫·鲁齐奇卡(David Růžička)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文,用“薛定谔的猫”描述人们对移民的刻板印象。
当中东欧领导人试图解释为什么不愿接受难民时,他们往往给出相互矛盾的理由。有些人坚称难民从本土居民那里抢走了工作岗位,暗指难民工作勤奋;而有人却抱怨难民依赖福利,暗指他们几乎不怎么工作。
比方说,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是前一种说法的支持者。2015到2016年间,奥尔班政府斥资超过5,000亿欧元(合5,900亿美元)投入反移民广告,其中包括设立广告牌警告移民不要抢夺本地人的工作。
恰恰相反,捷克前副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内政部长米兰·切瓦尼和前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等政界人士将所有难民和移民描绘成死死盯住慷慨福利待遇的不速之客。按照现任捷克总统米洛斯·泽曼的说法,这些福利寻求者可以全部被划入“穆斯林”这个简单的分类中。
由于这些对难民完全相反的描述,“薛定谔的移民”这个流行文化基因开始在中东欧形成了。
图中是2014年各个国家的人认为移民创造还是抢走工作的比例。蓝色表示创造工作,灰色表示抢走,橙色表示都不是。
欧洲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欧洲人很难就难民和移民究竟是抢走现有工作还是创造新的工作(参见上图)形成一致的看法。由学者和记者组成的Odlišnost (差别)杂志,为确定1990到2015年间移民对欧洲和中东本土工人的影响,回顾了20项实证研究结果。总而言之,没有找到多少证据来支持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合理数量的难民和移民剥夺了本地出生的劳动者就业机会的说法。
当然,很多不相信移民抢走本地工作机会的人仍然担忧新来者无法贡献足够的税收。这样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切实存在的。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很多受教育程度不太高的劳动者,尤其是女性,能够导致移民群体收入和总体就业率的下滑。
但无论移民技能高低都能为东道国劳动力的有效分工作出贡献,因为文化差导致使他们很难与当地人展开竞争。研究成果表明在薪酬方面,来自临近国家的移民会造成低技术本地人工资出现轻微下降。而来自遥远国度的移民则不存在这样的负面影响。
移民往往比自己的同胞接受过更多的教育。2015年在奥地利,申请庇护资格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人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与本地人是基本相同的。有鉴于此,来自遥远国度的移民实际甚至有可能比邻国移民对经济做出的贡献更大。
鲁汶大学经济学家多克尔及其同事一直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移民对东道国预算、工资和消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在一项即将发布的针对1991到2015年间抵达20个经合组织国家移民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本地人似乎从移民的贡献中得到的好处很大。
即使第一眼看上去,反移民政客常常提出的难民和移民来到欧洲国家就是要利用它们的社会福利计划的论调也是非常奇怪的。德国和瑞典往往被认为是移民福利最慷慨的国家,但抵达欧洲的移民也并不都是前往上述两个国家的。2016年,叙利亚人的确逃往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但厄立特里亚人却往往前往瑞士,而许多阿富汗人则向匈牙利提交庇护请求。
认为难民可以被更快更宽松的庇护程序所吸引似乎是有根据的。但研究结果却一再未能证明福利供应和难民目的地选择是有联系的。难民对不同国家庇护政策所掌握的少的可怜的知识往往来自于传闻,也就是来自毫不关注他们利益的走私者的道听途说。
本土政客无疑会将“薛定谔的移民”视为自由的杂役承担者。但只要本土主义者躲藏在流行经济学理论背后,这样的文化基因就将始终活跃着。作者认为,应当让趋利避害、而不是政治恐惧决定移民辩论的结果 。
责任编辑:李丹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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