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高奇琦：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使命

关于“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使命”这个主题，我主要是希望回答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地位、条件以及肩负的使命。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和明白作为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潮流的美国到底有哪些优势。在我看来，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全”和“三互动”。“三全”是包括全生态、全场景和全社会。一，全生态。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是拥有最好的芯片，如电脑芯片巨头英特尔、IBM，手机芯片巨头高通，以及图形处理器（GPU）制造商英伟达。操作系统也同样如此，例如电脑操作系统Windows、OS，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IOS等。美国拥有完整的生态且相互之间开展竞争，除了这些巨头，其他公司也都参与这样底层架构的竞争。这种全生态的优势，中国在短时间内很难追赶，只能争取缩小差距。二，全场景。美国在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人工智能场景都有布局，如自动驾驶有谷歌汽车和特斯拉、金融领域有智能投顾Wealthfront和Betterment、智能医疗领域有Watson平台等。不仅如此，美国在这些场景都拥有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三，全社会。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意识，不仅仅是科学家和投资人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行为。当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更多是系统的创新。这种全社会的创新意识，为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互动”包括大小企业互动、军民互动、产研互动。企业之间、军民之间、产研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使得技术创新一直保持活力。一，大小企业互动。美国不仅拥有定义人工智能未来的大企业，同时又有很多小企业进行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活动。此外，大小企业之间一直在通过并购和交流进行互动，形成健康发展的互动关系。二，军民互动。美国大多高新技术都是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资助和领导下完成的，之后军事技术逐步转为民用。军事技术研发对于技术发展具有引领性作用，而民用技术的应用则会对军事系统带来新的支撑。同时，军事技术发展又能够引领产研之间的互动，这种产研互动不仅包括军事与民用之间，而且还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产研之间也形成良性互动。美国的优势是全方位的。

当然，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也有很多优势。首先，中国最重要的优势是拥有庞大而活跃的市场，因为这市场规模是全球没有的。一旦某个产品进入应用领域，中国的市场就很容易为这个产品积累大量的数据；其次，中国人勤劳勇敢的品质。与西方高福利国家相比，中国人拥有“白+黑”、“5+2”的勤劳品质，这让国外人既敬佩又感到恐惧；再次，科研队伍和研究水平。尽管中国在许多领域的科研不一定是全球最领先的，甚至很多人说国内的研究水平仅仅是在发文章。但辩证来看，发文章在科研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技术炒作骗得了公众，但骗不了同行专家；最后，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与美国的差距并非望尘莫及。随着中国优势的发挥和中国在该领域发力，中国甚至能够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并驾齐驱。

最后我们分析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障碍。第一个障碍，西方人的思维观念建立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上，是典型的“末世论”思维。西方人受到的文化熏陶是基督教文化，西方人跳不出这个逻辑循环。因此人工智能对人类的颠覆性影响会被看成是世界末日的又一展示，因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抱以悲观的态度。第二个障碍是隐私问题，或者说是个人权利的问题。目前人工智能最追求的发展是用数据去推动，没有数据进步的动力人工智能就会停下来。数据的获取则涉及到个人权利和隐私，如智能医疗就需要获取病人的医疗数据。由于美国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和隐私，因此当前美国智能医疗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病人医疗数据保护的问题。而中国人在隐私问题和个人权利方面与美国是有所不同的。第三个障碍是超人文化。美国超人文化与其个人英雄主义密切相关。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是由西方大公司来主导人工智能发展，那么最后就会变成技术超人的游戏，人工智能的未来就会掌握在技术超人的手中。这种垄断将导致世界多样性的丧失，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不具有道义的力量。

所以基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障碍，我们分析中国在未来突破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中国未来发展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是位置和文化。实际上，中国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地带。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工智能的希望。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太快，以至于发展中国家上不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而随着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本地化与全球性整合的终结，未来发展中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将更为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是望尘莫及，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可能是天壤之别。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能够伸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此外，中国文化具有破解西方文化难题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多元统一，另一个是开放。多元统一是指中国人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未来将会出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长期共存的情形。如果对中国的专家学者、投资人做一个采访，受访者多半会认为人和机器在未来会和谐相处。因为《周易》中的阴阳观、《道德经》中老子的辩证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认为物、人的造物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类可以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存。此外，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看来，科技一直在挑战神的领域，而中国没有宗教的束缚，可能会在技术发展上没有伦理负担。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开放。为什么中国人工智能爆发最重要的场景是基于人脸识别的安防，而西方的爆发场景是基于语音识别的智能音箱。这是因为中国人具有开放的特点，在中国人看来，相比于个人隐私，安全稳定更重要。为了提高社会治理的状况，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和隐私在中国人看来并非不能接受。中国人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研究智能医疗的专家看来，中国是研究智能医疗最好的国家，美国缺乏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医疗数据。只要政府和病人之间有很好的合作，那么医疗数据就能开放给医疗大公司和研究人员，而智能医疗的发展反过来又能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造福更多的人，从而形成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良好互动。

中国未来发展人工智能有三个重点。第一是做好生态。这就需要思考一个完整的生态怎么样形成，军民之间如何互动，开发者怎么和投资者互动，开发者怎么和消费者互动。如果投资者都抱着投机的心态，赚一把钱就跑，将对人工智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做好创新教育。关于创新教育，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很有趣：“人工智能将使中国教育优势荡然无存。”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明白其逻辑和指向。中国原来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将行不通。创新人才的教育不能仅仅依靠知识积累，教育必须超越知识。人类与机器的区别在于人拥有好奇心和现象力。第三是做好“三个互动”。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使得企业之间、军民之间、产研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中国既拥有如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人工智能巨头，同时也拥有科大讯飞、寒武纪等细分领域的颠覆性企业。2017年，中国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位军民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奠定基础。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相对稀缺，因此更需要将人工智能“产学研”协同发展作为发展重点。

最后我提出四个“智”：第一，跨智——跨媒体、跨界别的智能。第二，众智——用集体的智慧来实现问题的求解。第三，合智——将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第四，善智——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公平正义。跨、众、合、善分别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四个方向：一是技术趋势，二是社会趋势，三是人文趋势，四是伦理趋势。最后我做一个总结，AI就是“爱”，我们研究AI的目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

（本文为高奇琦在2017年8月28日由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趋势、风险与挑战”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经本人整理。首发微信公号：tansuoyuzhengming，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