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⑫｜黄埔老兵徐凤雄：追寻父兄的足迹抗日救国

【编者按】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口述人：徐凤雄

采访人：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陶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苏州市解放新村小区

整理人：陶健

一、满门忠义

我叫徐凤雄，1925年生于江苏苏州，公历是10月25日。我后来解放以后自己取过字，单名骏。很多人见到我只知道我叫徐骏，不知道我的本名，徐凤雄这个名字工作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取这个字是为了简单点，方便。小时候住家住在苏州大石头巷13号，就是现在的市公安局的位置，本来是6号，后来13号，再后来17号，没有搬只是号码变了。

我父亲叫徐康明，他小的时候叫徐震新，没有号，一直用康明这个名。他是自学的画画，跟徐悲鸿是本家，两个人一起学的绘画都是自学成才。我父亲后来到上海去，就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做教师。因为跟刘海粟有点矛盾，徐悲鸿和我父亲就退出来不干了。

那时是民国初期，他们参加了辛亥革命。我父亲是苏州最早的国民党员，他参加过国民党筹备委员会委员，还是筹备委员。离开上海美专后，父亲就去了安徽教书了，先是在凤阳，后在合肥、滁县。我们这个名字中间一个凤字就是凤阳。抗战开始后，父亲带着大哥二哥在安徽滁县省立八中读书。我父亲在那当训练主任，童子军的教练总团长，同时又是安徽省督学。后来我父亲带童子军新换了衣服，带着乐器喇叭去参加抗战。他带着一些年级大的学生，高中生去的，我大哥就是高中时和我父亲一起参加了抗战。二哥因为身体不好，有严重胃病，就寄养在安徽一个农家。他们就北上抗日，路上遇到了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胡宗南看到我父亲带着一两百人，问干什么。我父亲就说参加抗战。胡宗南说你们要参加抗战的话就跟我吧，你们没有经费，经费我来出。

我父亲在安徽还是有号召力，因为他是全省的童子军教练总团长，很多年级高的学生都跟着我父亲抗战。胡宗南就吩咐成立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经费完全由第一军负责，父亲担任团长。沿途招了有三四千学生，都是高中生，就这样一路到了西北。到了西安丰县住了下来，成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这批学生全部进第七分校。我父亲还带着有三四百女生，胡宗南说女生在军队里不大方便，还是你带着吧。女生单独成立女生队，我父亲担任队长，一直带到了毕业。

我父亲还认识卫立煌，当时卫立煌在一战区是司令员，把我父亲叫去了。我父亲就在卫立煌那里做第一战区的少将司仪，兼管河南省童子军干部训练班。卫立煌自己担任班主任，我父亲就当教育长，训练那些童子军干部。那时候卫立煌当时也是河南省主席。我大哥就在中央军校七分校第十五期毕业。那时候也不通信，偶然时候有一次通信，在信纸上面画了几条线，写了几个字，中央军校，写在信里面，我们看出来了，知道他在军校。

那时候我们弟兄四个。大哥叫徐凤豪，二哥叫徐凤章，我叫徐凤雄，我弟弟叫徐凤齐，我们都相差两岁。大哥跟父亲多几年，进了初中才去安徽。他后来改名字叫徐元俊。他后来在好几个部队，记不大清楚了。他是步兵，当排长、连长，后来调任国防部外事局，学了外语。他没去台湾，本来在苏州，后来去了南京，在南京电力学校当外语教师，教英语和俄语。二哥叫徐凤章，复旦大学毕业，从事土木建设，第七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享受国家国务院津贴。弟弟叫徐凤奇，后来精神病结果死掉了，他大学学的是物理系。

二、立志抗日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六岁外祖父去世回到苏州正好是暑假，母亲也没再回安徽，我父亲回到安徽教书。我们兄弟几个就在苏州念书，那时候我们弟兄四个。我在苏州读的小学，是平治小学，到小学毕业了就抗战开始了，轰炸就多了。我当时13岁虚岁，逃到了乡下躲避战乱。到后来苏州沦陷，12月左右才回到苏州，回到苏州家里一塌糊涂，东西都被砸掉了。

我后来到了上海，在上海苏州中专附中读书到毕业。高中考进了苏州中专土木系，土木科。我们在里面读一年就退出来了，转去了普通高中。我们当时数理化特别强，一跳跳到了高三，我们学过的东西普通高中学生都没学。从里面退出来一方面因为里面学校很复杂。里面有三方面势力，日本方面、汪伪汉奸，国民党三青团，还有就是共产党。那时候我没有主张，和要好的同学，他是思想比较先进，我就跟他一起活动。学生自发组织辩论会，辩论国家大事，各抒己见，闹得很厉害，我们几个被汪伪盯上了，没办法转学了。

我还在念初中时就立志抗战，在苏州时就是避开日本鬼子，不看见他们，因为看见他们要行礼。后来我就到上海读书了，在上海念到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8号，日军进入租界，我们结业了没有毕业。那时候我高三，还差半年就毕业，学校停办了发了一个结业证书，拿着这个结业证书回到了苏州。跟母亲商量全家一起到西安去了，那时候我十七八岁。我立志进军校，一路走到西安，在路上能走就走，叫了车子我也不坐，锻炼自己。到了洛阳以后，才知道我父亲已经离开洛阳了。他当时去了重庆国立劳作师范，那时候他当训练主任，还不是校长。不久后校长过世了，就我父亲继任校长。大概1943年吧。校长没当多久，抗战就胜利了。

三、军校报国

我到了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十九期。那时候我虚岁18，秋冬时候到的，冬天就进学校了，先是在七分校做校对员，校对稿子，都是中学课本。同事都没上过学校，私塾出来的，英语什么都不会，就我一个人会，所以他们妒忌我。后来我就走了，就离开了。里面有个组长是我大哥同队同学，他给我介绍到校本部去考试。

我一个人单独考试，都是中学的文化课，英文、国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都考。考数学是因为我们工作很重视数理化。作文有，随便考一考很普通的，也没有面试。

当时考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一个四五十人的大办公室，星期天一个人都没有。考上后暂时把我放在第三队，结果又调到第一队。到了才知道第三队是骑兵队，第一队是工兵队。结果我在工兵队名字上面有个蓝颜色的勾，我就问我们的区队长我名字上面怎么有个蓝勾。他说你们有十个人，都是数学好的，准备炮兵队成立调你们去炮兵队去。当时我很高兴。谁知道刚好那时候调一个总队长来，是工兵少将，工兵出身。他看了名单说怎么有十个人名字有蓝勾，人家说准备调到炮兵队。他说不行我们工兵也要好的。我生气了就赌气不干，刚好那时候扁桃腺发炎住在医院。医院也没有办法开刀，也没用器械，我就住在医院，不出院。总队长问了医生，医生说我们没有机械不好开刀，也不好出院。总队长没办法，我说你干脆调我步兵去吧，工兵不干了。

后来就调我去了步兵队，是19期步兵队。在军校时武器有步枪、机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60炮，都是学校的。学校里还有轻机枪捷克式，德国的。在军校的时候，我住在农村的庙里。有的同学在窑洞住过，但我没住过。当时军校里也有人跑到了延安。毕业前我被分到了117师302团实习。

毕业后我就到了广西部队第七军，第一次当排长。1942、1943年升了中尉，之前当了四五年少尉。第一次是在大别山区和日军打仗。第七军那时候和第四十八军都是当时主力，这两个军属于第三兵团，兵团司令是张淦。我们军是李宗仁的老部队。当时人少的很，我们当时是排长，一个排应该编制四十八个，结果一个排只有二十四人，因为兵员补充不来。初期抗战时候死的人太多了，到我们当排长时候，连长才是第十四期的。十四期才当连长，我们当排长，人员补充不上来，一个连都半个连一半编制都不到。后来我就在部队待到1942年，还在第三兵团。第三兵团在白崇禧的附近，因为白崇禧在武汉，手下没有兵，就一个第三兵团是亲信，所以把第三兵团跟着他。后来一直在武汉附近，我调到了军部，在军事教导大队当区队长。因为补充不来，排长都没有，就培养军事干部当排长，我们被调去当区队长。到后来在溪水训练了一期军事训练班。他们毕业时我们带他们到了武汉，在孝感就解散后各回原部队。我当时还是少尉排长，回去后才知道升了中尉。1945年知道抗战胜利后，当时大家很开心，我们一起向天鸣枪庆祝。

(附注：徐凤雄已于2017年2月26日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