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包伟民：如何理解并编纂地方历史

【编者按】2017年8月26日—28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活动。与一般高校经常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同，本次研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史志机构，常年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本次活动邀请到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并设有交流讨论、圆桌座谈等环节，让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史工作者充分交流，互相学习。这里选择了研修班上五场专家讲座，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报道，文章已由主讲人审订。

“区域史，也就是学术意义上的地方史，并不是简单的相当于解剖一个麻雀。解剖一个麻雀只是为了了解麻雀具有共性的生理特征，解剖了一个麻雀知道了其他所有麻雀。我们要做的是解剖麻雀、乌鸦、斑鸠……..各个不同的鸟，解剖出来，最后归纳出鸟的某种共同的生理特征。”第一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举办的专家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如是说。针对学者以及地方史志工作者在编纂、研究地方历史中的困惑，他重点阐释了“地方”与“区域”的概念，指出区域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并为文史工作者在“地方历史”编纂的实际操作层面提供了一些建议。

“今天中国的天气怎么样？”

包伟民教授说，自己2000年在韩国时经常被人问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天气怎么样？”这样的问题无法回答，东北下着倾盆大雨，广东却是烈日炎炎。何者能够代表中国？包教授举此例是为说明中国各地差异之大，从天气即可管窥一二。在地方历史的编纂过程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怎样把对地方具体的认识和文化的总体概念结合起来，包老师认为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现在许多地方在编通史的时候，往往是限制在现行行政区划之中的。但这种做法往往是不能反映很多重要历史问题的。政区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譬如浙江作为一个省区是从明代开始设置的，而浙江通史却是要从原始社会写起。其次就区域的整体性来说，浙北的杭嘉湖地区和苏南地区在历史上是分不开的。但是编写浙江的历史若涉及江苏，于现实来说却行不通。因此拿行政框架来限定地方历史，只能是一种无奈而又别扭的做法。包教授认为全国各地的地方史编纂都有这样的问题，经常就是拿地方材料往全国性通史的框子里面去填。

类同与地方沙文主义：“地方历史”研究中的两种趋向

什么是“地方文化”？包伟民教授认为目前以喊口号的方式来宣传所谓“地方精神”，还不如先对地方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归纳，然后做出一个学术性的提炼。学者需要做的是解释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形成背后的机理。包老师在这里引用了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的观点，地方为了显示本地区文化的历史悠久和优良传统，“不知不觉趋向于中国政治与道德的传统核心”，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大传统”。就像传统方志所描述的“耕读”传统，是已经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的对文化的理解，其实是大传统中核心的东西，所以就出现在各地志书的“风俗”部分之中。

包教授认为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陈支平教授所举的福建地区族谱修撰的例子来解释，“由于受到‘中原’这一带有强烈中国政治与道德象征意义的名词的诱导，人们不在‘中原’某一地方找到一个有名的祖先，似乎总是感到不踏实。而一旦有了‘中原’的有名祖先之后，哪怕这个名人与自己家族是子虚乌有的关系，这个家族似乎也就在福建树立了无可非议的社会地位。”陈支平教授在这里只是讲了一个侧面，这种做法在各地的族谱当中都有反映，“我们现在所讲的福建人也好，广东人也好，或者是其他中国南方的居民也好，实际上就是这样经过附会包装过的‘中原后裔’。这种与身具来的政治道德意识，不但对于现在人们研究区域历史产生影响，也必然对于古代人们在记述地方史实时产生影响。”

包伟民教授提到自己曾参加过一个地方文化座谈会，在会议上有人提到当地的特色就是街道沿河而建。但在包教授看来，这只能说是水乡地区城镇建设的共同特点，不能算作一地的文化特色。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一些人只知道其一地的情况，却不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以致于出现“自我中心”的地方沙文主义倾向。这种趋向的缺陷在于把地方与国家脱离开来，孤立地来观察地方，认为研究地方史就是要研究地方特点、地方典型。

包伟民教授认为，无论是以一个通史的大框架然后填入地方的材料，形成一个地方史，还是完全从地方看地方，其实都没法回答中国在哪里的问题。第一种做法，没有深入到地方的实质，没法真正反映地方历史。第二种则视域太小，没法看到地方与全局的联系，也就无法从“地方”归纳出“中国”的普遍性。所以，“中国”在哪里与“地方”在哪里，实际上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故而讨论“地方文化”，研究“地方历史”，应该从“区域研究”入手，选择一块区域的目的不在于区域本身，真正的关怀还在于“中国在哪里”这个大问题。

如何界定一个“区域”？

对于“区域“概念本身，包伟民教授做了一些界定。首先区域是同质的，具有共性，尤其在文化和经济这两个层面。第二，区域是在演变的。一些现在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区域在一定时期并不存在，最明显的莫过于上海。上海在历史上作为松江内部极为偏僻的一块，没有人会把上海单独拿出来研究，就是因为上海在此时还不具备自己的特色。它只是松江的一部分，而松江又只是江南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上海变成了东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才得以形成一个独特的核心区块以供研究。

另以明州为例，是否“州”的设立就代表明州作为一个独有的地理单位了呢？明州在历史上曾作为越州的一部分，怎样与越州分割？分界线在哪里？就政区而言，明州作为独立区块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行政区划的演变，不能用以界定“区域”。包教授认为界定“区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区域的核心地带，即所谓中心。中心不仅仅是指行政中心，指的更是经济中心。明州地区的发展与甬江、奉化江、余姚江三江平原地区的开发、盐碱地的改造以及当地淡水供应、交通格局的改变等等，都存在联系。另外还有贸易分界的问题，明州和越州之间的老百姓做生意去哪里交易？虽然由于资料不足，这个讨论最终也许无法得出清晰的界定，但从思考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尽管明州作为政区在唐代就已经建立，但作为独立地理单位“明州区域”的形成却有一个演变过程，需要讨论。

区域研究的目的——探索整体普遍性

研究各个区域是为了说明整个中国文化的特征和普遍性。包伟民教授说，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辨不同的事物，本质是为了说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但就区域研究来说，最根本目的是探索整体的普遍性，即整个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内容。解剖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表面看似在讨论地方文化特点，实际目的恰恰在于全局。因为所谓全局不是悬空存在的，必须要在某件事物中体现出来，这样才可以把地区特点和全国文化特征联系起来。

2016年包伟民教授带学生去江西考察时发现一处王氏宗祠，与其平素所知的江南地区宗祠很不一样，就是它的戏台并不正对着祠堂。在江浙一带，宗祠戏台往往正对祠堂，目的是唱戏以“娱神”。但江西这座王氏宗祠偏不如此，尽管当地人对此也说不出缘由，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必然有一个“说法”。此例可以说明，祠堂、唱戏是一个共性现象，戏台方向不同却是地方特色，而这种不同恰恰是学者要研究、解释的对象。

为了从更宏观的角度说明区域研究的目的，包教授首先引用了郑振满教授的观点：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发展的可能性与活力，所以需要先把通史体系放在一边，走到民间去搞调查、做区域社会史研究。此外包教授又引了赵世瑜教授的观点：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区域或地方，而在于通史。最后，从自身教学、研究经历出发，包教授提出要对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宋史框架进行重新建构，他认为今天学者的研究条件要优于那个年代，不但学术积累更为丰厚，研究手段、研究资料也更为丰富，尤其数据库的使用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对于旧题目，包教授认为极有必要进行重新的检验。

在传统的大一统框架下，人们总以为从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以后一切就都统一起来了。其实不然，包教授指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仅在军队和干部任命权两条线，其余则眼开眼闭。故而地方上其他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度量衡，甚至各地建筑的装饰品都可见其不同。

包教授以精辟的比喻说明了区域史研究的意义：学术意义上的地方史，并不是简单的相当于解剖一个麻雀。解剖一个麻雀是为了了解麻雀具有共性的生理特征，解剖了一个麻雀就知道了其他所有麻雀。我们要做的是解剖麻雀、乌鸦、斑鸠，各个不同的鸟，解剖出来，最后归纳出鸟的某种共同的生理特征。区域史的工作是从各个不同类型的地方中间抽象归纳整个中国的、普遍的文化特性，这个文化特性放到哪里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反过来说，各地在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上又是完全契合的。中国就在各个具体的地方，在各自的特征中间反映中国的普遍性，这就是学者强调的区域史研究的目的。

跳出“王婆卖瓜”的地方史编纂路径

最后，包伟民教授提出了编纂“地方历史”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一些建议。

首先，作为地方文史工作者，要对本政区的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浙江为例来看，浙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是有差异的，浙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也是各有不同，有紧有疏。

第二，对本政区与相邻地区的关系要有基本的了解。最典型的就是苏南和浙北的联系，如此就对本政区在中国“历史道路与进程的多样性”的全域中所处的位置有基本的了解。

第三，对于本地区的“地方文化”之归纳，明了其与其它地区、乃至全国性的文化共性之间的关系。跳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地方史编纂路径。归纳地方文化特征的时候，心里得有一个底线，地方文化特征的共性和差别在哪里。归纳“地方文化”的最终目的亦即力求从本地区的文化特性之中，发掘更多的能够体现中华文化共性的内容，尽管这种所谓“共性”并不一定是全国一律，也有可能是反映了某种较大的区域性的特征，例如江南、华北、草原这样的区域。

第四，为了弥补地方史资料不足的困境，从技术层面讲，用非本政区、但经济与文化上同质的区域的资料，来补充说明本地区的历史，在学理上是可行的。这就好比乌镇景区建设，通过从别处挪用了大量“江南市镇”景观的手段较为集中地体现江南水乡市镇的特点。在研究一定区域历史的时候，也可如此。

总之，地方文史工作者应该力求用全局的眼光来讨论地方历史。